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 | 杜谗邪第二十三 |
释义 | 杜谗邪第二十三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朕观前代谗佞之徒,皆国之蟊贼①也。或巧言令色,朋党比周;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衔冤。故丛兰欲茂,秋风败之;王者欲明,谗人蔽之。此事著于史籍,不能具道。至如齐、隋间谗谮事,耳目所接者②,略与公等言之。斛律明月③,齐朝良将,威震敌国,周家④每岁斫汾河⑤冰,虑齐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孝徵⑥谗构伏诛,周人始有吞齐之意。高颎⑦有经国大才,为隋文帝赞成霸业,知国政者二十余载,天下赖以安宁。文帝惟妇⑧言是听,特令摈斥,及为炀帝所杀,刑政⑨由是衰坏。又隋太子勇⑩抚军监国,凡二十年间,固亦早有定分,杨素⑪欺主罔上,贼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灭于天性。逆乱之源,自此开矣。隋文既混淆嫡庶,竟祸及其身,社稷寻亦覆败。古人云‘世乱则谗胜’,诚非妄言。朕每防微杜渐,用绝谗构之端,犹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觉悟。前史云:‘猛兽处山林,藜藿⑫为之不采;直臣立朝廷,奸邪为之寝谋⑬。’此实朕所望于群公也。”魏徵曰:“《礼》云:‘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⑭。’《诗》云:‘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⑮。’又孔子曰‘恶利口之覆邦家⑯’,盖为此也。臣尝观自古有国有家者,若曲受谗谮,妄害忠良,必宗庙丘墟,市朝霜露⑰矣。愿陛下深慎之!” 贞观七年,太宗幸蒲州⑱,刺史赵元楷课⑲父老服黄纱单衣⑳,迎谒路左,盛饰廨宇㉑,修营楼雉㉒以求媚。又潜饲羊百余口,鱼数千头,将馈贵戚。太宗知,召而数之曰:“朕巡省河、洛㉓,经历数州,凡有所须,皆资官物。卿为饲羊养鱼,雕饰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今不可复行。当识朕心,改旧态也。”以元楷在隋邪佞,故太宗发此言以戒之。元楷惭惧,数日不食而卒。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太子保傅㉔,古难其选。成王幼小,以周、召为保傅,左右皆贤,足以长仁,致理太平,称为圣主。及秦之胡亥㉕,始皇所爱,赵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篡也,诛功臣,杀亲戚,酷烈不已,旋踵㉖亦亡。以此而言,人之善恶,诚由近习㉗。朕弱冠㉘交游,惟柴绍㉙、窦诞㉚等,为人既非三益㉛,及朕居兹宝位,经理天下,虽不及尧、舜之明,庶免乎孙皓㉜、高纬㉝之暴。以此而言,复不由染,何也?”魏徵曰:“中人㉞可与为善,可与为恶,然上智之人自无所染。陛下受命自天,平定寇乱,救万民之命,理致升平,岂绍、诞之徒能累圣德?但经云:‘放郑声,远佞人㉟。’近习之间,尤宜深慎。”太宗曰:“善。” 尚书左仆射㊱杜如晦奏言:“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谓人之思虑有限,一人不可总知㊲数职,以论臣等。”太宗谓戴胄曰:“朕以至公治天下,今任玄龄、如晦,非为勋旧,以其有才行也。此人妄事毁谤,止欲离间我君臣。昔蜀后主㊳昏弱,齐文宣㊴狂悖,然国称治者,以任诸葛亮、杨遵彦不猜㊵之故也。朕今任如晦等,亦复如法。”于是流陈师合于岭外㊶。 贞观中,太宗谓房玄龄、杜如晦曰:“朕闻自古帝王上合天心,以致太平者,皆股肱之力。朕比开直言之路者,庶知冤屈,欲闻谏诤。所有上封事㊷人,多告讦㊸百官,细㊹无可采。朕历选㊺前王,但有君疑于臣,则下不能上达,欲求尽忠极虑,何可得哉?而无识之人,务行谗毁,交乱㊻君臣,殊非益国。自今已后,有上书讦人小恶者,当以谗人之罪罪之。” 魏徵为秘书监,有告徵谋反者。太宗曰:“魏徵,昔吾之仇,只以忠于所事,吾遂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谗构㊼?”竟不问徵,遽斩所告者。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比来记我行事善恶?”遂良曰:“史官之设,君举必书。善既必书,过亦无隐。”太宗曰:“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书吾恶。一则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则斥弃群小,不听谗言。吾能守之,终不转也。” 【鉴赏】 本篇内容主要是记述了贞观君臣对谗言祸国的认识。 唐太宗虚心纳谏乃至求谏,使唐初谏诤蔚然成风。对于臣子的激切直谏,唐太宗能摈弃个人情绪予以接纳,使众臣敢于畅所欲言。但是,如果在听取意见时不能正确地分辨谗言和忠告,那将是另一种危险。因此,杜绝谗邪是任贤纳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君王应当具备的重要能力和品质。 唐太宗在诸多问题上以前代成败为元龟,杜绝谗邪一事亦然。贞观之初,他与侍臣谈起北齐、隋代谗邪之徒诬陷忠良之事所造成的危害。祖孝徵谗杀良将斛律明月,北周始有吞齐之意;隋文帝“惟妇言是听”,摈弃高颖,又听信杨素另立太子,致自己被杀,刑政衰败。可见,谗言是祸乱的根源,进谗言的人是国家的蟊贼。一旦谗言得逞,则忠良就会蒙冤,国政就会败坏,百姓就会遭殃。 如何能够避免谗言乱国之事发生呢?首先,唐太宗认为执政者对谗言的辨别能力甚为关键。一个“暗主昏君”,易被谗言所迷惑。由此,唐太宗时时提醒自己要做一个明君,防微杜渐,杜绝谗谮之事的发生,但“犹恐心力所不至”。魏徵对于唐太宗的态度表示支持,他引经据典,以《礼记》、《诗经》、《论语》中的话来劝诫唐太宗,对谗言要保持高度的谨慎。其次,唐太宗强调亲君子、远小人是执政者避免谗言的必备素质。正直的忠臣执掌朝政,奸邪小人就会停止阴谋活动。国君任用贤人、勇于纳谏,则自然谗佞无门、政治清明。唐太宗希望在自己统治下能够出现这样良好的局面,对大臣提出了自己的期望。贞观中期,唐太宗还从选太子保傅一事上,对君主在成长过程所受到的外界影响进行了思考。周成王有周公旦、召公奭两大贤人为保傅,所以能够增长仁义,虽幼年即位却能实现天下大治。胡亥以奸臣赵高为老师,学到的是刑政苛法,导致篡位后暴行不断,终致灭亡。可见,在太子生长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近臣是君子还是小人,对未来君王的品格有重要影响。说到这里,唐太宗自问: 自己少时经常多与柴绍、窦诞等并非“三益”之人交游,治下却能够实现繁荣盛世,这是为何?以“直谏”闻名的魏徵此时少见地拍起太宗的马屁来:“上智之人自无所染。”唐太宗属于上等智质,因此可以超脱于环境的影响而自清。戴个高帽子之后再提醒:“放郑声,远佞人”的古训不可忘,即便你是上智之人,还是要小心,特别是要注意离自己最近的人的影响力。从此事可见,魏徵进谏,也是讲究策略的。 文中所记唐太宗信任忠臣、惩处邪佞小人的做法,确实令人称道。蒲州刺史赵元楷意欲抓住太宗巡幸蒲州的机会献媚讨好,又是迎接又是整饬官署,还花大力气饲养了鱼羊准备送与贵戚。但唐太宗毫不领情,斥为“亡隋弊俗”,令赵元楷羞愧而死。唐太宗多次提倡臣下“上封事”,为上书者所言事实保密。但贞观中太宗却对上封者感到失望不满,因为内容“多告讦百官,细无可采”。这种诽谤诋毁的“封事”,只会挑拨君臣间的关系,使君臣互相猜疑,对国家大业非常不利。为此太宗甚至下令: 有喜欢揪住别人一点小过失不放,上书攻击的,按照诬陷罪惩处。此举有效地避免了贞观君臣之间相互信任的良好关系为小人所破坏的情形。唐太宗还对自己任用的忠臣表现出无条件的信任和保护。监察御史陈师合上表说,一人不可身兼数职。杜如晦认为,是在影射批评自己及房玄龄等。因为杜如晦以兵部尚书、检校侍中、摄吏部尚书、总监东宫兵马事的官职,升迁为右仆射,但仍然掌理全国的政务。房玄龄同样也有身兼数职的情况。唐太宗判定,陈师合在妄事诽谤,想离间自己与房、杜的关系,将其流放岭南。魏徵任秘书监时,有人告其谋反,唐太宗根本不查问魏徵就把告发者处死了。能够做到如此,除了因为唐太宗对房、杜、魏等人的了解之外,也表现出太宗的非凡的决断能力,以及用人不疑的宽宏胸怀。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阻止了谗言乱政局面的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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