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西事变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山西地方实力集团阎锡山制造了抗战以来最严重的一起反共事件，即晋西事变，亦称“十二月事变”。它是山西国共两党和新旧军激烈斗争尖锐化的总爆发，也是统一战线阵营由政治斗争到武装冲突的进一步发展。
山西新军是在山西人民抗日高潮中成长起来的一支以统一战线形式出现的人民抗日武装。1938年4月，日军占领晋南大部城镇并打通津浦路后，即移兵徐州方面。同时， 日军对晋东北、晋东南和晋西北各根据地围攻相继受挫，山西战局趋于相对稳定，先于全国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军事压力的减轻，抗战新格局的发展，山西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力量的分化与整合日益加剧，作为山西统一战线的重要成果——新军，受到阎锡山的严重挑战。
晋南重镇临汾失守后，阎锡山于1938年5月16日退守吉县古贤村，其政治态度开始发生巨大变化，“扶旧抑新”成为这一时期政策变化的集中体现。“扶旧”即扶植业已崩溃的晋绥军(旧军)。太原失守后，阎锡山在表面上仍保持着四个集团军(第六、第七、第八、第十三)的番号，实际上不少部队徒具虚名，没有多少兵员。相反，新军发展极为迅速，新军政委兼任山西七个行政区中四个专区专员，一百多个县长中半数由牺盟会和决死队人员担任，新军兵力和武器超过旧军。阎锡山在自己惨淡经营了几十年的“血本”几近殆尽和八路军、新军在山西发展的严峻态势下，本能地产生了大权旁落之感，他在“逃过了灭亡”之后，迫不及待地开始考虑如何保持自己的“无条件存在”。
旧军是阎锡山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看家本钱，尽管它“存在着种种弱点”,却是阎锡山统治山西几十年的支柱，没有旧军的维系就没有阎锡山的存在。1938年7月1日，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召集晋军旧军高级将领会议，会议决定整顿旧军，压制新军。这是阎锡山从联共抗日走向反共抗日的转折点。阎锡山在会议上表示：“这次会议是给你们开追悼会的。但是如果你们懂得了这个道理，也可以说是庆生会，”“现在你们的力量已大大减少，再这样下去，不到三个月，你们就完了。”①他要求旧军官“认识需要”,革新军队，发展自己。会议制定了“新补充法”、“新统御法”、“新训练法”、“新作战法”的所谓“四新教育”,以使旧军“以弱变强”。会议还讨论了如何补充旧军问题，决定将原来准备给决死队的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军两个军的番号拨给旧军，以达到扶植旧军的目的。
“抑新”即压制新军。阎锡山认为“新旧义反，故情同水火”;“碍自力的环境，怒而消之以处境，缩而灭之以处恶”。即全国国共合作的总趋势依在朝前发展，不便采取别的行动，暂时选择加强控制和领导的办法，使新军由新变旧，逐步脱离共产党，服从阎锡山的控制。
9月25日，阎锡山召集了第二次古贤会议，对抗战行政工作进行了“检讨”。会议通过了阎锡山亲自制定的《抗战行政机能十大纲领》、 《抗战人员必戒二十条》和《抗战必要条件六项》,从根本上否定了1937年11月颁布的《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从法令制度上缩减了牺盟会和决死队的权力，表明阎锡山在政治上开始倒退。
两次古贤会议完善了阎锡山“扶旧抑新”政策。自此，山西新旧对垒日益显著。阎锡山开始通过经济上、物质上的限制和政治上的瓦解，进一步利用新军中的旧军官控制部队，力图使新军摆脱共产党和进步分子的影响。
古贤会议后，阎锡山以绥靖公署整军处名义向各军派出联络官监督军政，重点监视共产党和新军的联系，寻找制造牺盟会和决死队罪状的借口。山西抗战局势蒙上阴影，新旧摩擦迭生， 日益剧烈。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面对长期抗战的险境，国民党顽固派妥协动摇和反共活动日益炽烈，加速了阎锡山右转的步伐。阎锡山明确提出“不能同共产党合作”,“道不同，不相与谋”,一改他三年来联共抗日的路线。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167人参加的“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秋林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旧军师、旅长以上军官，新军纵队司令员、政委，各区保安司令及各行政区专员和个别县长、牺盟会中心区以上主要干部。蒋介石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阎锡山在会议报告中指出，现在抗战越来越困难，“二战区削弱了，只有共产党、八路军壮大了”,他已“陷入日军攻击与八路军的包围之中”,“蒋介石不足畏”,毛泽东“倒是个可怕的人物，请看今日之华北，竟是谁家的天下”。“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只有抗日第二，防共第一才能立足”。②阎锡山还讲：“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对我说：你不要看不起你过去用过的那个破车，那个破车可以把你拉到目的地，只是慢一点而已。你不要相信你现在用的那个新车，这个车可以飞的快，但也可以把你翻倒在地。”③由此，阎锡山提出改变新军番号，归还建制，取消决死队。这次会议的重点是解决新军问题和缩小牺盟会在行政区的权力。会议议定：(1)取消新军政治委员，政工人员服从同级军官，将新军改成旧军一样的旅、团称谓，统归阎锡山直接指挥；(2)缩小专员权力，专员不得直接委任县长；(3)“同志会”为领导军政民的最高组织，民众运动干部由“同志会”训练。会议期间，阎还同少数亲信秘密研究了对付新军的策略，决定采取内部分化、制造摩擦、派兵监视，直至武力讨伐等手段消灭新军。
秋林会议是新旧军尖锐化斗争完全表面化、公开化的标志，是阎锡山配合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反共浪潮的重要信号。会后，阎锡山在全省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严令解散“动委会”;对新军进行改编；在全省七个行政专区之上新设四个“省政府行署”,派四个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赵承绶、孙楚、陈长捷担任行署主任，分区管理地方行政。行署之下，根据全省人口、面积划分若干“作战师管区”,每个师管区派若干团驻扎，师长兼专员，团长兼县长，凡作战师管区，当地军政民大权全部集中旧军人，实行军事统驭一切。此外，还组织特务组织——“对敌工作团”、“精神建国会”等，在新军内部及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南采取造谣生事、挑拨离间、分化瓦解、封官许愿、投毒暗杀等手段，大肆进行破坏活动，与八路军搞摩擦。蒋介石也极力支持阎锡山排斥共产党、八路军，破坏山西各派力量间的团结。山西尖锐复杂的斗争局面便形成了。
针对上述形势，中共中央于5月31日发出指示，明确指出：阎锡山转向反共，“山西新旧派斗争可能加剧，新政权与群众运动及我党我军可能受到部分打击与限制”。因此，要求“在全国团结坚持抗战的总口号下”,“巩固山西内部团结统一，拥护阎锡山坚持抗战，巩固晋绥军与八路军的合作，巩固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反对破坏山西内部团结，反对离间晋绥军与八路军关系”。④9月2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强调对于阎锡山继续倒退，向进步势力的进攻，应给予有力的与必要的反击和抵抗。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山西新军和八路军部队及时进行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工作。
古贤会议以来，阎锡山经过一年多的“扶旧抑新”,旧军迅速恢复到战前建制，人数和武器大大超过新军，解决牺盟会和新军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10月29日，阎锡山召开了“民族革命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企图借机解决新军和牺盟会领导，但新军主要负责人除第二纵队政委韩钧参加会议外，其余均未出席，阎的阴谋未遂，便开始调兵遣将，对新军和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包围，准备用突袭办法一举消灭新军，摧毁其根据地。无独有偶，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于11月中旬召开，会议通过了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新方针，准备发动全国性的反共高潮。阎锡山即与蒋介石达成协议，山西新军解决后可换得国民党中央30万元法币、两万新兵；如新军问题不予解决，将撤销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职务。这些都成为阎锡山武力解决新军的催化剂。同月，阎锡山又与日军在临汾刘村订立秘密协议：(1)晋绥军改编为“中国抗日忠勇先锋军”,实行反共，日军须将隰县、午城、勍香镇等据点撤退，将来并将汾阳一带地区让予晋绥军驻扎；(2)日军须帮助晋绥军铲除在山西的八路军、决死队；(3)山西各将领的住宅、财产，日军须完全归还；(4)日军须接济晋绥军武器弹药。11月中旬，日军从占领的乡宁、吉县、隰县等地撤退，集中灵石、霍县地区，准备配合阎锡山向决死队发动进攻。
晋西是阎锡山的首选突破口。这里居吕梁山中脉，扼吕梁山交通枢纽，东出直截同蒲路，西藉绵亘山峰，是阎锡山驻地秋林的门户和统治山西的基地，而且晋军大部驻扎在晋西的石楼、中阳、隰县、永和、临汾、蒲县、吉县、大宁、乡宁地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活动于晋西隰县、川口、康城、勍香地区的决死二纵队和八路军陈士榘晋西支队成为阎锡山的第一个进攻目标。
11月中下旬，阎锡山任命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为“讨逆军总司令”,调集第十九、第三十三、第六十一、第八十一军四个军四十七个团的兵力集中晋西南大宁、蒲县、永和、隰县、石楼、中阳一带。29日，陈长捷密令旧军分兵三路向决死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运动。南路纵队为第六十一、第八十一军、警备第七十三师，由陈长捷亲自指挥，向隰县义泉(决死二纵队司令部)、黄土(第六专署所在地)、康城进攻；北路纵队为第十九军及第三十三军一部，由第十九军副军长梁培璜指挥，向八路军晋西支队驻地附近的水头、石口、大麦郊一带进攻；右路纵队为新一旅等部，由该旅旅长崔道修指挥，从赵城经汾西向隰县泉子坪一带进攻。三路大军将围歼决死二纵队于隰县东面，汾西西南，义棠的山隘之中。
12月1日，阎锡山以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为名，命令决死二纵队于12月5日向同蒲路的霍县至灵石段实施破击，而以陈长捷所部为预备队紧靠决死二纵队之后，准备与日军前后夹击。阎的阴谋为决死二纵队政委韩钧识破，因而拒绝了阎的命令。阎立即宣布决死二纵队“叛变”,通电全国，下令讨伐。震惊全国的“晋西事变”爆发。阎还扬言要“扫荡晋西南”,“掌握晋西北”,“摩擦晋东南”。
12月3日，旧军第六十一、第十九军突然将决死队第一九六旅包围于永和，该旅旅长白英杰投向旧军，大部分政工人员被捕。接着，大宁、永和等六个县县政府、公安局和牺盟会等组织被捣毁，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遭捕杀，八路军晋西支队后方医院数十名伤病员也遭横祸。
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为粉碎阎军的进攻，作出控制晋西北，巩固晋东南，开展晋西南自卫反击战的战略部署。
自卫反击战首先在晋西南开始。12月4日，中共晋西南区党委召开了张家川会议，决定将决死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集中康城、石口一线，成立晋西南“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以决死二纵队政委韩钧和晋西南牺盟会负责人张文昂分任正副总指挥。9日，新军总指挥部在清洗反动军官后，决定以一部在原地进行自卫作战，主力分兵两路，一路出击隰县，一路出击石楼、永和，然后两路会师午城，直下大宁、蒲县，粉碎旧军围攻。
10日，新军兵分两路，一路由中共晋西南区党委军事部长黄骅和郝德青率领，出击隰县旧军，消灭第十九军一个营、一个团部。另一路由陈士榘、韩钧率领，出击石楼、永和，击溃旧军，但没有完成预定作战任务和实现会师午城的战略目标。
旧军南路军从吉县出发，向蒲县以北一路横扫，13日进抵蒲县克城、义泉一线，与新军发生遭遇战，当晚新军乘夜北撤。14日，陈长捷组织第六十一军七个团的兵力向新军保安第二旅等部发动猛烈进攻，占暖泉头。新军反攻，激战两昼夜，追敌四十里，击溃旧军二个团。16日，第六十一军十一个团从勍香推进，与新军在原家岭、高家沟、太阳角一线再次发生激战。
旧军北路军第十九军由永和向隰县方向推进，10日突袭新军于永和地区，13日再袭新军于永和东忠子山，继而推进至桑峨、古县、义泉一线。16日，在石口一线遭遇新军一部，新军北撤蓬门，旧军尾追至石口东北乘夜袭击新军。
经过一周多的作战，新军因兵力悬殊，退守康城、川口一线狭窄地带。旧军由东、西、南逐步进逼，完成会师康城北进部署，开始分进合击，行包围态势，协同围攻，双方在康城、川口、大麦郊一线展开会战。新军和八路军晋西支队集中全部兵力反击，决死二纵队在反击战中严重受挫，被迫分路向兑九峪、义棠、关上各地且战且退，旧军南北两路分头向北追击。21日，新旧两军对垒于孝义水头，新军和晋西支队虽经苦战，却无法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22日，决死二纵队两千余名官兵在北隅村遭到旧军突袭，“伤亡无算”。为争取主动，新军决定突出重围，西进南下，转战旧军后方。23日，新军五个团组成第一梯队，八路军晋西支队两个团组成第二梯队，出弓阳、关上，准备由中阳、石楼分路南下，直捣永和、大宁，向吉县、乡宁进军。两个梯队顺利越过吕梁山，抵中阳，进占留誉，歼灭旧军第三十三军一个营，在三交与旧军激战两天，歼其两个团。随后，第一梯队南下，第二梯队西进。第一梯队强渡汾河，遭旧军第三十三军和日军袭击，损失惨重，退返三交与第二梯队会合。为保存实力，配合晋西北新军行动，两路梯队被迫向晋西北转进。27日，两梯队退出晋西南，由中阳留誉一带北上，越过离(石)军(渡)公路日军封锁线，突出旧军重围，抵达临县招贤镇，进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阎锡山实现了肃清晋西南八路军和新军的计划。
晋西北西临黄河，东抵同蒲路，北达平绥路，南至汾离公路，位于华北侧后，是阻敌西进的屏障和陕甘两省的前哨阵地。这里在抗战初期由于共产党和阎锡山的统战关系，仍保持旧的政权形式，是新旧两种力量两种政权并存的地区，既有八路军建立的根据地，也有新军决死四纵队和暂一师等，还有阎锡山旧军的势力。事变发生后，阎锡山一面授意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同八路军谈判，一面命令赵承绶的骑兵第一军和郭宗汾第三十三军集结临县、兴县，准备在陈长捷所部解决晋西南新军后，立即向北进军，越过军汾公路，会合赵、郭两军向晋西北八路军和新军决死四纵队进攻。同时，阎锡山还密令决死四纵队第二○三旅旅长刘武铭、独立第七旅旅长卢宪高等旧军官策动叛乱。
12月13日，赵承绶在兴县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具体部署向晋西北八路军和新军进攻的行动计划。会议上，新军暂一师师长续范亭中途离席，向中共晋西北区党委报告了阎、赵阴谋，决死四纵队立即逮捕了刘武铭等一批反动军官，并和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相应作了反击部署。
23日，阎锡山命令赵承绶向决死四纵队发动进攻。27日，决死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到达招贤镇，赵承绶决定以临县为中心集中兵力，阻止决死二纵队与晋西北新军会师。新军在晋西北集结，加强了反顽力量，晋西北新军于31日成立了以续范亭为总指挥、八路军第三五八旅政委罗贵波为政委的“晋西北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立即开始军事行动，援助晋西南部队安全北上。1940年1月2日，新军暂一师占领临县至岚县间的战略要地赤尖岭。2日至9日，决死四纵队四个团和暂一师一个团分左右两个纵队分别向临县、兴县挺进，先后占领开府、马坊、方山、寨上、白文镇等地，消灭旧军三个团，击溃一个团，将旧军主力压缩至临县地区。此时，晋西南北上部队和晋西北部队联系打通，两军决定乘陈长捷部尚未北上之际，集中兵力，在临县地区歼灭郭宗汾和赵承绶两军。10日，晋西北军编为右集团，由白文镇沿大川直趋临县；晋西南军编为左集团由方山、圪洞向临县进攻。11日至13日，经过三天激战，消灭第三十三军第二○○旅等部，迅速迫近临县县城。赵承绶、郭宗汾退保临县县城，坚守待援。这时，晋西南旧军未能及时北上增援，蒋系胡宗南部又乘阎之危，派两个军渡黄河“增援”,阎锡山见军事败局已定，又慑于胡宗南咄咄相逼，为巩固晋西南基地，下令赵承绶部南撤。13日晚，赵承绶、郭宗汾弃临县城向离石以南的晋西南仓皇撤退。14日，晋西北和晋西南部队在临县胜利会师，晋西北反顽斗争结束，旧军全部退出晋西北，抗战以来晋西北两种政权两种势力并存的局面消失，晋西北成为完全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事变同样扩大到晋东南。晋东南是薄一波领导的决死一纵队和戎伍胜、董天知领导的决死三纵队活动的地区，又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阎锡山在这里布置的是以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孙楚所辖的独立第八旅为骨干，配合在沁水、阳城、屯留、长治地区的蒋军第九十八、第九十三、第二十七军和中条山地区的七个军以及太南地区四个军包围、压迫在太岳区的决死一纵队、晋南的第二一二、第二一三两个政卫旅以及在上党地区的决死三纵队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等部。还勾结日军、策动新军内部旧军官组织哗变，企图以里应外合，突袭的方法一举消灭新军和八路军，摧毁太岳、太行抗日根据地。
1939年12月4日，在阎锡山的授意和孙楚的策划下，反共分子捣毁了阳城进步报纸《新生报》社。15日，孙楚调集武装对阳城县发动突然袭击，阳城县、区、村政府及牺盟会等组织均被捣毁，地方武装被缴械，抗日干部百余人被屠杀。继之，晋城、沁水、浮山、高平、长治、陵川、壶关七县发生类似事件，反动分子还袭击了牺盟会上党中心区和《黄河日报》上党分馆，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五六百人，绑架千余人。23日，孙楚又策动决死三纵队反动军官赵世铃、孙瑞琨、张济胁持一部分部队哗变，决死三纵队七个团中的四个团和直属部队一部四千余人被拉走，全部政工人员被逮捕和杀害。同时，阎锡山向晋南的新军第二一二、第二一三政卫旅发动军事进攻，杀害第二一三旅旅长郝玉玺，武装解决襄陵县抗日政权。
在八路军第三四四旅配合和支援下，决死三纵队保留下来的部队一部集中高平，一部进入屯留松交一带，向决死一纵队靠拢，继续活动于太行南部地区。晋南的第二一二、第二一三旅进入太岳区与决死一纵队会合，清洗了反动军官，按照八路军编制原则统一整编，配置干部，重设政治委员，充实政治机关，加强了政治工作，保证了共产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决死一纵队因应变工作充分，阎军进攻未能得逞。
1940年1月中旬，蒋介石为配合阎锡山在晋东南的反共活动，夺取太行南部、太岳北部，逼令八路军撤至白晋路以东、邯长路以北地区，并令第九十三、第二十七军等部向临(汾)屯(留)公路以北推进，向决死一纵队和太岳根据地进攻，第四十军配合孙楚向高平、长子、壶关等地围攻八路军第三四四旅和决死三纵队。八路军和新军利用阎蒋在晋东南互相争夺的矛盾，决定集中力量打击反共最力的孙楚，对太岳蒋军暂取中立，以巩固太岳根据地，逐步恢复太南阵地。为争取军事上的有利态势，决死纵队主力向临屯路以北和安泽方向推进，八路军第三八六旅及总部特务团开入太岳区，两支部队由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指挥，坚决回击了向张店进攻的蒋军第二十七军，对蒋军其他各部进行积极的争取工作，制止了蒋军向临屯路以北的进攻，巩固了太岳阵地。八路军第三四四旅和决死三纵队在第三四四旅旅长黄克诚指挥下，给阎军孙楚部以沉重打击，恢复了太南部分阵地。
在晋东北，八路军力量占绝对优势，阎锡山未敢贸然进攻，只是命令山西保安副司令兼山西省政府第一行署主任杨澄源及其保安团撤回晋西，金宪章新编第二师越过正太路向榆社方向推进，会合从晋西北撤退到榆次东南地区的薛文教暂二旅袭拢晋中，策应蒋军进犯太岳根据地。1月30日，八路军、新军集中第三八五旅二个团，第三八六旅一个团，将薛文教暂二旅于榆次东南就地消灭。2月2日，又在榆社一带歼灭金宪章新编第二师大部。至此，阎锡山发动的“晋西事变”被彻底粉碎。八路军和新军反顽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山西和全国政治形势的好转。2月25日，中共中央为顾全大局，稳定山西抗战局势，争取阎锡山继续合作抗日，特派肖劲光、王若飞持毛泽东的亲笔信到达阎锡山驻地秋林镇，向阎提出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和政治攻击；新军仍归晋绥军序列，不受蒋介石方面改编；恢复与新军的电台联络和人员往来；双方互不处罚，互不侵犯等建议。阎在反共失败和蒋介石势力乘隙而入的情势下，表示愿意接受中共主张。经过双方谈判，4月初阎锡山与中共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区抗战的协议，商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北、晋西南的分界线，该线以北为八路军和新军活动区域，以南为晋绥军旧军活动区域；在晋东南以临汾至屯留公路为界，八路军及新军不向路南发展。山西国共冲突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从而保证了阎锡山在蒋介石以后发动的反共浪潮中基本保持中立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