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忌讳

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的教育政策，一方面重视儒士，让他们做官，为他的新政权服务，另一方面又对知识分子取严重的不信任态度，猜忌他们，对不同意见者进行镇压，特公布法令说，“四海之内的人，都是帝王的臣属，都应该为帝王服务，环宇之中士大夫有不愿为帝王服务的，就是自己把自己列于为帝王服务的属臣之外，对于这种人，就应该杀其头而灭其家。”对自认为不忠于朱明王朝的一些官吏和知识分子所进文件进行检查，吹毛求疵、编造莫须有的罪名加以迫害，特别是因为他是以农民起义而起家，长期被正统观念看作“贼”,和他曾经做过和尚(“僧”),所以对与“贼”和“僧”相同的音字特别忌讳，总认为是读书人在变着法子揭他的老底，于是肆意牵附，形成洪武时期的文字狱祸，成了中国教育史上又一黑暗时期。如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所写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意即您是天生的圣人，世人的楷模)等语，朱元璋看了大怒说：“生”就就暗示我曾经做过和尚，“光”是剃头，也是讽刺我做过和尚，“则”是“贼”,是暗示我是强盗出身。于是就把他斩了。这一时期还有大批教师、学官，被加上“大不敬”的罪名，惨死于文字狱祸。清人赵翼在《明初文字之祸》一文中列举了许多因文字著述而被滥施杀伐的案件，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因内有“作则垂宪”而杀头；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因内有“垂子孙而作则”被杀头；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写《贺冬表》,因为有“仪则天下”而杀头；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贺正表》,因文内有“建中作则”而杀头；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因文有“睿性生知”而杀头；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因文有“圣德作则”而杀头；陈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因文有“寿域千秋”而杀头；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文有“遥瞻帝扉”而杀头；祥符县学教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文有“取法象魏”而杀头；毫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冬官赐晏笺》,以文有“式君父以班爵禄”而杀头；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以文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而杀头；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文有“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而杀头。本来上面这些话都是传统的歌功颂德的常用语言，本在逢谀，却成为了死罪的根据，其原因，除“则”与“贼”、“生”与“僧”近外，有如“帝扉”(帝王的门)与“帝非”同音，“法坤”与“发髡”(剃头)同音，“取法”与“取发”同音，“有道”与“有盗”音同，“藻饰太平”与“早失太平”同音等。
在这种任意的文字狱祸下，当时举国上下，人人自危，真弄得京官每天早晨入朝上班，必定要与妻室儿女诀别，到晚上平安归来才互相庆贺，以为又活了一天。朱元璋这种乱定学宦儒士的罪名、妄加诛杀的行为，不是偶然的，而是明代君主专制主义发展的具体表现，它不仅对明初，而且对以后的教育政策也起了极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