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

实用主义最初是以“实利主义”的译名，于一九一二年由当时的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介绍而引入中国，此后经各种教育刊物不断专文阐述，逐渐对中国教育界和思想界产生影响。1919年5月1日开始，实用主义教育杜威应北京大学的邀请，来到中国进行了两年两个月之久的讲学，足迹遍及辽宁、河北、山东、浙江、福建等十一个省。杜威到各地的演讲的内容，除了逐日在报刊上发表外，还出了几个专集，其中《杜威五大讲演》一书流行最广。这样，杜威的教育理论已经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
就反对形式教育，反对旧教育的意义来说，杜威的教育理论有一些积极进步的成分。比如杜威认为初等教育的目的“并不在于使儿童读许多书，获得许多丰富的知识，而是在于养成将来应用的能力、技能和习惯”;至于中等教育则“求知识较重”。但是，由于杜威哲学基础和教育理论固有的局限，在中国流传之后造成了许多消极影响，我们应引以为鉴：
1.助长了“教育救国论”
实用主义教育学认为：一种哲学主张要使它能在社会生活中产生效果，必须通过教育。杜威在《教育哲学》的演讲中曾直言不讳地把教育说成“人类社会进化最有效的一种工具”。既然教育如此万能，这就无形中助长了“教育救国论”。杜威来华时，正碰上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他硬说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产生，是由于教育不普及和工人无知，以此来诱惑中国的知识分子听众，通过平民教育来缓和阶级矛盾，从而达到救国的目的。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梁漱溟的乡村教育，都是与杜威教育主张分不开的。
2.“教育无目的”论的欺骗性
杜威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教育哲学”时，依据其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关于教育目的的观点，针对当时中国革命发展的情况，指出：“教育的自身并没有什么目的。只有人，父母和教师，才有目的。”这就是说“教育目的”应该从属于教育过程，“这过程就是它自身的目的，除过程自身之外，没有别的目的”。这样，作为一个教育家，他一方鼓吹教育万能，另一方面又否定教育有目的，两者相互矛盾，于是他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又搬出了“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的论点，鼓吹教育目的是“养成适应环境的人”,使他们具备“应付环境的技能”。而就当时中国来说，所谓适应环境无非是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甘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而不是去参加革命，寻求解放。所以说，这是一种欺骗人的麻醉剂。
3.“儿童中心主义”
杜威从生物化心理学出发，认为儿童的心理内容基本上就是以本能活动为核心的习惯、情绪、冲动、智慧等天生心理机能的不断开展、生长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说，教育是促进本能生长的过程。也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杜威提出了“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原则，并成为他的教育理论的核心。如此，实用主义教育从旧教育、旧学校压制儿童个性的一端走到了过分强调儿童的另一端，这显然是不科学的。但这种思想在当时中国的中小学却流行很广，尤其是以实用教育学为理论基础的“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更是泛滥一时，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