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 花园街五号

作者简介 (见“冬天里的春天”条)
内容概要 花园街五号是一座俄罗斯风格的花园洋房，座落在临江市中心晨光公园附近一片树林里。从它建成到现在已经过去50多年，换了四个朝代、五位主人。在这里居住过的都是临江市最有权势、能够决定临江命运的人物。第一位主人是建造这座洋房的白俄贵族康德拉季耶夫，侨民协会主席；第二位主人是大土匪出身、伪满时期临江驻屯军司令兼警察局长刘大巴掌； 第三位主人是解放后共产党第一任市委书记吕况；第四位主人是“文革”中造反起家的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现在，市委第一书记、代市长韩潮和他老伴——市文联副主席吴纬、还有他们的儿媳——《临江日报》记者吕莎住在这里。实际上韩潮并不喜欢这座洋房，50年前他是个小泥瓦匠，参加了这座洋房的建造，后来从事革命工作也在临江一带，对洋房的历史非常了解，知道以前的四户人家重复着类似的不幸结局：后一户总是把前一户干掉才搬进去；每一户的上下两代人总是悖谬、冲突、决裂，有的甚至砍掉老子的头。韩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任命的，现在即将离休，选择接班人的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但两个候选人都不能使他完全满意。一个是现任市委常委、第一副市长的丁晓，此人办事稳重，但太圆滑，没有什么大作为。另一个是朝气蓬勃、敢想敢干的刘钊。此人是刘大巴掌的儿子，上中学的时候受韩潮引导参加革命，为营救革命战士他和韩潮一起在花园街五号的楼顶上枪杀了他的父亲。解放后他当过吕况的秘书，“反右”和“文革”中受迫害，后来是韩潮积极活动为他平了反，让他回临江工作。回临江后他没有职务，但他不在乎，只想在改革的时代干点实事。丁晓视他为政治对手，有意让他去收拾亏损严重的老大难企业临江拖拉机厂。没想到刘钊3年就扭亏为盈，使拖拉机厂成为全省上交利润和创汇率最高的企业。他的方法就是充分相信工人，敢奖敢罚。于是丁晓又让他去抓破土动工两年还没完工、焦头烂额的沿江新村工程，等着看他的笑话，但他大胆实行承包制，不到一年就建成了沿江新村。韩潮很赞赏刘钊的工作能力，但看不惯刘钊那种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神气和猛打猛冲的工作方法。而他的儿媳吕莎却坚决支持刘钊，写文章为刘钊叫好。吕莎是前市委书记吕况的女儿，读大学时就爱上了爸爸的秘书、比她大10多岁的刘钊，但爸爸硬逼她和韩潮的儿子、平庸的韩大宝结了婚。“文革”中韩大宝改名韩学青，造了韩潮的反，“文革”结束后还留恋那个年代，患了精神分裂症，长期住在医院里，使吕莎成了守活寡的人。吕莎心里仍爱着刘钊，想和已不可能治愈的大宝离婚，但又不愿伤了待她如亲生父母的韩潮和吴纬的心。韩潮夫妇既害怕孤独，又幻想有一天儿子会病癒，也不让吕莎离去。这个星期天，韩潮被刘钊请去看沿江新村的房子，回到家发现一个长相酷似康德拉季耶夫的外国人进了花园街五号，很生气。原来刘钊知道他不愿与外国人打交道，有意以视察沿江新村的名义将他引出家门，让外国人来看花园街五号。那个外国人是康德拉季耶夫的孙子，名叫奥立维，童年时代在花园街五号生活过，现在是意大利的大商人。刘钊想让他给临江矿泉水厂投资，使临江矿泉水打入世界市场，所以请他看他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唤起他对临江的好感。晚上刘钊和奥立维举行会谈，精通英文的吕莎去当翻译。而此时，丁晓却在为挤掉刘钊这个和他竞争市委书记位置的对手不择手段四处活动。他指使人写诬陷信，说若干年前刘钊和吕莎发生过不正当关系，又让刘钊原来的妻子、在刘钊受迫害时离开刘钊嫁给省委书记的歌唱演员罗缦亲自来临江当说客，给刘钊施加压力，让他放弃竞争。刘钊要求去抓丁晓一手操纵的市第一建筑公司，解决临江大厦建建停停的问题，并且当着25个市委常委和省委一位副部长的面和丁晓争吵，揭露丁晓挪用临江大厦的经费建高级干部住宅。正巧这天省委那位副部长是来搞民意测验的，他请25个常委无记名投票，看谁适合当市委书记。韩潮见刘钊这样没有“领导风度”,又生气又失望。他以为刘钊已经没有希望，对丁晓也不满意，便投了弃权票。但他赞成刘钊对待临江大厦的急迫态度，一个人悄悄来到大厦工地，看穿了丁晓的骗局。丁晓为了自己高升加紧活动，不惜牺牲人民利益。他先是让容易造成污染的酱油厂改建到刘钊准备搞矿泉水厂的温泉镇，又阻挠奥立维去温泉镇考察，还把一位老教授捐赠给市博物馆的一幅郑板桥的画送给省长许杰，拉关系。韩潮去省城开会，省委书记高峰对他公开了那次市委常委投票结果：弃权一票，选其他人四票，丁晓九票，刘钊十一票。这个出乎预料的结果使韩潮看到了共产党员的良心。高峰批评他失去了求贤若渴的精神，变得优柔寡断、是非不明，并决定把刘钊推向重要领导岗位。不久，韩潮让吕莎回到刘钊身边，陪刘钊去省里接受任命，并决定另找房子搬出去，把花园街五号改成临江市少年宫。因为刘钊早就嚷着要给临江市的儿童们建少年宫了。
作品鉴赏 “改革文学”是继“伤痕文学”之后出现在新时期文坛上的一股创作热潮。它的兴起是改革的时代潮流与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相契合的产物。李国文是一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花园街五号》就是他在改革这一社会大背景上创作出来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创作这篇小说“是想为在这场变革中，披荆斩棘，冲锋陷阵的勇士、斗士唱一支赞歌”,“是替他们呐喊：大家来关心这场改革，支持这场改革，并且投身到这场改革洪流中来”。作家是从明确的主题出发创作这部小说的，而小说并没有流于公式化和概念化，这主要取决于作家对历史、对人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认识，取决于作家成熟的艺术技巧。作品不是单纯地写现实社会中的改革，而是把改革与历史、与人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来描写，所以在总体构思上它采取了时空交错的结构方式。故事是从刘钊请韩潮去视察沿江新村开始的，随着韩潮、丁晓、吕莎、韩大宝、奥立维等一系列人物的出现，许多在时光的长河里消逝了的往事被穿插进来： 韩潮由一个小泥瓦匠变成革命者，刘钊背叛反动家庭投身革命、历尽磨难，大宝在“文革”中造父亲的反成了神经病患者，老革命吕况住进花园街五号之后变得思想保守、谨小慎微，甚至扼杀女儿的文艺天才和爱情，丁晓本是一个商店学徒、一个平庸的秘书，……这样就把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认识统一起来，在展示历史发展艰难曲折过程的同时，揭示现实的社会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也正是在通过这种独特的结构所展示的沧桑人世之变和现实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小说中的人物才表现出丰富复杂的个性，成为血肉丰满、富于立体感的艺术形象。丁晓的自私、圆滑、阴险，刘钊的不屈不挠、襟怀坦白，韩潮的犹豫不决、左右摇摆，等等，都是通过他们的现在与过去的某种联系、通过他们在改革时代的种种表现揭示出来的。而且，为了表现人物性格和心灵世界的复杂性，小说并不仅仅写改革者的改革事业，而且写出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例如韩潮那种老年人的孤独感，刘钊对吕莎的眷恋之情等等。这样就使人物更真实可信。在表现手法上，除了上述时空交错的结构方式之外，小说中那些内蕴丰富的象征或隐喻也很值得注意。有代表性的是花园街五号那座洋房和韩大宝这一艺术形象。在小说中，花园街五号既是一个建筑物，又是一种历史的象征物。它象征着权势和地位，体现了某种具有悲剧意味的历史循环。康德拉季耶夫、刘大巴掌、吕况、造反派头头乃至韩潮这些不同阶级、不同时代的人物都住在这里，实际上体现了他们所代表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某种共性。应当说，只有当花园街五号不再为某个当权者独占、而变为儿童乐园的时候，社会才发生了质的变化。韩大宝也不仅仅是一个人物，而是象征着一个狂热的、缺乏理性的时代，一个纠缠着前进的人们的阴影。他的精神分裂症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虽然“文革”已经结束好几年，但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还停留在那个时代。从他身上人们不仅可以发现那个时代怎样摧残了人的心灵，而且可以看到自己过去的某些面影，正像作品中那个教授所说：“真可怕，现在回过头去看，当年我们都曾经像他这样来着”。作品通过这个富有象征性的人物告诉人们，人和社会一样，摆脱过去，完成自我更新不是轻而易举的。不过从总体上看小说是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它让花园街五号变成少年宫，让韩潮最终抛开丁晓这个旧官场的阴影站到刘钊一边。都说明了这一点。这种乐观精神在小说出现的时代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