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寄欧阳舍人书》原文、赏析和鉴赏

曾巩

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

曾巩早年是欧阳修的“门人”，二人师生之谊颇为深厚。宋仁宗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于礼部试中，曾巩位列榜首。而后，曾巩不负老师厚望，文名日盛，成为人所仰慕的文章大家。

曾巩祖父过世，请求欧阳修立铭。事毕，曾巩为文致谢，遂成此篇。以一般感谢信论，每以溢美之词，对撰书人倍加赞扬，表其致谢之意，即已达到为文宗旨，无须从中论其短长。然而，本篇却与众不同，以墓志铭的警恶劝善的作用为中心议题，分层加以叙述，得出“蓄道德而能文章者”，方能写出公允而又求实的墓志铭，使其流传千古警劝他人。作者于是顺水推舟，言及欧阳修这篇铭文，用层层铺垫的方法，抬高欧阳修的人格，从而达到极尽赞美的目的，既表示出曾巩对欧阳修的由衷感谢，又无阿谀奉承之嫌。文章环环相扣、层层推进、态度雍容温雅，语调深沉舒缓，感情真挚而无冗言谀词，议论则有感而发，极尽曲折之妙，不愧大家手笔。

本文以“感”与“惭”二字起笔，围绕“墓志铭”展开多层次、多角度的阐述。先谈“铭”与“史”的关系。曾巩认为，“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接下论证，凡古人中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借“铭”以告知后人。无论是立在庙里的“铭”，还是墓地的“铭”，居地虽异，目的相同，都是为了扬善抑恶。对恶人而言立“铭”毫无意义，因为这样只能导人于非。但历史记述则不然，凡所历之事，善恶巨细一无遗漏。由此而知，“铭”与“史”既有联系，又相区别。“铭”专扬善，“史”则善恶皆书，所谓“与史异”，即指二者写作范围有所差异。然而，就警劝他人而论，“铭”与“史”又有着几乎相同的作用，所谓的“近乎史”，表明“铭”和“史”在社会效果上具有某些一致性。曾巩为文意在称颂欧阳修。入文第一段，作者就把“铭”同“史”联系起来，又通过二者的比较及阐述，“铭”的社会地位似乎又高于“史”，而拔高“铭”的地位，实际上就是揄扬欧阳修，本段文中无一句赞词，也没有提到欧阳修的名字，仅依靠恰当的类比，就体现了远较佳言美语更胜一筹的赞颂之意，高超的手笔，确是技压群芳，出类拔萃。

“铭”的作用如此之高，传世何以远较“史”为少呢？ 文章于是进入第二段，仔细探讨这一问题。曾巩认为，为铭文者，道德修养不同，才识高下相异，又兼之立铭者亲人“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于理”，结果导致“铭始不实”。铭既失实，传之已无意义，这正是“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的根本原因。“铭”而求实，传而久长的关键，在于为铭文者是否托之得人，文章至此从“铭”过渡到写“铭”之人，层次又深了一步。本段议论，作者抓住了“传”字，把它与“铭”相联接，为突出铭文作者开出一条畅通之路，使读者感到的，不是牵强的生硬议论，而是顺理成章的自然过渡，读来有一种和谐通畅感。

“铭”的“传”与“不传”取决于写铭人，那么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铭文撰书人呢？曾巩在文章中作了回答。他首先提出自己的观点，指出“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所谓的“道德”，是人的一种精神气质和品德识见，表现出来的是正义感和是非感，在这种有高尚德操的人面前，为恶之人，无论怎样掩饰其非，道德高尚之人都能“一目而识之”，这是成为合格写铭人的先决条件；其次，还有第二个条件，就是“能文章者”。道德高尚之人，不一定文才出众。道德无疑重要，然而不能为文，同样也难堪此任。在这一段曾氏牢牢把住“道德”和“解文章”展开议论，说理透辟，明白晓畅，为下文叙述做了很成功的铺垫。

“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求之并非易事。文章五段伊始，曾巩即先行为欧阳修出台蓄势，虽未直言欧公，若把前几段的烘托与本段开场的赞词相联系，看似平淡的文章，就会令读者神往心驰，欲见其人。经过层层“关口”，读者终于“望见”了欧阳修，他是作者“畜道德而能文章”的意中人。曾巩感到万分荣幸，因为他的祖父终于“公与是”地美名久传，曾氏无限感激“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此处连用两句反诘感叹，层层递进，不仅为文章蓄势，而且语出见心，感情充沛，铭感之情自肺腑出。这一段，作者虽无过分赞美揄扬之词，但却蕴含极度感激之情，大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韵味。文中未见丽词艳语，但字里行间充溢着敬仰、感激和赞美的热忱。曾巩把欧阳修，这个举世闻名的达官贵人，能为其不知名的祖父写铭文，看成是“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表示出没齿难忘的谢意。紧接着，作者又多角度的赞扬了欧阳修，不是通过华丽词藻的堆砌，而是用平实的语调，坦诚的反问句，寓至诚谢意于其间，读之使人激荡心魄，回味无穷。曾氏从七个方面称美欧公。先言自己“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次谈先祖“屯蹶否蹇以死，而先生显之”，一显一进道出了欧阳修的盛德。“显”与“进”二字使用恰到好处，至为精妙。谈到欧阳修秉公而行，使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而“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时，社会精华群聚于欧门之态便油然生于读者心中，欧阳修为何许人，不言亦明。这种写法，以气氛代词语，胜过直言相赞百倍，令人叹为观止。为彰欧公之美，曾巩又以“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 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的连问句式层层深入，反衬出欧阳修的高尚美德，同时在自发感慨中，将后文的“愧甚”与前文的“感”与“渐”相呼应，再一次向欧公“致谢”，文中此时并未露出谢意但“愧甚”的本身，乃是相对欧阳修的施恩而发，愧且甚，足见欧公施之多且广，相比之下，一种发自作者内心深处的由衷的感激之情，便自字里行间涌出，这是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

《寄欧阳舍人书》说的虽是一人一家之事，却着眼于世道人心。通篇有一种感慨呜咽的铭感之情，博大幽深之识每溢于词语之外。全文以“铭”为线索，由史及人及欧阳修，寓仁义道德于其间，如拾级登泰山，而欧阳公恰立于泰山顶端，唯有沿作者铺垫的台阶登阶而上，才能瞻仰到欧阳修的风范，这样去泼墨着笔，欧阳公的形象怎得不高大？ 曾巩此文，以两种手法赞欧氏，一是以蓄势、层层剖析； 二是专段颂扬，两层意思一隐一实，相得益彰，细细推敲，作者为文委备周详，冲淡平和，颇具匠心。作者之所以以铭为由大作文章，除铭感之外，一个重要目的是从高层次上称颂欧公。

曾巩这篇文章，还有一层深意，就是夸赞其祖父，望其祖父之名世世相传。然而文中涉及其祖父句为数不多，又何以说他为其祖父“歌功颂德”呢？ 文中极夸欧公，于欧氏本人而论，赞之不为过份。出于这一考虑，曾巩苦心孤诣，以大处着虚，小处着实的手法，倍赞欧公之美，几乎使其达于完人，而这样一个名满天下的人物，竟然能为曾巩祖父立铭，足见其祖父德高望重。人言“水涨船高”，曾氏深谙此理。高抬欧阳修也正是高抬其祖父； 此文久行于世，也必导致曾巩祖父的“永垂不朽”。综览全篇，平易和缓，作者为文构思确是匠心独运。读曾氏此文，定要领会其文外的深意。

《寄欧阳舍人书》前半部纡徐曲折，渐转人幽深，后半部酣畅淋漓，言之有物。文中语句多变，长短交错，问用排比句式，反复吟来，感到一种和谐之美，如“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 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妙语连珠，层层叠出。作者著文用词，尤其是关键的动词，颇为精当传神，上述引文中的“憾”、“严”、“传”、“立”、“惧”五个动词，不仅读起来顺口，而且又是句中的关键词，兼具形象感人的作用，可谓一举多得，妙不可言。文章的最后一段写得最为精彩，不仅寓意丰富深刻，而且语句排比有力，其中“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句式对仗较为工整，排比句的出现，更助其文势之盛，文章顿觉生辉增色。

曾巩这篇《寄欧阳舍人书》，看似平易之文，实为艰辛经营之作，因而深为历代人们所喜爱，至今传诵不衰，足见其文魅力之大。古人认为，一部《南丰集》，此文当推众篇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