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原文、赏析和鉴赏

柳宗元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柳宗元谨上史馆： 今之称太尉大节者出入，以为武人一时奋不虑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尝出入岐、周、邠、间，过真定，北上马岭，历亭障堡戍，窃好问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人视之，儒者也。遇不可，必达其志，决非偶然者。会州刺史崔公来，言信行直，备得太尉遗事，复校无疑。或恐尚逸坠，未集太史氏，敢以状私于执事。谨状。

《段太尉逸事状》，选自 《店柳先生集》卷八。这是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后写的一篇人物传记，时年元和九年(814)。作者写此文的目的，是为给当时在京城任史馆编修的韩愈编修国史提供确实可信的资料。但因韩愈不久就离开此职，此材料一直未被采录。直到宋代，宋祁编修《新唐书》时，这些史料才派上了用场，宋祁的《新唐书·段秀实传》引用了本文的大部分史料。

段太尉，名秀实，字成公，汧阳(今陕西省千qian阳县)人，官至司农卿。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凤翔尹朱泚谋反，强逼段秀实作官。段反对朱泚称帝，在议事时用笏板击中朱泚头部，并怒骂他为狂贼，遂被害。德宗兴元元年(784)追赠太尉，谥忠烈。柳氏在文中称段秀实为太尉是表示尊敬。逸事，即佚事，散佚的未经史书记载的事迹。状，指行状，文体名，这种文体总述死者生平事迹，以供为死者立传所用的材料，是一种人物传记体裁。逸事状为行状的一种变体，只记录逸事，于死者世系、爵里、名实等均不详载。汾阳王即郭子仪，因平定安史之乱有功于至德二年(757)封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宝应元年(762)进封汾阳郡王。其三子郭晞，善骑射，随父征伐有功，曾任御史中丞等职，并一度在其父的军中兼任“行营节度使”。据《通鉴考异》考证：“据《实录》，时晞官为左常侍，宗元云尚书，误也。”

在本文中，作者以令人信服的写实手法，撷取段秀实的三件佚事，以此为主线结构成篇，塑造了他不畏强暴、廉洁奉公，爱国保民的光辉形象，歌颂了他同情劳动人民，敢于斗争的无畏精神，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唐时期军阀横行，盘剥日重，人民群众痛苦不堪的严酷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史料价值。

文中记叙的三件逸事，第一件是段太尉只身见郭晞，逼郭整饬军纪，制止部下的不法行为；第二件写段秀实卖马替农民交租，羞杀焦令谌；第三件是段秀实拒收朱泚所赠财物。这三件事从三个不同的侧面表现了段太尉的高尚品格。只身入郭营主要显示出段秀实不畏强暴、勇敢坚毅和沉着机智的品格，突出他的刚。当时郭子仪身为汾阳郡王兼天下兵马副元帅，有权有势，月俸二万缗，奴仆三千，府库珍宝如山，雄据一处，称霸四方。郭晞倚仗父势，居功自傲，纵容士兵作恶，胡作非为，连节度使都畏惧郭父的势力，“戚不敢言”，而身为泾州刺史的段秀实却敢于挺身而出，与郭晞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断然将郭军十七名为非作歹的士兵斩首示众，然后只身闯入杀气腾腾的郭晞军营，向郭晞面陈厉害，晓以大义，终于制服了郭晞，使他主动向邠宁节度使白孝德道歉，并请求改过。尔后，为防止郭晞变卦，他又夜晚独自留宿郭营，以考验郭晞改过的决心。为“不忍人无寇暴死，以乱天子边事”，他将个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这种凛然正气终于使骄横一时的郭晞为之折服，幡然改过，公理终于战胜了强权。羞杀焦令谌一事则着重表现他对农民的爱护和帮助，并以自己的仁爱之心和具体行动感化凶恶高傲的焦令谌，使之羞愧而死。这件事主要写段太尉的仁，表现他为人谦恭、温和、敦厚爱人的品格，同时也体现出段太尉不仅有勇，而且有谋，讲究斗争艺术。第三件事主要表现段太尉的节，文章通过太尉事先嘱咐家人不要受凤翔尹朱泚的礼物，后家人因推辞不掉接受了礼物，太尉令将礼物系于梁上，及至太尉被害，朱送的礼物仍原封不动地系在梁上，这件事表现出段太尉清正廉洁，一尘不染的高风亮节。这三件颇具传奇色彩的逸事汇集在一起，一位同情劳动人民、不畏强权暴虐、廉洁奉公、刚正不阿的英雄形象便树立起来了。至于太尉怒斥朱泚谋反、持笏击伤朱泚等事，则已见诸史籍，不是这篇“逸事状”所要记述的内容了。柳宗元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据他《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所云：“窃自冠好游边上，问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详。今所趋走州刺史崔公，时赐言事，又具保太尉事迹，参校备具。太尉大节，古固无有。然人以为偶一奋，遂名无穷，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难在军中，其处心未尝亏侧，其莅事无一不可纪，会在下名未达，以故不闻，非直以一时取笏为谅也。”作者将这几件富有特色的事件联系在一起，一则是为了给史官撰写段秀实传记补充材料，二则也是为了批驳上述认为段公与朱泚当面拼杀只是一时冲动的错误观点。同时，文中还反映了柳宗元自己的政治主张。柳宗元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唐衰败时期。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兵连祸结，宦官参政，奸臣当权，政治腐败黑暗到了极点。在这种情况下，柳宗元参与了王叔文的永贞革新，其主要内容之一，便是抑制藩镇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在《段太尉逸事状》文中，柳宗元通过段秀实勇于同骄横傲慢的军阀、豪强作斗争，反映了自己削弱藩镇势力，维护唐王朝统治的政治王张，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段太尉逸事状》是柳宗元的一篇优秀传记散文，它充分体现了柳宗元散文创作的艺术风格，在人物塑造、结构安排，语言运用等方面都颇具特色。

柳宗元素以注重人物形象描绘见长。本篇对段秀实的艺术形象的塑造，也可以反映出作者在这方面的造诣。文章把主人公置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去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这突出地表现在段太尉与郭晞的较量上。郭晞的士兵欺压百姓，无人敢管，而段太尉却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他一举捕杀了十七名违法乱纪的士兵，致使郭军“一营大噪，尽甲”。就在这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紧急关头，段太尉却辞去护卒，解下佩刀，只身闯人军营，去劝服那些身披铠甲，哗闹不止的士兵。他的果敢行为，他的义正严辞，制服了桀骜不驯的郭晞，他的勇敢、坚毅的性格特征，也在这激烈、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得以展现。正如清代蔡世远所言：“段公忠义明决，叙得懔懔有生气。文笔酷似子长，欧苏亦未易得此古峭也。先杀十七人，而后见晞，事似太爽快，近危道，公盖知晞可与言者，又不如此而先见晞，恐不足以弭之，然公是时义激于中，生死总不计及。不然，笏击逆泚，岂自分不死耶。”(《古文雅正》评语卷九)段太尉不仅勇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文中所选的三件事，都是段太尉与军队的掌权者所发生的冲突，但是由于冲突的对手在军队中的地位不同，段太尉在处理与他们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不同的方式。郭晞是平定安史之乱的有功之臣，又是汾阳王的儿子，他以此为资本纵容手下兵士作恶。作为名门之后，必然要顾及自己家族的名誉，因此段太尉便用“今尚书恣卒为暴，暴且乱，乱天子边，欲谁归罪？罪且及副元帅”与“人皆曰，尚书倚副元帅，不戢士，然则郭氏功名其与存者几何”来劝导郭晞，晓以利害，果然奏效。而对“泾大将焦令谌”欺压百姓的行为，段太尉先派人去劝说焦，未果，他便亲自为受害的农民治伤，并卖掉自己的坐骑替农民还租。他以自己宽恕、谦恭的为人和爱护百姓的行动使焦令谌羞愧难当，无疾而死。林纾认为：“合两事而言，公能杀郭晞之卒，讵不能面斥此悍将！不知征营田之入，谌非有罪也；在礼宜巽，且宜感之以诚。骄卒之杀人，节度使宜问也。既问，则宜执法以治之，无惮贵要。”(《韩柳文研究法》)作者在塑造人物时，注意运用对比的手法，将性格截然相反的人物形象摆在一起，形成强烈的对比效果，突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例如郭晞的骄横跋扈与段太尉的疾恶如仇；白孝德的懦弱胆怯与段太尉的临危不惧；焦令谌的凶残狂妄与段太尉的仁厚宽容；朱泚的无耻行贿与段太尉的廉洁刚正。通过这一系列的鲜明对照，这位不畏强暴、同情人民、廉洁正直的英雄形象便更加丰满、生动了。在事例安排和材料剪裁方面，作者也有意识地让它们为刻画人物形象服务。制服焦令谌一事发生在只身入郭营之前，而作者却有意将惩治郭晞部下一事放在篇首，这是因为，这件事最为曲折惊险，最集中地体现了段秀实的个性特征和思想品质。在结构安排上，作者在第一件事上笔墨浓重，详尽描述段郭冲突的全过程，正面刻画段的形象。第二、三件事则略写，且采用侧面描写，借尹少荣对焦令谌的责骂和焦的自我悔恨来衬托段的品格。就文笔而言，首段笔锋雄深劲健，如疾雷迅电，波澜壮阔，与段郭的尖锐冲突的气氛正好一致，二、三段笔锋突然转为舒缓简洁，运用自如，游刃有余。清代孙琮评价此文写法：“第一段写太尉以勇服王子晞，便写得千人辟易，一军皆惊。第二段写太尉以仁愧焦令谌，便写得慈祥恺悌，不是煦煦之仁。第三段写太尉以廉服朱泚，便写得从容辞让，不是孑孑之义。末幅证献状之不谬，笔墨疏朗，不下史迁作法。”(《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评语)全文叙事有主有次，张弛有致，甚为得法。语言简洁，明快，生动，颇具艺术感染力。

作者在创作此文时，借鉴了《史记》描绘人物的笔法(如以典型细节刻画人物的音容笑貌)，在忠于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刻画出一位生动感人的英雄形象。为了搜集这些逸事，作者曾在岐州、邠州等地出出进进，查访“老校退卒”，并进一步通过永州刺史崔某了解、核实，力求事实准确无误。因此林纾曾称此文“学《史》、《汉》而能成自然”，并称其首段中“皆断头注槊上，植市门外”等句“直逼《汉书·酷吏传》。”前人曾将宗元此文与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序》并提，称韩柳皆为良史之才，当不为过谀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