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文 | 《新安吏》（杜甫） |
| 释义 | 《新安吏》（杜甫）杜甫
此首及以下《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六首，历来被称为“三吏”、“三别”，是杜甫的代表作，是诗人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经过精心组织、安排、构思而写成的组诗。这组诗写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春，唐官军邺城兵败之时。当时杜甫正从洛阳返回华州任所(时任华州司功参军)，诗中所写的人和事都是他行经潼关一带亲历目见的。在很短促的时间内能写下如此多而又好的诗，在杜甫一生中也仅此一次。故他晚年流寓夔州时想起此事，还感慨良多地说： “昔为掾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峡中览物》)这六首诗都以唐官军邺城兵败这一重大事件为背景，再现了当时官府官吏役民无度、人民被强征从军或服劳役的现实。唐史中对这一情况没有什么记载，只宋代司马光所写的《资治通鉴》中记载了这样十个字： “官军所过剽掠，吏不能止。”把这一记载与杜甫这组诗所写情况相对照，我们便可看出：司马光把这段时期“扰民”的罪行完全推到“官军”身上，对“官吏”则有所美化，而对官军剽掠的记载也太笼统，使人不明底里。杜甫这六首诗却完全是揭露、抨击官府与官吏的。这组诗正好补充了史书之未载，可谓历史实录。“诗史”之称谓，是当之无愧的。 这组诗分为两个组成部分，每组三首，一组写吏，一组写民，吏和民是一对矛盾，在诗中或同时出现，或此露彼隐。诗中的第三者是“客行新安道”的“客”，是“要我下马行”的“我”，是“暮投石壕村”的诗人自己。六首诗的构思，体现了杜甫的艺术匠心，“三吏”主要是写吏，用人物问答方法，或客(我)吏问答，或吏民问答； “三别”主要是写民，用人物自我倾吐方法，或面对亲人倾吐，或独自倾吐。诗中的人物语言，都具有鲜明的个性。每首诗不管用什么方法写，都典型地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感情深沉郁积，叙述回环宛曲，能把当时的情景和人物的情貌心态逼真地展示出来。其义清而深，其词真而切，感人至深，发人深思。 六首诗所反映的事件是典型事件，诗中的人物是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人，各代表一种类型，一个方面。“三吏”中的吏，各有各的性格面貌，“三别”中的民，是不同身份、性别、年龄、经历的民。但吏也好，民也好，都置身于安史之乱的大环境中，置身于唐官军邺城兵败的具体环境中，置身于官逼民、官扰民的矛盾冲突中。六首诗合起来看，正好反映了邺城兵败后唐王朝官府官吏冷酷残暴、役民无度的历史全貌。 六首诗的主题体现着整体和部分的统一关系，所写虽分吏、民两组，各有侧重面，每首都有一个具体的主题，但合而观之，又有一个中心的主题，即控诉揭露当时官府官吏不是使民以义，而是使民以暴。“三吏”是写官府官吏如何虐民、扰民、劳民，民处于被害者的地位； “三别”是写民如何被官府官吏所扰所害，官处于被控诉的地位。浦起龙《读杜心解》于注《无家别》最后一句“何以为蒸藜”时云： “(此)可作六篇总结，反其言以相质，直可云‘何以为民上’?”此解颇有见地。杜甫写这组诗时，正处于唐王朝平叛战争时期，对平叛战争本身，杜甫不能有任何非议，但对如何“役民”，他是可以评论的，而且从其仁者之心出发，也是应该、必然要评论的。杜甫是信奉儒家仁学的，按儒家的“仁政”思想，应把民视为“邦本”，因而主张“使民以义”，“养民以惠”，能如此，则民可为，民心可得，国亦可治；不能如此，则民难为，民心必去，国不可治。浦起龙说的“何以为民上”，虽然是这六首诗的潜台词，但六首诗总的主题所展示的意向，又确确实实是如此的。从杜甫写这组诗当时情况看，唐王朝上上下下之所行正与“仁政”相悖，这样做，必将造成严重的后果，在百姓无以为生的情况下，平叛战争将无法进行，而国家的统一、安定和中兴也将成为泡影。杜甫正是抱着这样对国事的关心，对平叛战争的关心，对人民痛苦和不幸遭遇的关心，来写这组诗的。因之其责“为民上者”(包括君主、大臣，特别是官府官吏)不能“使民以义”而是使民以暴，役民以滥，视民如草芥，至于百姓无以为生之旨，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有人说杜甫写这组诗时心情是矛盾的，痛苦的，顾了国，顾不了民，顾了民，便顾不了国。其实不然，从这组诗所选取的物象本身(官府官吏与民的矛盾)和经过艺术加工构成的意象群体所昭示的意蕴看，杜甫的矛头所指是准确的，意旨是清楚的，态度是明朗的。也有人说杜甫写这组诗时并不存在上述矛盾，而是解决了的，即明确站在维护国家利益的立场，支持平叛战争，鼓励人民上前线，并称赞了人民为军服役的爱国精神。其实这是割裂诗的整体形象，从中择出几句话加以无限阐发而得出的穿凿附会的结论。试问：如果《石壕吏》中的老妇，只是因为被逼不得不说出一句“急应河阳役”的话，便是什么怀有义愤、挺身而出的爱国行为，那么她的老伴“逾墙走”岂不就成了不愿为国效力的“可耻的逃兵”?而她自己掩护他逃跑的行为岂不也就成了“不义”之行？ 《新安吏》所写的是在新安所遇的征兵吏，意在揭露吏之冷酷无情。新安，今河南县名，在洛阳市西。诗分三解。“客行新安道”以下八句为第一解，写客(当即诗人自己)与征兵吏之问答。“喧呼”二字，一见“点兵”时情景之纷乱，二见官吏之喊叫声压倒送别者的哭声。客之问，有责备意。“更无丁”的另一面，是说为什么把中男征了来？吏之回答，全是借辞推委，即以府帖做挡箭牌，来为自己抓中男充数的行为作辩护。客再正面提出质责，一则说把“绝短小”的中男征来入伍，简直是胡闹，二则用“何以守”指出这明明是无益于防贼之事。对此，吏无以为答，表明他理亏词穷。一大群中男就这样被驱遣而去了。“肥男有母送”以下四句为第二解，写客目睹送别场景。肥男有母送，但母子相别，亦是可悲之事；瘦男无母，亦无人送，岂不更可悲！又送者只有母而无父，正见非正常征兵，有父恐也不敢出面。白水东流，人已去远，时又暮矣，而青山之下仍然一片哭声。这哭声与开头之“喧呼”相照应，这既是写送者之悲极痛极，也是暗示吏已去，只有客依然在场，正与母亲们同声一哭。“莫自使眼枯”以下十六句为第三解，写客对哭送者的劝慰。事已至此，对于哭送的母亲们，与其助痛，不如减痛。吏已不义，客不能无情，于是出面劝说：一则说之以利害，哭既无用(“天地无情”)，何必自讨苦吃(“眼枯见骨”);二则说之以大局，国难当头，形势紧急，就请想开点吧；三则说之以尚有可放心者(营近、役轻、主将爱兵)，送行者亦可以不必多虑矣。仆射，官名，这里指抗击安禄山叛军的名将郭子仪，时驻守河阳保卫东都洛阳。 此诗如同一场独幕剧，在一个特定的场景下，围绕“点兵”一事，以“客行新安道”所见为线索，展开了一场官与民的矛盾冲突。在场上活动的有征兵吏、客、中男们、母亲们这四个方面的人物，但主要是写吏。这里的吏，昨夜接到征兵的府帖，今晨便把一大批“中男”(尚未成年的少年)抓去充数。当路过之客质问他们为何不按规定征丁男(年满二十二岁)入伍时，他们又立即抬出府帖来做挡箭牌。征点丁男时，那么多母亲来哭送，可他们却铁石心肠，只管交差了事，丢下这些哭得泪人般的母亲们全然不顾。从这段描述中，我们似乎看到这批“新安吏”一副副冷酷无情的面孔。而客对他们的责问、对母亲们苦口婆心的劝慰正好与之形成对比，构成反衬。 此诗写客的语言很有分寸，针对不同的对象和出于不同的目的，他说话的语气、用词就大不一样。对吏，是责，“更无丁”、“绝短小”、“何以守”、“终无情”(一语双关)，语气绝对，见得理在己，亏在吏，冤在民。对民，目的在于劝，故曰“勿泣血”、“近故垒”、“依旧京”、“不到水”、“役亦轻”、“甚分明”、“如父兄”，见得客是用尽心机在劝，在减轻哭送者的痛苦。写吏的语言虽只有两句，但却见其狡猾冷酷，我行我素。又此诗以声音连络首尾，先曰“喧呼”，再曰“青山犹哭声”，结尾曰“勿泣血”，这样写，有助于渲染“怨苦”气氛，“怨苦”写足了，诗之责吏无情的主旨也就表达出来了。 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串古今，覙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为此，况不逮杜者乎！ ( [唐]白居易《与元九书》) 《新安吏》、《潼关吏》、《石濠吏》、《新婚别》、《垂志别》、《无家别》诸篇，其述男女怨旷室家离别，父子夫妇不相保之意，与《东山》、《采薇》、《出车》、《杕杜》数诗，相为表里。唐自中叶以徭役调发为常，至于亡国。肃、代而后，非复贞观、开元之唐矣。新、旧唐史不载者，略见杜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卷一) 凡公此等诗，不当是刺。盖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可已而不已者，则刺之。不得已而用者，则慰之哀之。若《兵车行》、前后《出塞》之类，皆刺也；此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夫《新安吏》之类，则慰也。《石壕吏》之类，则哀也。此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天子之道，守在四夷，则所以慰哀之者，是亦刺也。 (张綖《杜工部诗通》) 诸咏身所见闻事，运以古乐府神理，惊心动魄，疑鬼疑神，千古而下，何人更能措手。(沈德潜《唐诗别裁》) 《新安吏》，借提邺城军溃也。统言点兵之事，是首章体。如《石壕》、《新婚》、《垂老》、《无家》等篇，则各举一事为言矣。(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一) 邵子湘曰： “新安至无家六首，皆子美时事乐府也。曲折凄怆，直堪泣鬼神。”吴汝纶曰： “以下六章写乱离兵役之苦，多椎心刻骨之词，使人不忍卒读。” (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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