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铭》原文、赏析和鉴赏

欧阳修

修见韩退之舆孟郊联句，便似孟郊诗，与樊宗师作志，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盖为师鲁文简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师鲁一见，展卷疾读，五行俱下，便晓人深处。因谓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尔，岂恤小子辈哉！

尹师鲁，忠义耿介之贤豪，文章才华之秀士，在北宋朝廷政治斗争的激流漩涡中，在文学运动的潮头浪谷间，走完了他坎坷颠沛，却也际会风云的人生历程，病故于贬所。年仅46岁，他临终没有卧在病榻上，而是伏在几案上离去的。

尹师鲁，名洙 (1001—1047)，河南 (今河南洛阳) 人。他是著名的散文家，文学上的革新者。宦海沉浮，文章际会，使欧阳修和尹师鲁成为政治、文学上的知交。对他的死，欧阳修怀有深切的惋惜与同情，在他死后的第二年 (庆历八年) 写下了情词剀切的《祭尹师鲁文》和《尹师鲁墓志铭》。

“墓志铭”做为一种文体，就其内容与形式而言，与墓碑 (或曰墓表)并无多大区别，只是二者的作用不同。志者，记也，兼有标志之意； 铭者，名也，兼有镂刻之意。是恐怕年代久远，墓地表面变迁，而使墓主人的名姓、生平被岁月淹灭失传而设的，埋于墓前三尺许的地下，所以叫“墓铭”。而墓碑则是立在墓前地面上，供后人祭吊而设的。

墓志铭一般分志和铭两部分，志是散文，记述死者的生平事迹，生年，寿考、卒葬日期及子孙世系。铭多用韵文，咏叹死者，寄托哀思。也有在志铭前记写作缘起的，叫“墓志铭并序”。

庆历五年秋七月尹师鲁被贬。七年四月十日病卒于南阳，靠朋友出资帮助，妻子于庆历八年将灵柩归葬河南。欧阳修作墓志铭，《尹师鲁墓志铭》完成后，遭到很多人的非议。遂宁府有石刻记载。尹师鲁的妻子张氏对志文的简略很是不满。新科进士孔嗣宗到颍州留居半月之久，找欧阳修辩论，指斥墓志铭的不是。欧阳修写了《论尹师鲁墓志铭》以释其意。据此石刻说，欧阳修曾将志文有所添换。但看墓志铭本身，浑然一体，了然无痕，全无添换迹象。这其间欧给孔嗣宗的书信却说：“……此不当辩，为世人多云云，恐尹氏惑之，故其妻子不是，故须委曲，近曾录寄范公，今录奉呈，为语尹氏。”从“故须委曲”四字看，他是对指斥做了某种妥协的。但在《与杜䜣论祁公墓志书》中又说：“尹氏子卒请韩太尉别为墓表云云，然则当时固无甚添换也。”《论尹师鲁墓志铭》 中有“……又恐太略，故条析其事，再述于后。”由此观之，或许他“录寄范公，今录奉呈，为语尹氏”的，就是这篇论辩文，这就是对尹妻张氏的“委曲”并有所“添换”了。文中又有“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无害，故勉徇议者添之。”似叙确有添换。这就是欧阳修碑志文章中“范(仲淹)碑”、“尹志”两重公案中之一案。

《论尹师鲁墓志铭》不仅一一解释了孔嗣宗的质问，同时，也就“尹志”的写作意图与特色提出了撰写墓志铭的一系列理论原则问题。欧阳修首先回答了关于志文过于简略的指责，并提出了墓志铭创作“文学简约”的原则。欧阳修的《尹师鲁墓志铭》比起尹师鲁之子请太尉韩琦(字雅圭)写的“墓表”，确是简略得多。但欧阳修在《论》文中指出，不能“但责言之多少”而“不考言之重轻”。

作者先总论一句“天下人识与不识，皆知师鲁文学议论才能”。既然天下人皆知，自然简略无妨。然而，简约绝非对死者的轻慢。他写师鲁的“文学之长”仅用“简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经，惟《春秋》可当之。”如此看来，他论“师鲁之文不薄矣”。“推其文学”仅用了“通知古今”，而“此语必求其所当者，惟孔、孟也”。他评师鲁之文学亦可谓不低了。述其议论，但云“是是非非，务尽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随”，“亦非孟子不可当此语”。这个断语也着实不轻了。说到师鲁的才能，只大略写了“师鲁历贬”、“深知西事”、“师鲁得罪”的经因与政绩，虽然简略，却“使天下人尽知师鲁材能”。

为了使志文简约，《论》文中还提到“互见法”。文中没有写“近年古文自师鲁始”，是因为“范公《祭文》已言矣，可以互见，不必重出也”。并举皇甫湜《韩文公墓志》和李翱为韩愈写的《行状》之不同为“互见”之显例。在志文中作者直接运用这一原则，没有写死者的家世，原因是“尝铭其父之墓矣，故不复次其世家焉”。

文章简约，选材必须精当。这是欧阳修提出撰写墓志铭的又一原则。他说“其事不可偏举，故举其要者一两事以取信”。在《与杜訢论祁公墓志书》中也强调“修文字简略，止记大节”。他解释说“上书论范公而自请同贬，临死而语不及私”，虽只两件事，几句话，却完全表达了对师鲁高尚品格的赞誉之情，“则平生忠义可知也。其临穷达祸福，不愧古人，又可知也”，的确，精当的选材果然成为传神之笔。

在论证并非“作古文自师鲁始”时，作者提出了态度严肃，论断准确的原则。这不仅表现在为“取信”而“举其需者”的认真选材上，也表现在对尹师鲁的评价上。他不认为“古文自师鲁始”，因为在师鲁之前有穆修，郑条等人以及“大宋先达甚多”。他坚持“若谓近年古文自师鲁始”才是实事求是的。给孔嗣宗的信中，辩之更详：“东方学生皆自石守道(石介)诱倡，此人专以教学为已任，于诸生有大功，与师鲁同时人也，亦负谤而死，若言师鲁倡道，则当举天下言之，不遂见掩，于义可乎？若分限方域而言之，则不可，故此事难言之也。察之。”欧阳修坚持实事求是，取信于天下，终不因死者亲友的质问，也不因是死者的至交而徇情，他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反对了唐宋以来的“谀墓”之风，这种“不虚美、不溢恶”的创作态度，使唐代大家韩愈也为之相形见绌。

面对“铭文不合不讲德，不辩师鲁以非罪”的指责，作者提出“《春秋》之义”与“诗人之义”的原则，亦即“文简而意深”的原则。他说“痛之益至，则其词益深”“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所以他认为前面写了“穷达祸福，无愧古人”则师鲁“必不犯法，况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区区曲辩也”。而这冷峻沉郁的叙述，却引起读者深深的思考。“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铭不灭”。十二字铭文不能再短了，并没有“号天叫屈，然后为师鲁称冤”，然而却深沉含蓄，其言有尽而其意无穷，婉惜与愤懑之情如冰冷沉重的铭文刻石，轰然压上读者心头。

这是一篇说理的议论文，论述周到精当已属难得，更难得的是论文也如墓志铭原文一样从头至尾充满感情色彩，浓烈的思念情绪充盈始终。随看他对文章简约的论述，对师鲁的赞颂也步步推向高潮。在论述其文学、其议论、其才能之后，笔锋一转：“此三者，皆君子之极美。然在师鲁，犹为末事。”如此高才算不了什么，师鲁的“笃于仁义，穷达祸福，不愧古人”才是其至高的美德。这便把对尹师鲁赞扬推到了极至。紧接着，他论述墓志铭写师鲁的“以贬死”其死后妻子困穷之状，欲使后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废死，至于妻子如此困穷，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责当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笔调如临万仞高崖落无底深渊，大起大落，更加重了“其为仇人挟情论告以贬死”的悲剧气氛，似乎使我们感到作者胸中汹涌翻腾的热血的波涛。

文章最后更是笔笔动情，也把说理推到极端。他说韩愈与孟郊联句“便似孟郊诗”，为樊宗师作志“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所以他为尹师鲁写的志“盖为师鲁义简而意深“——他所以写这样简约的墓志铭，完全是遵循师鲁之志的。他坚信他的作品好友师鲁是完全理解的，“唯师鲁一见，展卷疾读，五行俱下，便晓人深处”，“死者有知，必爱此文”。真是两心相印，知交的情怀，油然而生。为了维护自己的创作原则，以及对朋友的忠诚，文章以“所以为吾友尔，岂恤小子辈哉！”作结。感慨系之，言尽而意远，似又把读者带上尹师鲁艰辛的仕途，带到了贬谪的路上，带到了病危的几前……

《论》文的又一特点，是由其特定的读者对象决定的。对方并非政敌，而是作者的朋友，对死者有着同样深切的痛悼思念之情，这就决定了文章不能慷慨陈词，激扬文字，而是款款道来，娓娓动听，使人不得不承认他的论辩是诚恳的。开头便心平气和，“天下之人，识与不识，皆知师鲁论议才能……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条析其事……”完全是劝诱商量的语气。当回答“师鲁‘喜论兵’”的质问时，他不正面反驳，而说“言喜无害”“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又用问话的形式开导对方，难道“孔子言：回也好学”就是“薄颜回乎？”他的行文运用了类似“顶针”的修辞手法，“述其义”，“既述其义，则又述其学”、“既述其学，则又述其论议”、“既述其论议，则又述其才能”……层层递进，步步深入，使文章结构细密严谨，说理透彻，如剥茧抽丝一般。想来，经过半月的交谈，孔嗣宗应该是心悦诚服地离开颍州的。

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铭》是一篇难得的有关碑志文的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论述了墓志铭的创作原则，对宋以后的墓志铭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集文学家、历史家于一身，综合两个方面的要求，把史笔与文心结合起来，开创了后古文家“义法论”的先河。他以后的王安石、明朝的黄宗羲等人都对墓志铭的创作原则有所论述，很大程度上受到欧阳修的影响。

尹师鲁如九泉有知，大概会向欧阳修含笑而揖，赞赏他的古道热肠，感谢他对其未竟文学事业的执著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