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敬行书对联

杨守敬(1839—1915) ,字惺吾，晚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晚清著名学者，精于地理、目录、文字、金石之学，又是著名的书法家、书论家、收藏家。
他幼年习商，25岁始进京赶考，先后八次落榜。自此，潜心学问，著述甚富，有《水经注疏》、《日本书志》、《邻苏园集帖》、《楷法溯源》、《学书迩言》等数十种。当时学者名流如潘儒初、吴昌硕、罗振玉等皆称誉之。1880年任清政府驻日钦使黎庶昌之随员，东渡日本凡四年，致力于搜集国内散佚书籍，并影印摹刻大量碑拓，日本称为“杨守敬旋风”,对日下部鸣鹤、岩谷一六、松田雪柯等启发极大，渡边寒鸥在《论书百绝》中赞颂道“赍来拓本万余通，复古思潮撼日东。鸣鹤噏霞开耳目，一新明治旧书风。”
作为书家，杨守敬楷、行、隶、篆各体俱能。《清史稿》称其“摹钟鼎至精”。确实，他的篆书饶有金石之气。中年宗法苏东坡，后广学北碑，晚年潜心于鲁公，尤致力于行书。博采众长，化为已有。近人马宗霍《霋岳楼笔谈》曰： “惺吾宗法信本，行书略带纵笔，固当视覃溪(即翁方纲)稍胜，小真书则尚不及。”
此行书联作于光绪己亥(1899)时杨守敬50岁，联系其一生的书迹及书风流变看，正是追求险绝的阶段。欣赏此联，可以获得三方面的印象：
一、追求险绝涩拙之美。对联中几乎每一字都往左边倾斜，因而获得了一种笔势险拔生动、笔意连贯豪迈的视觉效果。这与其说是吸收了东坡书法的长处，勿宁说是他自己个性的流露。其用笔，横画多采用隶法，起锋含蓄稳当，但出锋不故作燕尾，如“可”、“童”等字；横画作主笔时，愈显力斡全局，奋然而有气势。而且，其撇、捺处理又十分得当，如“人”、“令”字，一纵一敛，一顺一逆，相反相成，无不给人以力能扛鼎之感。如果说骨势峻拔、老笔纷披是其书法吸引人的第一要素，那么，用笔迟拙涩重，如锥画沙的质感则是其作品叩人心扉、耐人寻味的所在，而且这两者又和谐地统一在一起。这主要表现在竖画的处理，急而涩，粗壮圆浑，绝少作悬针状，颇具立体感。
二、追求参差变化之美。章法上，两联不平行齐称，字距忽大忽小。下联尤佳，“蓬”字自然落下，但由于字形比上联“花”字大，视觉上并不感到下坠。“独为”二字连缀，一气呵成。这就使整幅作品活泼多变，节奏感强，避免于呆板之弊。结字上，形体忽大忽小，忽长忽扁，随势而定，而且将左右的对比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有张有驰。用笔也很有个性，他自称“锋有八面”,认为只要笔实有力就佳，不必斤斤拘泥于“中锋”。联系他所处的时代，不难看出，这种用笔上的创新不仅大大冲击了单调呆板的“馆阁书”,更为可贵的是他催发和导引了现代书法的兴起，不然，东瀛书道界何以对他如此顶礼膜拜？

三、食古而化的创新之美。在《学书迩言》中，杨守敬明确提出，“自来学前贤者，未有不变其貌而能成家。”他正是敢于创新的一代书坛巨匠。他生活在碑学时代，他的书法同样也以超迈峻峭、披离敛收的北碑意趣打底子，又博采鲁公、东坡、山谷等家，然而食古能化，以成自家面目。就拿这幅作品来看，我们就很难分辨是取法鲁公，还是得益于东坡，似乎都是又都不是。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那就是杨守敬的行书具有厚重、质朴、浑穆的艺术情趣。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跟他的学养和书法观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他认为学书除“天分”、“多见”、“多写”外，须另添二要： “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二要学富， 胸罗万有， 书卷之气， 自然溢于行间。”正是这种书法观造就了他突出的书法艺术，对我们今天探求书艺真谛仍有极重要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