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舟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诉，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柏舟》诗有两个问题，关系着诗的背景和内容，应先交代清楚。
第一个问题是这首诗为何人何事而作？ 汉代四家《诗》有两说：《毛诗》说：“《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 (见《毛诗序》) 这是认为此诗是男子之诗。东汉焦延寿《易林·屯之乾》也说：“泛泛柏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心怀大忧。仁不逢时，复隐穷居。”《齐诗》之说，与《毛诗》同。但是刘向《列女传》却说《柏舟》是“卫宣夫人”之诗，也就是说这是女子所作。刘向习《鲁诗》,这大概是根据《鲁诗》说了。可见汉四家《诗》除《韩诗》无闻外，《毛》、《齐》主男，《鲁诗》主女，已相歧异。
从《郑笺》以来，学者多信《毛诗》说。到了宋朝，朱熹反对《毛序》,作《诗序辨说》斥为“凿空妄语，以诳后人”,又说：“且如《柏舟》,不知其出于妇人而以为男子，不知其不得于而夫以为不遇于君，此则失矣。”又作《诗集传》,在此诗下注云：“《列女传》以此为妇人之诗。今考其辞气卑顺柔弱，且居变风之首，而与下篇 (指《绿衣》) 相类，岂亦庄姜之诗也欤？”
由于元、明以后朱熹《诗集传》列为科举功令，于是学者又多信朱说。但也有持怀疑态度的，如诗中有“微我无酒，以敖以游”之语，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就说：“饮酒遨游，岂妇人之事？”诗中有“愠于群小”之句，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就说：“朱子至谓‘群小’为众妾，尤无典据。呼妾为‘小’,古人安得有此称谓乎？”至如清姚际恒《诗经通论》、方玉润《诗经原始》,也皆有驳议。这样，有清一代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一大论争。
直到近年，出版的《诗经》选本、译本不少，大都依违于男、女二说之间，没有统一的看法。举其常见者，如高亨《诗经今注》、陈子展《诗经直解》,皆以为男子作，而袁愈嫈等《诗经全译》、袁梅《诗经译注》又皆以为女子作。更有持调和论者，如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诗经选注》说是男子“借女子诉说家庭生活中的不幸遭遇，以寄托诗人自己政治上失意的幽愤情绪。”
今按，主女子之诗者理由并不充分。此说出于刘向，刘向《列女传》固然以之属卫宣夫人，但他上封事论群小害贤时引此诗，仍用《毛》义 (见《汉书·刘向传》),已经自相矛盾； 朱熹据刘说，又弃“宣夫人”而疑其为“庄姜”,也自矛盾，而且并无根据。
我以为还是陈子展说得对：“《柏舟》盖卫同姓之臣、仁人不遇之诗。诗义自明，《序》不为误。”观于诗中“无酒”、“敖游”、“威仪”、“群小”等语，也足以看出诗人的身份绝非平常男子。至于有人说此诗是闾巷民歌，当然也是不对的。
第二个问题，这首诗是《邶风》,为什么咏歌的是卫国的事？
这也是一个老问题。原来，周武王灭纣，封纣子武庚禄父于商故都朝歌 (今河南淇县); 其北国邶国，其南为鄘国，不知始封为谁。武王崩，武庚叛周。周公东征，杀武庚。成王复封卫康叔于朝歌，号为卫。邶、鄘两国大概就在这时并入于卫。卫国所在是故商腹地，地位重要，为东方大国。其境北至漳河，南抵今开封，西至太行山，东与曹、宋交界。邶、鄘即在其中 (王国维说邶在燕，即今北京，非是),所以邶、鄘实为卫地。至于邶、鄘既并入卫，为什么仍称《邶风》、《鄘风》? 则不可晓。有人说，诗歌得于卫者为《卫风》,得于邶、鄘者为《邶风》、《鄘风》,也只是推测之词、总之，《邶风》、《鄘风》实即《卫风》,春秋时代北宫文子引《大雅》称“周诗”,引《邶风》本篇称“卫诗” (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是卫人，已经把《邶风》认为是《卫风》了。故邶诗咏卫事，并不足怪。
这首诗共分五章： 第一章，诗人自言怀有深忧，夜不成眠，无法排遣。第二章说，我的心不是镜子、不分美丑全照进来，但“兄弟”不了解我，向他倾诉，反而惹他大怒。第三章说我的心决不动摇，我的威仪无一不善。第四章说被一群小人侵侮，孤独无助，捶胸自伤。第五章说无人同情，以致忍辱含垢，无所容身，欲奋飞而不能。
这是一首抒情诗，其主导思想显然是痛恨主上昏庸，小人当权，政治黑暗，诗人陷入困境，故抱有不可解脱的深忧。
那么此诗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呢？ 据《毛诗序》,此诗作于卫顷公时。卫顷公事，史籍记载不多，《史记·卫世家》记有一事： 卫顷公重贿周夷王，夷王提升了他的爵位。再看《周本纪》,周夷王的老子懿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夷王的儿子厉王又暴虐好利，不听邵公劝谏，终于被国人赶出国都，放逐于彘 (亦见《国语·周语上》)。厉王被放这年正是卫顷公卒的一年 (约公元前855年)。卫顷公即位于夷王三年，卒于厉王四年 (公元前866年——公元前855年)。顷公在位的这十二年，是卫国政治极为混乱的十二年。陈子展说诗人是卫同姓之臣，此说有理。《孔疏》即言“与君同姓，当相据依”。君指卫君，与诗人为兄弟，故私言耳。“薄言往诉，逢彼之怒”,是诗人进谏不听，反被加怒。厉王重用佞臣荣夷公，纳财贿，弭谤议，邵公谏而不听； 邵公与周天子同姓，诗人谏卫国公正与邵公谏周厉王情况相类。彼为天子，此则诸侯，透露了那个时代自天子至于诸侯的腐化堕落及同姓臣下对社稷的关心。由此可见这首诗从正义的立场上抒发幽愤，暴露黑暗，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正义与邪恶的消长，表现了周朝奴隶社会走向崩溃的趋势，诗的内容是极富有政治社会意义的。如朱熹所说，只不过是妇人不得于夫，岂不是大大缩小了这一意义吗？
说到这里，不禁联想起屈原。屈原，楚之同姓也，热爱楚国而作《离骚》。而此诗之作者，卫之同姓，亦作《柏舟》表其关心国家之情。将《诗》 比《骚》,其内容情感又何其酷似也！
《诗经》中有言“耿耿不寐，如有隐忧”,而《离骚》说“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味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写的也是这种隐忧。《诗经》中有“微我无酒，以敖以游”,乃谓饮酒遨游也不足以排忧，而《离骚》则真写上下周游。《诗经》言“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而《离骚》亦有“初既与余成程言兮”,“伤灵修之数化”等语，正是“不可以据”的意思。《诗经》言“薄言往诉，逢彼之怒”,而《离骚》也说“荃不察余之中情兮， 反信谗而怒”。 《诗经》中有“我心匪石， 不可转也”云云，而《离骚》也说“虽体解吾犹末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诗经》中有“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而《离骚》也写自我修饰，“又重之以修能 (态)”。《诗经》言“愠于群小”,而《离骚》以女子为比，说“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诗经》云“寤辟有摽”,以状孤立无助、无所容身的痛苦，而《离骚》则直述“忳郁邑余侘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诗经》言“静言思之，不能奋飞”,而《离骚》亦直写“凤皇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涉江》亦云：“吾方高驰而不顾。”) 但终于“临睨夫旧乡”,“蜷局顾而不行”。
凡《诗经》所言，《离骚》皆具。这并非寻章摘句，强彼就此。试读两作全文，其思想感情，如出一辙，这就不能不让人想到两者之间有一定关系。
也许有人问： 屈原读过《诗经》吗？答曰： 先秦时代，各诸侯国皆以《诗》、《书》为课本，贵族子弟束发就学，无不读《诗》,楚国亦不例外。《左传》、《国语》所记，自楚成王至楚昭王百五十年间，楚王及大夫时时引《诗》 (见《左传》宣公十二年、成公二年、成公十六年、襄公二十七年、昭公元年、昭公二十四年、定公四年，《国语·晋语四》、《楚语上》四引)。战国史料缺乏，虽无可考，但诸子百家亦多引《诗》,故知作为“博闻强记”的大文学家屈原读过《诗经》,是不成问题的。而且楚、卫曾经联姻，卫诗传入楚国，本甚自然，《离骚》之似《柏舟》,应该不是偶然的。
屈原《离骚》是一篇伟大爱国主义诗篇，《柏舟》同样是一篇爱国主义作品，这么说，不为过分。当然，《柏舟》产生于公元前八世纪卫顷公时代，而《离骚》作于公元前三世纪楚怀王时代，二者前后相去五百年，由于时代和政治背景不同，两篇作品各有自己的特点。
从创作方法上讲，《离骚》是一篇浪漫主义作品，自不待言； 本篇则直陈感受，却符合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诗以“隐忧”为主眼，逐渐铺开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一开始便提出“忧”字，接着写深忧在胸，无法排遣，又不得“兄弟”的同情。为何而忧呢？ 为的是自己坚持正义、坚持高尚情操而不随人卷舒，为的是受群小陷害而主上不明。最后是走投无路，只有捶胸顿足，欲飞不能。诗中并没有“爱国”字样，但我们知道古所谓君子小人是非之分是以道德政治为标准的，又古所谓国家是以君主为代表的。主上不明、臣无威仪、群小弄权，必然害及国家和人民； 诗人关心国家人民，就必然恨那昏君与奸佞。这种感情就是爱国感情，尽管因阶级和时代的关系，有一定局限性。
本诗写作方法固然不如《离骚》之铺张扬厉，但其风格朴质，有其自己的本色。《诗经》本多“比兴”,而此诗六用比喻各不相同：“泛彼柏舟，亦泛其流”,喻忧心沉重而飘忽；“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喻君主为群小所谗蔽； 皆隐喻也。“心之忧矣，如匪浣衣”,则明喻忧不可去。“我心匪鉴”、“我心匪石”、“我心匪席”,三者皆为反喻。此皆见其喻法多样。姚际恒谓未三“匪”字“前后错综”,盖指“匪鉴”句为单语，“匪石”、“匪席”四句为排句。此又见其句法之变化。
总之，《诗经》的遣词炼句，都很讲究，至于屈原，则发展了这些优点，而独辟蹊径，但从中仍可看出其间的继承关系。故王逸《离骚章句序》云：“《离骚》之文，依《诗》取兴”,确是不无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