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黄裳

·王谠·

李师古跋扈，惮杜黄裳为相，未敢失礼。乃寄钱物百万，并毡车一乘。使者未敢进，乃于宅门伺候。有肩舆自宅出，从婢二人，青衣褴褛。问：“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归以告，师古乃止。

〔选自(《唐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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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统治受到削弱，藩镇割据的格局形成。各地的节度使拥兵自重，控制了当地的军、民、财、政大权，不受中央政府节制。他们有时互相杀伐，有时又联合起来反抗朝廷，称王称帝，而唐政府也莫奈其何。这篇小说中的李师古便是盘踞在淄青镇(今山东淄州)的藩镇，承袭其祖、父的统治，到他已是第三代。其父李纳曾自号齐王，数反朝廷，逼得德宗皇帝检讨：“朕实不君，人(指藩镇将领)则何罪？”但到了杜黄裳为相的时候，政治局面有所改观。杜黄裳坚决反对姑息分裂势力，力主修整法度，朘损诸侯，再加上他“达权变，有王佐大略”(《新唐书·杜黄裳传》),使得割据势力对他颇为畏惮。正是在此背景之下，演出了李师古送礼这一幕。
这则故事写李师古跋扈，又畏惮宰相杜黄裳，于是派人送礼以交结杜宰相。使者赍礼至京，未敢遽献，在相府门外窥伺，见到宰相夫人出门，其亲随婢女衣衫褴褛，于是放弃进礼之图，归告李师古，李师古遂也作罢。
故事很短，不足70字，却刻画了三个人物，各具特色。作为威霸一方的李师古，小说以“跋扈”二字，表现其桀傲不驯、称霸一方的嚣张气焰。然而他的性格并非简单地只是狂妄的一面，小说更为突出地表现了他工于心计，阴险狡猾的另一面。由于宰相杜黄裳主张削蕃，又足智多谋，对于分裂势力无疑是一种威慑。李师古表面上“未敢失礼”,仍旧尊奉唐王朝为中央政府，实际上心未所甘，于是想出了“寄钱物百万，并毡车一乘”的收买计策，行贿杜相。只要杜黄裳收下此礼，今后也就很难与他作对了。在筹谋此计时，鉴于杜黄裳的严正声望，李师古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审慎的布置，这主要体现在对于送礼使者的派遣上。小说对于使者的描写，可以看到他是一个精明细心，练达事理的人。他携礼至京后，并不是直接去叩谒相府的大门，而是安顿一切之后，轻身到相府的宅门伺候，窥探动静。当他见到“有肩舆自宅出，从婢二人，青衣褴褛。”于是向旁人打听“何人？”别人对他说是相公夫人，他便“遽归以告”。千里迢迢送礼至今，何至于一闻人言便放弃此行任务，“遽归以告”,而李师古听到回报之后，也就“乃止”。这是从相公夫人的从婢衣衫褴褛处，看到了杜黄裳为官清廉，决非贪污纳贿之辈，使者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才知趣而退，没有去硬碰钉子。这篇小说没有直接去描写杜黄裳，实际上杜黄裳根本就没有出场，但他的影响却笼罩全篇。从李师古送礼的定计、使者送礼的踟蹰，相公夫人从婢的衣衫褴褛，这些侧面的描写中，宰相杜黄裳立朝严正、治家清廉、声誉播远、奸佞畏惮的形象便立了起来。
这篇小说对我们很有启发，它揭示出这样一个真理：邪不敌正。只要我们守身持正，便会“鬼邪不侵”。同时也从反面告诉我们，只要行为有不检处，外邪便会容易侵入。尤其是身居要职之人，如果不能持身严谨、清廉为政，便会危及国家、事业、个人。试想杜黄裳不能持家严谨，收了李师古的礼物，以后藩镇再反，身居庙堂之上的宰辅，还能堂堂正正地声讨逆贼，坚持己见吗？届时恐怕未言心虚，声气不足了。
在写作技法上，这篇小说很有特色。全篇主要写杜黄裳，而纯用侧写笔法，通过描写他人来表现主要人物。这种笔法比直接去描写杜黄裳的清廉刚正，要节省笔墨、含蓄、给读者留有更多的想象余地，更具艺术的魅力。这种侧写笔法也渗透在其他人物的描写中，例如从使者的精细有智，可以见到李师古派选使者的审慎，从而反映出他对送礼之计是煞费苦心，寄于厚望的。小说第二个突出之处是它的语言、人物性格塑造、情节设计，都达到精纯、洗炼的境地。海明威认为，作品宛如冰山，露在水面的只占全部内容的“八分之一”,其余的“八分之七”应该全部抛到水下。这篇小说可以称为海明威理论的典范。李师古畏惮杜黄裳为相，未敢失礼，遂“乃寄钱物百万，并毡车一乘”。至于他怎么盘算考虑，如何定计、嘱托使者，一字皆无，删去一切可删的部分，显得十分精简，给读者以最大的想象空间。又如使者打探清楚肩舆中是相公夫人后，仅“遽归以告，师古乃止”,八个字便了结全文，而意思全到：杜相的清廉难动，使者的明智、师古的认可，皆一一表现出来了。而行文简洁含蓄，给人以思想、品味的余地，富有蕴藉之美感。此外，小说情节完整，以李师古定计始，以其认可失败终，前后呼应，故事性强，实乃短制中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