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原文、赏析和鉴赏

柳宗元

又凡鬼神事，渺芒荒惑无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犹惧于此。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果卒以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谋”也？今人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难矣哉！

本文是书信体散文，写于元和九年，是柳宗元被贬永州第九年时，针对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所作。文章和韩愈论辩了如何看待史官的问题，批驳了他的错误观点，激励他为官尽职，刚直不阿，表达了自己忠于职守，坚持原则的顽强战斗精神，是柳宗元一篇著名的史论文章。

文章从内容上看，批驳了韩愈的四个错误观点。第一，批驳他认为修史会遇祸而不肯作史官的想法。告诫他：“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的事决不可为。第二，批驳韩愈“不有人祸，则有天刑”的看法，指出其错误根源是“不得中道”。“中道”即中正之道，意为办事不偏不倚，恰如其份。诚恳地提醒他“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作者认为，作官要有“道苟直，虽死不可回”的精神，与韩愈对史官“岂不可畏惧而轻为之”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作者严肃批评而又寄以厚望的情怀隐约可见。第三，批驳韩愈认为修史工作“我一人，何能明”的观点。韩愈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中说自己“年志已就衰退”，“不足用”，“老穷”，身为史官只是“苟加一职荣之耳”。话虽如此，其真正意图却是“不敢逆盛指，行且谋引去”，要考虑离职而去。柳宗元深知其人，这些意志消沉，无所作为的言谈，显然事出有因，决非出自韩愈本心，因此用“‘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非有志者所忍恣”，暗示出这种结果是韩愈这样的有志者不能容忍的，激励他“果有志”，不能等待督责才去尽职。第四，批驳韩愈的鬼神“祸人”，“福人”之说。在对待历史人物和事迹的问题上，韩愈认为“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语言，凿空构立善恶事迹”，(《答刘秀才论史书》)很难作出正确的评价，因此感到十分为难而丧失信心，但身为史官又不忍心“草草作传，令传万世”。在这身处困境与内心矛盾的重压下，只好借助鬼神报应之说为自己“不敢率尔为也”开脱。柳宗元一句“明者所不道”，便将其荒诞不经的托词扫除净尽。

这篇与韩愈论史的文章是书信体驳论。作者反驳的方法十分巧妙，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根据韩愈的错误说法合理地引伸、假设，正反结合，层层推论，让其谬论充分暴露，不攻自破。针对韩愈认为修史会遇刑祸而不肯作史官的想法，先假设他为御史中丞、御史大夫，那么比史官则“恐惧尤大也”;再为宰相，执掌“生杀出入升黜天下士”的大权，那么将“其敌益众”，危险远甚于史官。然后，作者借此又进一步假设说，如果作为这三者而不尽职，仅是“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乎唱于朝廷”，那么如同史官不修史一样，只是“荣其号，利其禄”。两层假设，三个“荣其号，利其禄”而不尽其职的形象跃然纸上，推理自然，笔调幽默，使论辩具有撼人的力量。在批驳韩愈“我一人也，何能明”的观点时，作者仍采用了这一有效的方法，按照他唐史二百年英雄辈出“岂一人卒卒能纪而传之”之说引伸开去，首先指出“则同职者又所云若是，后来继今者又所云若是”，那么“卒谁能纪传之耶”? 然后又从正面假设“同职者、后来继今者，亦各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则庶几不坠，使卒有明也”，作者正反两种态度，两种结果的推断与“果有志，岂当待人督责迫蹙”相互配合，步步紧逼，将韩愈置于无法开脱但又必须知难而进的境地，显示出这种论辩方法周致而严密的长处。第二，从反驳韩愈观点的论据和论证的逻辑方法上入手，证明他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韩愈信中把历史上修史者所遇刑祸都认为是修史所致，显然是牵强附会，毫无根据。作者针锋相对，一一作了反驳，果断而鲜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归纳起来有三点： 一是历史上修史者遇刑祸并非因修史而致，而是另有其原因： 孔子之所以被困于鲁、卫、陈、宋、蔡、齐、楚，是因为“其时暗，诸侯不能行”;“其不遇而死”不是因为作《春秋》 的缘故； 司马迁“触天子喜怒”而受宫刑； 班固由于“不检下”亡身； 崔浩“沽其直以斗暴虏”全家被杀； 左丘明“以疾盲”是出于偶然的不幸，皆非为史而致。二是不修史者仍不免刑祸，“子夏不为史亦盲”;“范晔悖乱，虽不为史，其家族亦赤。”三是修史者同样也可以得到重用，地位显赫：“周公、史佚，虽纪言书事，犹遇且显也。”作者这番议论证明修史与刑祸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充分暴露了“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在逻辑上的错误与论据上的虚假，读之使人立觉正误分明。

本文在结构上颇具特色。全文安排简洁完整，脉络清晰。开头部分作者态度明确而肯定，毫不客气地指出： 你身为史官，地位显赫，不是朝廷白给你的荣誉，即便如此，你这样“居馆下，近密地，食奉养，役使掌故，利纸笔为私书，取以供子弟费，”是辜负朝廷的信任。“古之志于道者，不若是”一句作结论，使经常以“志乎古道者”自居的韩愈处境十分尴尬，指出了其观点错误的性质，隐含着对他出此谬论大失所望，深感痛惜的情感，这是文章入题的契机，为下文一一批驳他的观点定下基调。中间部分引出韩愈的原话，依次批驳了他的四个观点。结尾部分指出了其错误观点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激励他去为官尽职，坚持原则，与开头相照应。通篇一气贯通，文气充沛，体现出作者结构文章的深厚功力。本文在结构上另一显著的特色是运用了先扬后抑的笔法。文中一连五个排比句，从学识、辞彩、议论、智慧及品德上首先给韩愈以充分地肯定，而后，笔锋一转：“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这扬抑相接，情理交融，感情真切的话语，将作者内心的惋惜与厚望倾于笔端，结构技巧与语言色彩相得益彰，收到突出的艺术效果。

本文语言的感情色彩十分浓厚。前几部分语气较舒缓，旨在论理，结尾处言词尖锐，气势咄咄逼人：“果卒以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今人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激愤之词溢于言表。可想而知，韩愈读后不能不为之改颜相向，全文多用感叹句和反问句，尖锐，有力，有言尽而意无尽的效果。此文虽然多是反驳之词，但没有丝毫悔慢与嘲讽之意，深厚情感寓于词语之中，字里行间有一股凛然正气，有一种强烈的说服人与激励人的神奇力量。

韩、柳二人都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成就各有千秋，但他们之间在政治上及其他方面也存在着分岐与差异。此文和韩愈的《答刘秀才论史书》就是他们史论分岐的明证。韩文中有关史论的观点与他早期作品中积极入世，关心政治，留意古今兴亡得失的精神相距甚远，原因之一与他当时的处境有关。元和八年以前，他仕途一直不十分顺利，曾因得罪宦官权要屡遭贬谪。也许是仕途风云难测，壮志难酬，唯恐作史官也遭不幸，因而发出了与“志乎古道者”十分不相称的言论。原因之二，韩愈政治上保守，崇尚古道，反对王叔文、柳宗元的革新主传，这导致他有时不免歪曲史实。韩愈为郑权出使岭南作序，称赞郑是家属百口，无数亩之宅，僦屋而居，可谓贵而能贫，为仁者不富之效，但唐史上多记载郑有贪财纳贿的劣迹，显然与韩愈的称赞大相径庭。这种例子在韩文中并不乏见。明人董其昌说“昌黎如何人物，书中可见，而有时乎为利害所惑”，确是中肯的批评。柳宗元却不是这样，他仕途上的遭遇比韩愈更加悲惨，革新运动失败后被贬长达十四年之久，然而他却始终坚持为官必须尽职，恪守“中道”的原则，虽然也曾违心地写过一些为别人歌功颂德的文章，但他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他的文章以敢于正视现实，揭露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吏治腐败，赋役苛重等问题为世人所称道。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这篇文章中剀切陈词，直言其过，尖锐地批评韩愈“冒居馆下，近密地，食奉养”，揭露他常以“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者自居，而遇到实际利害就言不由衷甚而丧失原则的表现。董其昌评论此事说：“古人相知之深，洵未尝避其所讳。”韩、柳二人既是唐代文坛巨子，又是一对诤友。对柳宗元的尖锐批评，韩愈以为：“诚中吾病”，“诸皆是也”。(柳宗元《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足见柳宗元此篇文章用心良苦与催人奋进的力量。(王友祥)

附录：##

韩愈 《答刘秀才论史书》

夫圣唐巨迹，及贤士夫事，皆磊磊轩天地，决不沉没。今馆中非无人。将必有作者勤而篡之。后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