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仗剑远游初期两次去蜀出峡臆说

李白仗剑远游初期两次去蜀出峡臆说

乔长阜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江苏镇江212003

 

摘    要：

由李白益州谒见苏当在开元九年 (72 1) , 江陵遇见司马承祯当在开元十一年春 , 可推断李白远游出峡当在开元九年到十一年春之间 , 又据《初下荆门》作于深秋、《自巴东舟行……》作于冬春之间、诗有“海月十五圆”等语、《荆门浮舟望汉江》作于春天等实情 , 可推断李白出蜀之时当曾两次出峡 :第一次在开元九年秋 , 后复返峡中 , 第二次在开元十一年春

 

关键词：

李白； 远游； 出峡时间；

 

作者简介： 乔长阜 (1938—) , 男， 江苏泰州人， 教授， 中国李白研究会会员， 主要从事唐代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00-11-20

 

Received： 2000-11-20

 

对于李白“仗剑去国， 辞亲远游”的时间， 笔者在《李白开元十年“仗剑”出蜀臆说》 (《中国李白研究》1997年集) 中提出了个人的陋见。事后， 感到所说有不够充分和深入之处。现将继续学习和探索的一些收获和看法， 陈述如下：

 

一、去蜀出峡时间的上限和下限

所谓李白的“出蜀”, 应当包括离开蜀中 (去蜀) 和东出三峡 (出峡) 两个方面。众所公认， 李白去蜀， 是在他谒见苏之后；李白出峡， 是在他江陵见司马祯之前。那么， 他是何时见到苏和司马承祯的呢？

 

关于李白蜀中谒见苏的时间， 陈钧在《李白谒见苏年代考辨》 (《中国李白研究》1990集上) 中考证认为， 苏开元九年 (721) 及开元十一年到十二年曾两次镇蜀， 李白谒见苏当在开元九年。此文除了个别地方值得商榷外， 总的说来， 考证颇翔实， 结论正确可信。为了证明其说， 这里补充几点。其一， 《新唐书·苏传》载：“ (开元) 八年， 罢为礼部尚书。俄检校益州大都督长史， 按察节度剑南诸州。”苏有《初至益州上讫陈情表》, 作于其“更超宗伯”即为礼部尚书后， 文中有“西南重镇， 巴蜀奥壤， 爰杂县道， 且联军戎， 付臣兼之” (《全唐文》卷二五五) 等语。其中“县道”是指“察官人善恶” (《唐会要》卷七七“巡察按察巡抚”) , 属按察使职责；而“军戎”则是指“掌总兵马” (《新唐书·百官志四下》) , 属节度使职责。这两条材料表明， 苏初镇益州时兼有按察使和节度使两职。而他的《利州北题佛龛记》署衔是“礼部尚书兼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使持节剑南安南节度诸军州事许国公苏” (《全唐文》卷二五六) , 不带按察使衔， 则显然是另一次镇蜀时所题。其二， 《新唐书·百官志四下》:“置十道按察使， 道各一人。开元二年， 曰十道按察采访处置使， 至四年罢。八年， 复置十道按察使， 秋冬巡视州县。十年， 又罢。”《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开元八年， “五月辛酉， 复置十道按察使”。《旧唐书·玄宗纪》:开元十年， “十二月， 停按察使”。这些材料表明， 苏初镇益州， 只能在开元八年五月以后， 十年十二月罢按察使以前；再镇益州， 只能在十年十二月之后。其三， 两《唐书·苏传》都说苏出为益州大都督长史以后， 开元十三年十月从驾东封泰山， 那么他结束再镇益州的时间当在其时之前；而据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剑南西川》及郁贤皓《唐刺史考·益州》所考， 苏为益州长史 (实际是再镇益州) 是结束于开元十二年。他的《利州北题佛龛记》未署按察使衔， 当作于再镇益州时；他的《利州北佛龛前重于去岁题处作》 (《全唐诗》卷七四) 诗题和内容均与题佛龛记对应， 表明“记”是再镇益州赴任途中所题， 诗是再镇益州罢任归京途中所作。“记”有“阳景颓兮翠改色， 阴风起兮白增波”等语， 时令当是秋天；诗有“卧石铺苍藓， 行塍覆绿条”语， 当作于春夏间。这种情况与苏再镇益州只能在开元十年十二月以后， 结束于开元十二年的事实联系起来看， 他的再镇益州只能是始于开元十一年秋， 结束于十二年春夏间。其四， 《唐大诏令集》卷一○三录有苏开元八年二月十九日、三月十一日以及开元十年二月二十七日、五月十一日的《处分朝集使敕》, 表明他其时正在长安， 并未出镇益州。他的《慈恩寺二月半寓言》说：“不驻秦京陌， 还题蜀郡舆。爱离方自此， 回望高踌躇。” (《全唐诗》卷七四) 时间是“二月半”, 与《利州北题佛龛记》不同， 当是初镇益州即将由长安出发时作。那么， 根据《唐大诏令集》所载， 他初镇益州始发时间， 不可能是开元八年二月半或十年二月半， 而只能是开元九年二月半。他的《夜发三泉即事》作于“归奏丹墀左” (《全唐诗》卷七三) 之时， 时令是“穷秋”, 与他再镇益州归京的时间不同， 当是初镇益州罢归长安途中所作。按照他开元九年二月半始由长安赴任益州， 以及他开元十年二月、五月已在长安的事实， 那么他初镇益州罢任归京， 时间也只能是开元九年秋。

 

李白江陵见司马承祯的时间， 笔者在《李白开元十年“仗剑”出蜀臆说》中， 根据《旧唐书·司马承祯传》等所载， 考证当在开元十年冬到十一年春之间。这里拟作进一步探讨。其一， 苏初镇益州始于开元九年春的事实表明， 李白“仗剑”出蜀以及江陵见司马承祯的时间只能在其时之后。其二， 《旧唐书·司马承祯传》载：“开元九年， 玄宗又遣使迎入京， 亲受法， 前后赏赐甚厚。十年， 驾还西都， 承祯又请还天台山， 玄宗赋诗以遣之。”据该传， 司马承祯当是由台州天台山应诏入京， 而据《旧唐书·玄宗纪》, 开元九年唐玄宗是在长安。唐代由江东 (台州在江东) 前往长安， 东路是取道扬州， 西路是取道鄂州。江陵在鄂州西， 水路相距一千一百余里 (参《元和郡县图志·岳州》) , 并非是入长安必经之路。司马承祯既然是被“遣使迎入京”, 势必不可能绕道江陵。所以他开元九年入京时， 不会到江陵， 李白当然也不可能于其时在江陵见到司马承祯。但是， 司马承祯在开元十年回天台山时， 并非是被遣使送回， 当然他就有可能绕道江陵。李白也就有可能在这次见到他。司马承祯开元十年请还天台山， 是在“驾还西都”之时。按《资治通鉴》卷二一二， 开元十年十二月， “上将幸晋阳， 因还长安”;开元十一年“正月己巳， 车驾自东都北巡”。则司马承祯请还天台山， 当在开元十年十二月 (笔者曾误作十月， 于此更正) , 他由洛阳抵达江陵， 当已是开元十一年春。其三， 司马承祯有《陶宏景碑阴记》, 书于“开元十二年甲子九月十三日己巳”, 文中自称：“子微将游衡岳， 暂憩茅山。”这表明， 其时司马承祯不但已回过天台山， 而且已由天台山抵达润州的茅山， 并且将由茅山前往衡山 (据詹《李白诗文系年》所考， 开元十四年正月司马承祯仍在衡山) 。茅山和衡山都在江南， 由茅山往衡山应取道洪州， 《陶宏景碑阴记》也未叙及将游江陵。所以司马承祯不会于其时绕道江陵。他开元九年后到十四年之间能够在江陵的时间， 只能是在开元十年十二月以后， 十二年之前， 也就是只能在开元十一年中。再从他开元十年十二月“请还天台山”的情势说， 他既然是“请还”, 势必不可能在路上多作耽搁， 那么他由洛阳抵达江陵， 尤有可能是开元十一年春， 李白在江陵见到他， 自然也当在其时。《李白诗文系年》以为：“白之遇承祯于江陵， 当在开元十三四年间司马道士 (引者按：指司马承祯) 游衡山之前后。”此说显然未注意到司马承祯的《陶宏景碑阴记》所叙， 不免有所偏差， 按照这一推断所拟定的李白开元十三年出蜀说， 也难以成立。同样， 开元十二年秋出蜀说， 也与《陶宏景碑阴记》所叙抵牾， 不能成立。

 

由上可见， 苏开元九年春至秋以及开元十一年秋到十二年春夏间曾两次镇蜀， 而李白江陵见司马承祯当在开元十一年春， 表明他当时已经出峡， 那么他在蜀中谒见苏就当在开元九年苏初次镇蜀之时。这样， 李白仗剑去蜀的时间就不会早于开元九年， 再考虑到他的《峨眉山月歌》作于秋天即将出峡之时， 那么他的仗剑去蜀时间就不会早于开元九年秋。而他的仗剑出峡时间， 自然也不会晚于开元十一年春。因此， 李白仗剑去蜀出峡， 当在开元九年秋到十一年春之间。开元十二年秋、十三年秋或春以及十四年秋出峡说之类， 难以成立。

 

二、两次出峡的证据和时间

对于李白的仗剑出峡， 论者尽管在具体时间方面各执一词， 但对于他仗剑远游出峡的次数， 却都认为只有一次， 事实上并非如此。请看有关作品显示的事实：

 

1.《秋下荆门》。《唐写本唐人选唐诗》题作《初下荆门》。荆门指三峡之口峡州境内的荆门山。诗称“霜落荆门江树空”, 则李白此次出峡由荆门东下， 时令为深秋。诗又称：“此行不为鲈鱼， 自爱名山入剡中。”上句反用张翰见秋风而命驾归乡的典故， 表明李白是离乡远游， 与其出峡远游吻合。下句言此游目的之一是遍访名山， 而以剡中为其代表。李白之《早春于江夏送蔡十还家云梦序》 (下称“送蔡十序”) 作于他远游四年以后 (详后) , 文中说：“秋七月， 结游镜湖， 无愆我期。先子而往。敬慎好去， 终当早来。无使耶川白云， 不得复弄尔。”正如郁贤皓《李白丛考·李白出蜀年代考》所说：“值得玩味的是‘复弄’二字， 表明李白对‘耶川白云’已‘弄’过。这也足以证明：李白在此之前已到过会稽。”自然， 李白此行也当到过与“耶川”相邻的剡中。所以， 《秋下荆门》是李白仗剑出峡远游时所作， 应无疑问。论者或谓唐写本诗题有误， 却又未举出证据；而且， 如下文所考， “初下荆门”诗题与事实相符。论者或谓此诗作于乾元二年 (759) 秋， 但其时李白早已离开峡中， 正在岳阳和湘中一带 (参《李白诗文系年》等所考) 。此说显然错误。论者或又谓此诗作于天宝十四载 (755) 九月， 李白由长安前往剡中经三峡下荆门时， 诗言出京东去， 动机与张翰不同， 是为寻剡中山水。确实， 李白天宝十四载曾经到过长安， 笔者在所撰《李白三入长安新探》 (1) 中曾专门考及。但是， 从李白此次由长安抵宣城郡所作的《江上赠崔宣城》、《赠宣城赵太守悦》可以看出， 他此行的目的地是宣城郡， 而不是剡中。因为， 前诗说：“问我将何事， 湍波历几重？貂裘非季子 (引者按， 反用苏秦由咸阳失意而归典故， 说明诗人虽由长安而来， 但入京目的不同， 故归来心情也不同) , 鹤敞似王恭 (按， 可见时令当已入冬) 。谬忝燕台召， 而陪郭隗踪 (按， 此二句指应宣城太守之召而来， 入其幕下) 。”后诗说：“迁人同卫鹤， 谬上懿公轩 (按， 指得赵悦谬爱而入其幕府) 。自笑东郭履， 恻惭狐白温 (按， 此自言境遇， 可见时令已入冬天) 。”这两首诗清楚表明， 李白此次出长安后， 是应宣城太守赵悦之召而来宣城郡。在前一首诗中， 作者又说：“水流知入海， 云去或从龙。树绕芦洲月， 山鸣鹊镇钟。还期如可访， 台岭荫长松。”如果单看“台岭”句， 则似乎李白将欲隐居天台山 (在剡中附近) , 但上文有“树绕”二句， 则“台岭”句不过用孙绰《游天台山赋》的典故， 言自己将要隐居于宣城郡之山林而已 (“芦洲”、“鹊镇”均在宣城郡) 。否则， 李白怎么会邀请在任的宣城县令崔某“还”任以后， 到远在台州的天台山去访问他呢？须知， 唐代法令规定， 在任县令是不能“私自出境界” (《唐律疏议》卷九) 的。要之， 有关说法难以成立， 《秋下荆门》是李白仗剑出峡初下荆门时作， 否定不了。

 

2.《自巴东舟行经瞿唐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此诗写作时间， 有开元十三年早春李白去蜀初下三峡时、李白乾元二年初春流夜郎溯江而上至三峡时、李白该年三月流夜郎获赦后沿江而下至三峡时等说。从诗所显示的经行路线看， 正如论者所指出， 李白是自“巴东”即夔州至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 是沿江而下。从诗中有“积雪照空谷， 悲风鸣森柯”、“江寒早啼猿”等语看， 李白此次登山当在“春冬之时” (参《水经注》) , 尤可能在冬天。根据这两点可以肯定， 此诗不会是李白乾元二年春上三峡或下三峡时所作。但是， 否定了乾元二年说并不等于证明诗必作于初次出峡时。因为， 《秋下荆门》诗表明， 李白初次出峡是在秋天。所以， 对《自巴东舟行……》显示的李白将要出峡的时间， 仍需作进一步考证。在这方面， 诗中“望云知苍梧， 记水辨瀛海”两句是帮助解决问题的关键。对于这两句， 初次出峡论者避而不论， 天宝中或乾元中出峡论者则引以为据， 都是误解 (特别是误解下句) 所致。按辞书， 此处“知”有知晓之意， “记”有识之不忘之意， “辨”有明白之意。那么这两句的正确意思应是：望见巫山之云而可知晓苍梧之云， 识见长江之水而可明白瀛海之水 (因江水入海) 。据此， 此诗当作于李白“南穷苍梧， 东涉溟海”之前。那么， 李白此次沿江东下， 时间当在写作《秋下荆门》诗即初下荆门以后“南穷”、“东涉”之前。

 

3.《荆门浮舟望蜀江》。这里的“荆门”当指荆门山一带。诗有“春水月峡来， 浮舟望安极”、“逶迤巴山尽， 摇曳楚云行”等语， 表明李白在春天正由荆门山一带沿江东下， 当是出峡以后不久。诗末“江陵识遥火， 应到渚宫城”表明， 李白此前曾到过江陵。这一点已为论者所指出。但是， 论者似乎都有意避开了“雪照聚沙雁”一句。这句的“雪”与下句“花飞出谷莺”的“花”相对， 应当是指自然界之雪。这表明当时沙上还有雪。把这点与诗中“正是桃花流” (桃花水始生于二月) 联系起来看， 此诗当作于二月中。论者或以为此诗作于李白初次出峡时， 但对“江陵”二句总难以正确解释。论者又以为诗作于乾元二年春李白流夜郎获赦出峡时。但是， 从论者据以推定的李白获赦时间的依据看， 《唐大诏令集》卷八四所载《以春令减降囚徒敕》颁布于“乾元二年三月” (论者或写作“二月”, 误) , 《新唐书·肃宗纪》所载肃宗乾元二年三月丁亥诏 (全文见《册府元龟》卷八七) , 颁布于二十一日。二文内容有别 (论者或混为一谈) , 颁布时间当有先后， 但都是在三月中。可见李白获赦时间不会早于乾元二年三月。那么， “荆门浮舟”诗自然不会是李白获赦出峡时的作品。从它与《自巴东舟行……》所写时间相承、地点相关、景物 (“雪”) 相应来看， 二者当是先后之作。据此， 李白在初出荆门之后， “南穷苍梧， 东涉溟海”之前， 又曾在正、二月间出峡下荆门。

 

以上情况表明， 李白在“南穷”、“东涉”之前， 曾两次出峡。第一次是在秋天 (当是九月) , 此次当曾到过江陵一带， 所以才会有《荆门浮舟望蜀江》“江陵识遥火， 应到渚宫城”的说法。第二次是在春天 (当在正、二月间) , 此次出峡前的上年冬天， 曾由“巴东”即夔州入瞿塘峡， 游巫山。那么， 这两次出峡分别在什么时间呢？这从以下情况中可以推知。

 

其一， 如前所考， 李白去蜀不早于开元九年秋， 则他出峡也不会早于此时。而“送蔡十序”自称：“海草三绿， 不归国门。又更逢春， 再结乡思。”这表明李白“不归国门”已有四年。此处“国门”当与乡关同义， 指蜀中。李白《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国门遥天外， 乡路远山隔”可证。但李白在长江峡外返蜀要经过峡中， 所以“不归”云云等于说出峡不归已是第四个春天。从序有“无使耶川白云不得复弄”等语看， 序当作于李白“东涉溟海”即东游会稽、剡中以后。李白此次东游， 据其《游溧阳北湖亭望瓦屋山怀古赠孟浩然》诗， 以及孟浩然开元十三年游东越的实际推定， 当在开元十三年秋。而“送蔡十序”当作于开元十四年正月 (理由详见笔者《李白开元十年“仗剑”出蜀臆说》) 。由该年逆推四年是开元十一年。“序”表明开元十一年到十四年中并未再入峡， 而且， 李白的“南穷苍梧”是在开元十一年之后， “东涉溟海”之前 (理由详同上) 。这些情况表明， 李白的第二次出峡， 当不晚于开元十一年春。

 

其二， 李白在《自巴东舟行……》诗中自称：“江行几千里， 海月十五圆。”上句言行程之长， 下句与之相对应， 当是言时间之久， 指“海月”十五回圆。如果认为是十五日月圆， 则不合旧体诗的作法。论者或以为“十五圆”指李白流夜郎江行已一年又三月。但李白流夜郎由浔阳起程， 是在乾元元年春， 获赦在乾元二年， 这是公认的事实。即使此诗真的作于初春， 则乾元元年春到二年初春， 时间尚不足十二个月， 岂可谓“十五圆”?李白诗虽纵逸， 但此句写实， 恐不致如此下笔。其实， 如上文所考， 此诗是作于李白第二次出峡至巫山时。所以， 这里的“江行”两句是指他第二次去蜀出峡的行程和时间。如前所考， 李白去蜀出峡的时间， 在开元九年秋到十一年春之间。这段时间， 如果按开元九年九月到十一年正月计算， 首尾共十八个月 (开元十年闰五月) 。在这种情况下， 按照此诗作于冬末春初逆推十五个月， 则李白第二次去蜀当始于开元九年十一月、十二月间， 第二次出峡下荆门当在开元十一年正、二月间。那么， 李白的第一次去蜀和出峡下荆门， 就当是开元九年秋之事。

 

综上所考， 李白仗剑远游初期， 当曾两次去蜀出峡。第一次去蜀和出峡都在开元九年秋， 出峡后曾到过江陵一带， 《峨眉山月歌》、《秋下荆门》是此行所作。第二次去蜀当在开元九年十一、十二月间， 出峡当在十一年正、二月间， 《自巴东舟行……》等是此行所作。第二次出峡后，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没有入峡返蜀。论者或曰：“《自巴东舟行……》文中有‘始经瞿塘峡， 遂步巫山巅’, 这正证明李白是春天初次出峡， 而秋天初次出峡说不能成立。”笔者以为， 词义的确定不能离开上下文。“经”句紧承“江行几千里， 海月十五圆” (即江行几千里路程， 历时十五个月) , 那么“始”就只能是“才”的意思， 而没有“初”的意思。如果释“始”为初次， 则上下文脱节。所以“始经”云云并不能证明李白是春天初次出峡。从李白两次去蜀出峡的时间看， 第一次行色匆匆， 第二次从容宽裕。这大概就是他第二次出峡过程中才会有巫山之游的客观原因。

 

参考文献

[1]刘 旧唐书 [M ] 北京 :中华书局 , 1975

 

[2 ]欧阳修 , 宋祁 新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 1975

 

[3]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 [M] 北京 :中华书局 , 1983

 

[4]董诰 全唐文 [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90

 

[5] 曹寅等 全唐诗 [M] 北京 :中华书局 , 1960

 

注释

1 见拙著《李杜探新》, 1996年黄山书社版。现在看来， 该文个别地方有不妥， 但基本论点尚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