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佛教

晚唐时期，由于宫廷权阉、朋党的争斗，各地藩镇的割据，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统治阶级与广大民众的矛盾也进一步激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最终，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彻底冲垮了唐王朝。唐王朝灭亡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大地上十来个地方政权先后崛起，史称五代十国。战争频繁，天灾不断，佛教与中国社会一起，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并在新的形势下努力保存与发展自己。
从总体态势看，统治阶级仍继续推行着三教合一的政策，对佛教既支持，又限制。其支持与限制的程度，据个人的好恶而有不同。佛教的各宗派除了禅宗保持着持续发展的势头外，其余各宗都停滞不前甚而渐趋衰亡。由于此时的禅宗表现出流遍天下的趋势，所以也有研究者称这一时期为中国佛教的禅宗化时期。
晚唐、五代统治者与佛教
会昌六年(846)三月，唐武宗逝世，唐宣宗即位。不久就采取措施，停止武宗的废佛政策。大中元年(847)闰三月，下敕恢复废寺，重新复兴佛教：“会昌季年，并省寺宇，厘革过当，事体未弘。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府，会昌五年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创修，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旧唐书》卷一八)
此令一下，天下大动。大中五年(851)进士孙樵上书称：“陛下即位以来，修复废寺。天下斧斤之声，至今不绝。”(《资治通鉴》卷二四九)不过，所修复的只是会昌废佛期间被废的若干寺院，至于寺院经济的基础，如寺院原有的田地、质铺、硙碾、奴婢，乃至被没收的钱粮、金银佛像、铜铁法器等等，未有发还的记载。因此，此时的恢复，只是允许佛教合法存在并进行各种宗教法事活动。佛教的恢复活动说明佛教的存在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不是从行政上采取强制措施就可以禁绝的。

五代地藏菩萨像(敦煌出土，法国收藏)

晚唐诸帝一般均循例举行召僧道论义等与佛教有关的活动，但不过是奉行故事。其中以唐懿宗较为信奉佛教。他设戒台、度僧尼、行忏法、写藏经，并于咸通十四年(873)再次举行奉迎法门寺佛骨的活动，奢华铺张。此次奉迎佛骨时布施的种种精美物品，1987年4月已于法门寺地宫出土。
五代时，北方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个朝代大多因袭唐代的旧规，奉行诞节诣寺进香、斋僧、佛道对论、赐紫衣师号、度僧尼等故事。对僧尼的管理比较严格，禁止私度僧尼，禁止新建寺院。但当时战争频仍，百姓多有避入佛寺以逃赋躲役者，以致寺僧又渐浮滥，影响到国家的赋税、兵役。故此，后周显德二年(955),周世宗再次实施废佛措施。与前此废佛不同的是，此次的目的并非消灭佛教，而主要是整顿佛寺，废除未经国家批准而建立的寺院；沙汰僧尼，严禁私度僧尼，严格出家前的试经制度；规范僧尼行为，严禁烧身、炼指等自残肢体的行为；没收民间铜佛像，用以铸钱，充实国家经济。此次废佛对整顿与规范佛教秩序，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佛教经过这一番波折便更趋衰落。
南方诸国一般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持续发展。诸统治者一般都支持佛教，对建寺、修塔、度僧、造藏、造像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如仅闽地新修寺院就近五百所；吴越王仿阿育王故事，造八万四千小塔，内藏木刻《宝箧印陀罗尼经》,此类小塔至今偶有发现；闽王王审知造金银字大藏经五藏，用三万斤铜铁铸造释迦牟尼、弥勒像。北方难民纷纷流入，以不同形式参与已经稳定的农禅体系，成为南方禅宗僧众的主要来源。凡此种种，南方佛教显得比北方更为活跃。
禅宗的五家分立
晚唐五代的形势给予禅宗最直接的影响，至少有两点是明显的：其一是因废佛剥夺了佛教寺院的经济基础，从而使佛教加速了禅宗化的进程。其二是由于全国的割据与分裂，使逃进禅宗队伍的人数大增，强化了禅宗的地区性特点。这两大因素把禅宗的发展推向历史的巅峰，同时也促使禅宗产生内部的分裂。自从《五灯会元》把禅宗分裂的历史归结为由南岳、青原两系分出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宗以来，这一说法成为定说。其实，决定禅宗出现多种形态的因素，主要是它所处的时间、地点与社会条件，而并不全是师资血脉方面的自我演化；当时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的禅宗派别也并非仅局限为上述五宗。这是应该说明的(关于本节，请参见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第一版)。
(1) 沩仰宗。
沩山灵祐(771—853)是百丈怀海的弟子，是会昌废佛之后，首先在江南重新振兴禅宗的重要僧人之一。沩仰宗是他与弟子仰山慧寂(841—890)共同创立的。
灵祐经营的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沩山，代表了南方禅宗集团的典型形式。一方面居山聚徒，自食其力，自为纲纪；另一方面密切与官府与文人的联系，争取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的支持，获得合法地位，扩大社会影响。这种形式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由于生活条件的恶化，社会上出现大批游民，禅僧集团以农禅的方式吸收游民，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沩仰宗主张处名言世界而不忘其本；顺万行而不受一尘。主张理事圆融，重视体用分辨。因为真正的佛法无法用语言表述，故常作相示意，即用一些文字或符号来表示更为深奥的佛理。沩仰宗的另一个特点是以“玄学”自居，以“参玄”代替“参禅”。这种形式上向魏晋玄学复归，而内容上甚少创新的禅风，反映了禅学的经院化倾向的产生。
(2) 临济宗。
临济宗创始人义玄(?—867)是黄檗希运(?—855)的弟子，希运也出于百丈怀海的门下。会昌废佛后，希运也是在江南重兴禅宗的重要僧人领袖。所以，义玄实际也是在江西诸大师的培养下成长起来。但他立宗的地方则是北方镇州(今河北正定)。
会昌废佛时，镇州因有藩镇的反对，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没有受到破坏。黄巢起义军也没有到过这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于招徕僧尼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这里的自然条件远不如江南，垦荒农耕不足以维持众多的僧众，所以生活比较艰辛。由此形成的禅风峻烈多于洒脱，质直多于文采。加上义玄的禅师生涯主要是在行脚乞食中度过，他所接近与佩服的知名禅师多半禅行乖诞难解，从而对临济宗禅风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临济宗主张“即心即佛”。以三玄、三要、四料简、四宾主、四照用等教学方法应机接人。禅风以峻烈著称，主要表现在应机喝、打，以及呵佛骂祖(不受佛教传统的束缚)、杀父杀母(不受任何权威的束缚)、乃至排斥三藏教典等等。这种禅风的出现，反映了晚唐五代社会权威与意识形态趋于崩溃的现实。后代一些具有叛逆性格的人物喜爱临济宗，与此不无关系。临济宗此后成为中国佛教禅宗最大的宗派，宋代时又分出杨歧派、黄龙派两派。
(3) 曹洞宗。
曹洞宗由洞山良价(807—869)与其弟子曹山本寂(840—901)所创立。该宗以湖南与江西为基地，分布于全国，是当时传播面最广的派系。在后代也是禅宗五家中仅次于临济宗的重要派别。
曹洞宗受希迁《参同契》的影响，特别重视理(本体)与事(现象)的关系。他们从理事个别交涉的关系上，建立各种“五位”学说，如正偏五位、功勋五位、君臣五位、王子五位等。力图以此因事显理、由相见真。后人总结其禅风，认为是细密亲切，与临济宗的峻烈质直恰成对照。
曹洞宗僧人避难山林，如本寂曾多次托疾不赴官方的迎请，反映了他们对晚唐战乱及现实政治的厌恶。但在他们的五位理论中，在平时的对机说法中，他们又提出了对理想政治的模式，反映了普通人民对清平政治的向往。
(4) 云门宗。
云门宗由文偃(864—949)开创于韶州云门山(今广东乳源县北)。当时，南汉王国既重儒道，又崇佛僧，把增修佛刹、供养僧侣当作获取瑞感，护国延祚的手段。云门宗就是在南汉王国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
文偃接受《华严经》“理事无碍”的理论，主张泯灭事相的差别，当体摄受、证悟其理性。由此，提倡随处而安，不起妄念，无所造作的处世哲学。他的名言“好事不如无”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思想。
后人用“函盖截流”形容云门宗的宗风，指截断诸种妄念戏论，从而以万物的理性函盖差别的事相。云门宗教导门徒有八大特点，称“云门八要”:玄，即方式玄奥；从，按照对象的不同而采取不同方法；真要，拈出佛道宗旨；夺，强使对方按照禅师的思维方式思维；或，不受语言束缚，接化自在；过，接化方式严峻，不许学人回避；丧，令学人脱离错误观念；出，用灵活的方式，给学人以契悟的机会与路径。

附：禅宗传法世系

(5) 法眼宗。
法眼宗由文益(885—958)开创于临川(今江西抚州)、金陵(今江苏南京)等地，因文益死后被南唐王朝谥为“大法眼禅师”,故此得名。
法眼宗是禅宗五家中最后形成的派别。当时诸禅家门风各别，文益作《宗门十规论》,痛斥当时出现的种种流弊，提出“明事不二，贵在圆融”,“不著他求，尽由心造”的观点。最后归结为“一切见成”。所以研究者主张文益禅思想的基础实际是“万法唯心”的唯识理论与《华严经》的事理圆融，由此形成调和禅教与诸宗的新宗派。
后人形容法眼宗的宗风是“箭锋相拄，句意合机”,又称是“对病施药，相衣裁身”。可见其接引学人的方式比较灵活。
文益有嗣法弟子多人，集中分布在南唐、吴越地区，其中以德韶(891—972)及其弟子延寿(904—975)较为著名。延寿强调禅教合一，禅诵无碍，禅净并修，禅戒均重，为后来禅宗向佛教全体的整合，提供了完整的理论，对后代有较大的影响。禅宗传法世系，可参见附图。
其余宗派概况
会昌废佛，天台宗的祖庭天台国清寺被毁，天台教典也散失一空。因此，晚唐天台宗甚为萧索。五代时，天台宗僧人义寂(919—987)因德韶的推荐见重于吴越王，吴越王特为他在天台山建螺溪道场。并应他的请求，遣使到高丽、日本求访散失的天台教典。这样，一宗教典基本齐备，天台宗开始走上复兴的道路。
晚唐、五代，律宗仍保持南山、相宗、东塔宗三宗并立的状态，但南山宗势力较大。至五代南山宗盛行于江浙一带，以杭州为中心，被视为南山宗的正系。并影响到宋代律宗的传播。东塔宗等则主要在北方流传，其中东塔宗澄楚(889—959)后晋时曾入内道场授戒，受到尊崇。此时净土思想甚为流传，逐渐浸润到各个宗派当中，几乎所有的宗派都逐步吸收净土思想，把它与原有理论相协调，从而创造本宗的净土念佛修习。这样虽然推动了净土思想的传播，但纯粹的净土信仰与典型的净土宗却也因为与诸宗相涉而逐步丧失其独立的存在形态。这也是五代以后我国净土宗的基本特征。
华严、法相、密宗等宗派此时均较为沉寂。当时北方的义学一般并非专主一宗，而以疏通性相、精研大小乘的综合形式出现。这种风气也影响到南方。如南方讲《法华经》本来以天台宗的宗义为正宗，但北方南下的僧人却杂以法相学说，会通天台、法相两家的论点，促进了天台义学的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