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开学韩的失误

唐代文学家韩愈、柳宗元所提倡的“古文运动”,曾一度取得重大胜利，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衰微。宋开国之初，五代以来的骈文盛行，文章“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为肃清这股浮靡之风，柳开首倡“学韩愈，作古文”,开了宋初古文运动之先声。
柳开，字仲涂，大名人(今河北大名)。曾改名“肩愈”,字“绍元”,意思是以韩、柳的继承者自任。他早年即不满于时文的奢华浮丽，当有人责问他“处今之世，好古文与古人之道，其不思乎”时，他立即作《应责》来回答：“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意长短，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可见，柳开是师承韩愈，主张“文道合一”的，这对于扭转当时的文风，自然是大有裨益的。正是在柳开的影响下，“学韩柳、作古文”的热潮逐渐形成，浮靡文风受到一定遏制。
遗憾的是，柳开在学韩过程中发生了重大失误，以致走上歧途，给古文运动的发展平添了一段波折。柳开一开始就偏向文学的“道统”观念，但并未完全抛弃“义统”,基本还是符合“文道合一”的；二十四岁以后，柳开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专以“道统”自任，称“我之所得，不从于师，不自于学，生而好古，长而勤道”,俨然一副道学先驱的面孔。由于主导思想的变化，其文风也一改初衷，出现了大量与自己的文学主张相左的、辞涩言苦的作品。这就不仅是“搬了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且已完全背离了韩柳的主张。本来，韩愈提出“道”与“复古”,是为了文起八代之衰，对古代圣贤仅师其“是”;柳开则专以封建说教为能事，引导人们崇尚经术和道学，而完全忽视独立的思想性、创造性，给文学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总之，柳开在宋初首倡学韩的功绩值得肯定，但他在文学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却铸成了个人和历史的双重不幸。宋真宗以后，文人们对骈文的写作趋之若鹜，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