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以及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

通过以上的分析、比较， 对于李白与杜甫之如何进行人文精神创造， 相信已有初步的了解；身处今天的我们， 究竟应当怎么思考问题， 相信亦已有了自己的想法。作为这一话题的讲述者， 自然也有自己的规划。可以说， 我的这篇文章， 目的乃在于借助李白与杜甫这一个案， 推而广之， 进而探讨、研究唐诗与宋词， 乃至于全部中国文学史。而探讨与研究， 又将如何着手呢？本文就想借助李白与杜甫的思考， 进行我们自己的思考。

        上文说思考， 以为思考就是比较。例如， 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 这是从数开始的一种思考。《易传•系辞下》曰：“上古结绳而治， 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郑玄《周易注》云：“结绳为记， 事大， 大结其绳， 事小， 小结其绳。”结绳为记， 或结绳记数， 这是先民最早的活动记录， 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标志。至于其计算方法， 《易传•系辞下》有云：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 仰则观象于天， 俯则观法于地， 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 于是始作八卦， 以通神明之德， 以类万物之情。

        所谓仰观、俯观， 大致指从上到下， 从近到远， 乃至于整个宇宙空间， 观察世界、认识世界；计数、比较、思考。这是《易经》所总结、归纳出来的方法与途径。《易经》的经验， 如包装起来， 由具象到抽象、由个别到一般， 渐次加以提升， 其方法与途径， 即可归纳为二：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以及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这就是本文所要阐述的问题：传统批评方法与现代批评方法。两种方法与途径， 为孟子和王国维所总结、归纳的经验。

        《孟子•万章上》云：

        说诗者不以文害辞， 不以辞害志， 以意逆志， 是为得之。

        《孟子•万章下》又云：

        颂其诗， 读其书， 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孟子这两段话， 着眼点在“世”和“志”, 一指外在环境， 一指内在意志。知人论世， 以意逆志， 这是认识其人其诗的前提， 亦尚友、为文所必备之条件， 两千多年来， 成为说诗、用诗的指针。是为传统批评方法。

        王国维《人间词话》云：

        诗人对宇宙人生， 须入乎其内， 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 故能写之；出乎其外， 故能观之。入乎其内， 故有生气；出乎其外， 故有高致， 美成能入而不出， 白石以降， 于此二事皆未梦见。[3] (P39)

        王国维的这段话， 同样有内、有外， 表示一定空间范围的思维活动， 但其着重说“入”与“出”二字。入乎其内， 出乎其外， 能入能出， 既是由多到一的归纳与提升， 又是由一到多的推理与演绎。这是观察事物、创造人文精神的方法与途径。一百多年来， 中国文学之步入现代化进程， 亦以之为指针。是为现代批评方法。

        两种不同的批评方法， 既从先民实践中来， 又是先民经验的提升。两千年与一百年， 其于运用过程所体现的不同之处， 主要是层面的区分。如倾向于形下层面， 或倾向于形上层面， 二者各不相同。在文学研究领域， 其区分则表现为文学社会学研究和文学文化学研究。就1949年之后的大陆学界而言， 孟子的方法， 经广泛运用， 已形成一个固定模式， 即批判继承三段式：

        社会背景、生平事迹+思想内容、艺术特点=文学史地位及影响

        这里， 孟子“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八个字， 其内与外之所能发挥的功用， 已被发挥到极致。到目前为止， 凡写作学术论文， 恐怕都不曾脱离这一模式。三个段落， 三个步骤， 往上一套， 文章就出来了。这是孟子传统批评方法的运用及推广。至于王国维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这一现代批评方法， 如从思维模式看， 则可概括为以下两个公式：

        (1) 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分析与提升

        (2) 两个互相对立而又互相依赖单元的化合与分解

        第一个公式， 由形下层面到形上层面的提升， 即由批判继承三段式上升为从表层结构到深层结构的分析与提升。这一组合方式， 如用吴世昌的结构分析法加以阐释， 就是一种勾勒。即于前景与后情之间， 渗入一个第三因素———事， 令得前后勾连的方式。吴世昌说：“必有故事， 则所写之景有所附丽， 所抒之情有其来源。使这三者重新配合， 造成另一境界， 以达到美学上的最高要求。”[4] (P151) 吴世昌说勾勒， 既从立意造境的角度， 对王国维现代批评方法作了检验及认证， 又为中西诗学接轨提供了一种方法与途径。

        第二个公式， 两个既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赖单元的组合， 如借用西方结构主义的原理二元对立定律加以包装， 其组合， 可以下列图表标示 (见图1) 。两个单元， 各据一方， 当中有一中介物加以联系。中介物相当于用作勾勒的第三因素， 在两个单元之间， 产生化合或者分解的作用。其所谓内与外以及生气与高致， 就体现在中介物所产生的化合或分解的过程当中。就方法而论， 王国维有关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的表述， 已从意境创造层面， 进入结构分析层面。这对于新变词体结构论的创造是一重要的启示。

         

        图1   下载原图

        大致而言， 传统批评方法与现代批评方法， 各自展现了两种不同层面的方法与门径。传统批评方法说知与论， 其所谓内与外以及远与近， 一般都在同一个平面上；而现代批评方法则着眼于上与下， 是从一个层面到另一个层面的提升， 也是由表层意义到深层意义的深化。

        例如， 曹操《龟虽寿》:

        神龟虽寿， 犹有竟时。螣蛇乘雾， 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 不但在天。养怡之福， 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 歌以咏志。

        这首诗， 如果用传统批评方法解读， 所谓知人论世， 必先介绍时代背景及作者生平事迹， 接着说诗篇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点， 最后是评价， 肯定其雄才大略及豪情壮志。依上述公式， 一套便得。但这样的阐释， 易于千篇一律， 说不出具有独创性的意见来。而用现代批评方法解读， 结果可能就不一样。首先， 就内与外的方位看， 将这首诗划分为两个部分， 外加两句乐府套语。前面八个四字句， 为一部分， 列举神龟、螣蛇、老骥及烈士， 分别介绍各自的长处和短处， 属于个别物象；中间四个四字句， 为另一部分， 就前面四种物象的长处和短处， 所谓盈与缩， 发表议论， 表达观感， 谓盈缩之期， 不但在天， 而且在人， 只要养怡得当， 都可得永年， 这是就个别物象的长与短所归纳出来的道理；末了二句为乐府套语， 表示对于诗篇内容的赞叹， 没有实际意义。其次， 就入与出的关系看， 诗篇的两个部分， 既将自己设想为神龟、为腾蛇， 并且设想为老骥、为烈士， 仿佛自己就是神龟、腾蛇以及老骥、烈士一般， 但又十分清醒地认识到， 自己终归不是神龟、不是螣蛇、不是老骥， 也不一定就是烈士， 仍然从具体物象中抽离出来， 坚守自己的主体地位。两个部分， 先说神龟、螣蛇， 以及老骥、烈士， 再说怡养的问题。先具象， 后抽象；先个别， 后一般， 从具体的现象提升到一般的道理。就整体上看， 解读这首诗， 大致可在两个部分之间划一直线， 一边展现具体物象， 一边说明抽象道理， 所谓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 即将某些重大的哲学命题放进诗篇。这无疑就是一种层面的提升。

        又如， 李白《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这首诗， 若用传统批评方法解读， 所谓知人论世、以意逆志， 大多就其作客他乡这一事情作联想与推断， 同样不易说出具有独创性的意见来。但如果用二元对立定律解读， 诗篇中的光和霜， 此物与彼物， 构成一个互相对立而又互相依赖的单元， 二物之间， 一个中介物———明月， 便将光和霜， 亦即他乡与故乡联结在一起。明月这一个中介物， 是一副催化剂， 在光和霜之间产生化合或者分解作用。通过明月， 既可将他乡的光 (此物) 和故乡的霜 (彼物) 这两个互相对立的物象联系在一起， 又可将他乡的光 (此物) 和故乡的霜 (彼物) 这两个互相依赖的物象加以分解。化合、分解， 调和、分隔。光和霜这一个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赖的单元， 通过中介物 (明月) 的联想， 其深层意义， 亦即诗篇的主题———他乡与故乡， 也就显示出来了 (见图2) 。这就是运用二元对立定律所进行的一种分析与提升。

         

        图2   下载原图

        以上说现代批评方法的两个公式及具体运用， 说及二元对立定律， 这是人类基本的思维模式。这一定律， 既放诸四海而皆准， 也为批评方法及模式的确立提供依据。演说人文精神， 区分人文与人本， 对于李白与杜甫， 进行比较、思考， 其所依据的， 就是这一定律。唐诗与宋词， 数以万计， 依此定律与模式判断， 其所歌咏， 大致可以故乡与他乡以及瞬间与永恒两大主题加以概括。这是一种思考， 一种运用， 是人文层面的分析与提升。这种分析与提升， 对于全部中国文学史同样适用。比如， 一般说文学的两大主题是劳动与爱情， 现在的文艺理论课程可能还这么宣称。这是人本层面的表述， 如果以人文视角看问题， 于人文层面回答问题， 应当明确指出， 文学的主题， 除了劳动与爱情， 还有另外两大主题：故乡与他乡以及瞬间与永恒。这是运用现代批评方法， 于人文层面所进行的分析与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