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家训

家训。二卷。清曾国藩撰，李瀚章辑，刊于光绪己卯年，初刊本为传忠书局刻本。(撰者事迹参见“《曾文正公全集》”条)
是书内收曾国藩自咸丰六年九月至同治六年五月的一百十六封书信(含遗嘱)。其中上卷凡五十一封，除一封谕次子纪鸿，两封谕纪泽、纪鸿共启外，余皆谕长子纪泽。下卷凡六十五封，少数是给纪鸿或欧阳夫人的，大部分仍谕纪泽。故被视为家庭教育著作，而与《家书》分列成卷。
是训内容涉及治家、修身，为学等方面，并灌输忠孝思想，他说：“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在治家上，他立了“书、蔬、鱼、猪、早、扫、考、宝”的八字家风，他极重家风教育，在对纪泽谈到自己的父亲时说：“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则专重孝字，其少则敬字，暮年爱亲，出于至诚。”他自己一直注意发扬祖上严绳子弟的家风、并且要纪泽“教导诸妹，敬听父训。”他还提倡勤俭，“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要求二子居家当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月底结算要有结余而不能亏欠，要求儿子“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在修身上，他提出日课四条：第一，慎独则心安；第二，主敬则身强；第三，求仁则人悦；第四，习劳则神钦。要求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认为必须克治“忮心”和“求心”,要求心地干净，在《家训》中附《忮求诗》二首，以去忮求之心，提倡仁恕之道，在同治九年六月初四《遗嘱》中说：“我身殁之后，尔辈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以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在读书方面，他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之学均须涉猎。读书的目的不是为大官，而是学做圣贤。义理之学就是进德修身之学，其主要内容是学“礼”。而辞章是载道之具，考据是明礼之具，他劝勉二子于此二者下工夫，他对纪泽说：“尔看书若能通训诂，则于古人之故训大义，引伸假借，渐渐开悟，而后人承讹习误之习可改；若能通辞章，则于古人之硬腔滑调之习可改。”当然他主张不可滥读，读书要选择，“韩退之为千古大儒，自述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柳宗元自述所得亦不过十数余种。”他十分推崇朱熹的读书法，以“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勉励二子。
曾国藩论及家庭教育的思想常与其政治思想相通，家道之兴衰亦可反映国家之兴衰。在家教上，崇尚礼治，崇尚人治，也在政治思想上得到体现；家教上提倡节俭，政治上也主张力戒骄奢。
是书有上海扫叶山房刊本，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石印本；《玉溪苗馆丛书》本；《曾文公六种汇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