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李白诗集后序》原文、赏析和鉴赏

曾巩

白之诗连类引义，虽中于法度者寡，然其辞闳肆隽伟，殆骚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旧史》称白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余以为实录。而《新书》不著其语，故录之，使览者得详焉。

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代表着我国古代诗歌的一座高峰。他的诗名在当时就已广泛传扬，到唐贞元时期，他的没有定卷的诗集已“家家有之”。尽管经过安史之乱，李白的“当时著述，十丧其九”。然而由于人民的喜爱，经李白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的收集整理，编成《草堂集》传播于世。在唐文宗时期，就曾下诏将李白诗与张旭草书、裴旻将军剑舞并列为“三绝”，可见其声誉之高。到北宋时期，更是争相整理、刊印《太白诗集》。

曾巩做为文学大家，对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自然是很欣赏的，当他看到了北宋宋敏求整理编辑的李白诗集以后，出于对编印《李白诗集》的赞赏与严肃态度，在对宋敏求的编本做了一番考订编次后，又写了一篇序，说明编纂的原因，介绍了李白生平，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为与宋敏求所做的序相区别，题为《李白诗集后序》。

序这种文体包括两类： 书序和赠序。书序产生于汉魏，如《太史公自序》等，主要阐述著作者的意图或对其书进行评介，甚至借题发挥，提出自己与书不同的观点等等。曾巩这篇书序文笔简捷紧凑，叙事清楚，条理分明。读者通过这篇书序，不但对诗人李白的全貌了然于胸，更可以从中窥探曾巩的心态。增加对这位儒学长者的认识。

书序第一部分为第一自然段。这一小段文字虽不足一百，却谈了三层意思。“《李白诗集》二十卷，旧七百七十六篇”，指的是宋咸平中期乐史编辑的《李翰林集》，这本书包括李阳冰的《草堂集》十卷，乐史收集整理的李白诗作十卷，共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杂著六十篇者，知制诰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广也”。指出宋敏求在乐史一书基础上，又收集了李白的诗作，扩大到一千零一篇，加上赋、表、书、序、碑、颂、铭、赞文六十五篇，合为三十卷。宋敏求，字次道，北宋著名藏书家。著有《春明退朝录》等多种文集。一个“广”字准确地指明了宋敏求的功绩。然而宋敏求只对李白的诗作进行了分类补注，基本沿袭《李翰林集》的旧目相排下来，没有考定诗作的先后次序。治学一向严谨的曾巩认为不妥，于是在得到宋敏求编辑的书之后，又考订作品的先后次序重新加以编排，只用“今”、“而”、“乃”等字转折过渡，干净洗炼，朴实平易，令人叹服。

第二部分是全文中心，主要记述李白的经历。李白的生平可分五个时期。一为蜀中时期。其二是以“云梦”为中心的漫游时期。第三是在长安时期。第四是以洛阳、梁园为中心的漫游时期。最后是遭逢安史之乱，坎坷离乱的晚年时期。曾巩以精炼的笔墨，高度浓缩概括了李白这五个时期的生活足迹，点出了诗人生平中至关重要的大事。头绪清楚，时间连贯，地点准确，没有一句冗言，可称言简意赅。

第二段起笔只用两句话就跨越了诗人的蜀中时期。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出生于西域碎叶(今苏联吉尔吉斯境内)，五岁时随父迁居四川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县)。所以曾巩认为李白是“蜀郡人”。起首用一个“盖”字作语气词使文章从容而不突兀。李白少时饱览经书，学过剑术。熔炼了豪放自由的侠义气质。在他年满二十岁时，慕名与隐士东严子隐居，这对诗人一生的飘逸神奇经历有过重大影响，所以特意点明“初隐岷山”。

对诗人以云梦(今湖北安陆)为中心的漫游时期，作者划分为婚前与婚后两个阶段。“出居襄阳之间，南游江淮，至楚观云梦”。寥寥十余字，囊括了李白观洞庭、登庐山、游金陵、下扬州的大段行踪。一字一义，增删一字而不能。“出”指出游，“居”指停留。“之间”二字做大跨度概括。作者对曾陶冶开阔过诗人胸怀的“云梦”之行。吝啬到只用五个字介绍，然而从占婚前行踪字数的三分之一来看，又自能体会其中的深义了。云梦大泽在今湖北安陆附近。诗人的同乡，汉代司马相如曾用生花之笔为这里的风光做了尽情描绘，一篇《子崖赋》，竟使诗人如牵魂摄魄，终于到此实现了少时心愿。在云梦，诗人得到已过世的宰相许圉师家主人的赏识，与许圉师的孙女结婚。对这一段难忘的经历，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有过充满深情的回忆。曾巩在这里闹出了一个小小的误会。诗人自述到云梦有“三霜焉”，就认为李白在云梦生活了三年，其实李白在写《上安州裴长史书》之后仍居于云梦数载，前后共十年之久。婚后数年，李白举家搬到山东任城(今山东济宁市)他同隐居在泰山南边的徂徕山的孔巢父等五人经常一起在竹溪边饮酒高歌，被人们称为“竹溪六逸”。“吴”指江苏，李白途经江苏，曾写下了著名的《丁都护歌》。对熟悉李白生平的宋代文人，这些都不须多说。所以曾巩只略一提，就进入了诗人生活的长安时期。

长安生活，对诗人来说，是生活急剧转折的重要时期。是仕途理想破灭更加傲岸不屈的性格磨炼时期。在长安，诗人醉写吓蛮书，戏弄权贵，斗酒诗百篇，留下了许多佳话。然而曾巩对此颇冷漠，他只突出了“明皇”“召见以为翰林供奉”的事情，对诗人被谗言陷害，遭玄宗疏远的打击只说成是“顷之不合去”。这反映了曾巩忠君守道的儒家观念，这使他难以跳出自身的局限去发现诗人最为伟大光辉之处。对李白第二次以商、洛为中心的漫游时期，作者也难以理解它对诗人文学生命的重大影响，只是简略一提。虽然重要行踪一一点到，地点详尽准确，堪称文笔老练，然而从行文详略对比中，读者自能感觉到儒家道统思想在作者心理天平上所起的重大作用。“歧邠”在今天陕西凤翔县，“商于”在今陕西商县东南，这里曾是周文王起兵建业的地方。“梁”指梁园，在今河南开封，为汉代梁孝王所建，司马相如做为慕宾曾在梁园大展才华。诗人曾以“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的诗句记述自己这一段的生活，他羡慕周文王的伟业，叹息自己堪与司马相如相比的才华不得发挥，更加藐视权贵。而曾巩只用“游梁最久”一带而过，足以显见他对诗人的不理解。

从“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到“是时宝应元年也”。作者较为详尽地描述了安史之乱时期李白的遭遇与其悲壮的晚年生活。曾巩这里表面上是不加感情的叙述，语句简短、紧凑、气势贯通。但从选词炼字上，自能折射出作者对诗人的同情心态。“白时卧庐山”一个“卧字，点明诗人才华不得施展的困境。“璘迫致之”，反映了李白在永王璘起兵争权斗争中的不得已境遇。“坐系浔阳 (今江西九江) 狱”、“坐”当因此解，“系”指被牵连拘禁。表现了作者对诗人无辜蒙冤受屈发出的同情与愤慨之声。李白得到宣抚大使崔焕与御史中丞宋若思的营救，宋若思上书肃宗，推荐李白奇材可用。可是这一切，昏王的回答只是“不报”，不给以答复。作者发出深沉的叹息“是时白年五十有七矣。”一个“矣”字，多少情感尽在不言之中。作者文笔质朴。谦和又自有爱憎的特点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接着，作者叙述了李白终因受李璘之事牵连。被放逐到夜郎 (今贵州桐梓附近)。以后辗转流放到洞庭、三峡一带，这里作者省略了郭子仪救李白之事，因为史书多有记载。后来李白遇皇帝立太子大赦，从巫山得归，先后在岳阳、江夏、浔阳、金陵等地往来。后到历阳、宣城 (今安徽省宣城一带) 两地居住，在投靠其族叔当涂 (今安徽) 县令后不久，在六十四岁时病故，结束其光辉灿烂的一生。

在第二段结尾，作者说明李白的先后经历如上介绍，都是从诗人诗书的自序中可以考证的，表明了行文的真实严肃性，也反映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第三段，考订了几个有关李白的史实。其一是范传正为李白做墓志铭，写道： 李白或一日千里，或徘徊于胜景，长年居住。(大有仙人之风。) 这从李白自叙中可以找到。其二是新旧唐书有关李白记叙的几处失实，作者以李白自叙为标准，给予了否定。这同前面都是相联系的。

作者最后对李白的评价，既有公允正确的一方面，又有偏见遮蔽的一面。他说李白的诗能够联想。发挥、推理、引申到道德或规范。虽然其中合乎儒家观念的很少，但是他的诗句雄奇、开阔、清新、俊伟。是许多诗人所达不到的，也是近世所没有的。《旧唐书》在这一点上给予李白“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的评价还是真实准确的。而《新唐书》对此没有表示，所以引用下来，让读者有个详细了解。

曾巩出于尊儒重道，是不赞赏李白一身傲骨，豪放不羁的性格的。用他儒家观念去衡量，当然不合标准，然而曾巩毕竟看到了李白诗歌艺术上的辉煌成就。承认了李白在诗歌成就中的顶峰地位，评价也准确、精炼。做为一篇独具风格的书序，还是值得一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