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

政治著作。一卷。明清间黄宗羲撰。成书于康熙二年(1663年)。(撰者事迹参见“《南雷文案》”条)
《明夷待访录》共有二十一篇论文，分为政权、教育、农田、兵制、财计、奄官等六大部分。
“明夷”:《周易》卦名，象征火入地中。表示昏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显露明智，智慧之士处在患难地位。“待访”:期待明君来访，共议天下大事，进行社会改革。该书从各个方面批判昏君之专制，提出社会改革理想，阐发民主启蒙思想。
《原君》篇赞扬古圣人之功德，是“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然后批判后世君主的不道德行为。撰者认为“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雠，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
《原臣》篇认为，当事之臣不明臣事之道：“以谓臣为君而设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后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后牧之，视天下人民为人君橐中之私物”,这种认识是昧于“为臣”之议。该书认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认为，君臣与父子不是同一概念，“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夫然，谓之臣，其名累变；夫父子固不可变者也。”
《原法》讲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二帝三王之法是为天才所立，“固未尝为一己而立也。”而“后之人主”则是“一家之法而天下之法也”。该书还总结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苟非为之远思深览，一一通变，以复井田、封建、学校、卒乘之旧，虽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终无已时也。”该书还认为：“即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置相》篇讲述宰相之职的重要作用，揭露后主不设相的借口蔽端。书中说：“有明之阁下，贤者贷其残膏剩馥，不贤者假其喜笑怒骂，道路传之、国史书之、则以为其人之相业矣。故使宫奴有宰相之实者，则罢丞相之过也。阁下之贤者，尽其能事则曰法祖；亦非为祖宗之必足法也，其事位即轻，不得不假祖宗以压后王，以塞宫奴。祖宗之所行未必皆当，宫奴之黠者又复条举其疵行，亦曰法祖，而法祖之论荒矣。使宰相不罢，自得以古圣哲王之行摩切其主，其主亦有所畏而不敢不行也。”
《学校》、《取士》(上、下)等三篇论述学校的沿革、重要作用和用人、科举等问题。书中说：“古之取士也宽，其用士也严；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古者乡举里选，士之有贤能者，不患于不知。”“宽于取则无枉才，严于用则少幸进。”该书还说：“今也不然。其所以程士者，止有科举之一途，虽使古豪杰之士若屈原、司马迁、相如、董仲舒、杨雄之徒，舍是亦无由而进取之，不谓严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于侍从，下之置之郡县；即其黜落而为乡贡者，‘终身’不复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宽也！严于取，则豪杰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宽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
《建都》篇讲都城对国之兴亡的重要作用。“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北都)不可救也。”《方镇》篇分析“自唐以方镇亡天下”的原因，认为“因时乘势，方镇可复也。”同时列举复方镇的五大利：“统帅专一，独任其咎，则思虑自周，战守自固，以各为长子孙之计”;“一方之财自供一方”;“一方之兵自供一方”;“各有专地，兵食不出于外，即一方不宁，他方宴如”;“外有强兵，中朝自然顾忌；山有虎豹，藜藿不采。”
《田制》共三篇，首篇讲废井田后的征税量问题。次篇驳斥苏洵不可复井田之理由，认为“凡苏洵之所忧者，皆非为井田者之所急也”。而“胡翰、方孝孺但言其可复，其所以复之法亦不能详。”而该书讲：“故吾于屯田之行，而知井田之必可复也。”即根据当时屯田的社会现象做定量分析后，得到“复井田可行”的结论。末篇论斯民之暴税苦有三：“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具体讲述了自己对纳税提出的计算方法和标准。
《兵制》共三篇，首篇论述养兵数量和供给问题，反对无限制地招兵，给人们带来更大的负担。次篇论军中“将”的作用。末篇论述文、武合一问题。书中说：“唐、宋以来，文武分为两途，然其职官，内而枢密，外而阃帅州军，犹文武参用。惟“有明”截然不相出入；文臣之督抚，虽与军事而专任节制，与兵士离而不属。是故莅军者不得计饷，计饷者不得莅军；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该书主张：“使文武合为一途，为儒生者知兵书战策非我分外，习知而知其无过高之论，为武夫者知亲上爱民为用武之本，不以粗暴为能，是则皆不可叛之人也。”
在《财计》三篇中，该书通过对历代钱币流通情况和征税形式的分析，得出“后之圣王而欲天下安富，其必废乎金银乎”的结论，主张改赋金银为实物征纳。该书还认为：“治天下者即轻其赋敛矣，而民间之习俗未去，蛊惑不除，奢侈不革，则民仍不可使富也。”
《胥吏》篇提出：“复差役、用士人”的主张。书曰：“古之胥吏者一，今之胥吏者二。古者府史胥徒，所以守簿书，定其会者也；其奔走服役，则以乡户充之。自王安石改差役为顾役，而奔走服役者亦化而为胥吏矣。故欲除奔走服役吏胥之害，则复差役；欲除簿书期会吏胥之害，则用士人。”
《奄宦》二篇讲述：“奄宦”对社会的危害及“奄宦”为何不去的历史原因。书曰：“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若‘有明’之为烈也。”“且夫人主之有奄宦，奴婢也；其有廷臣，师友也。所求乎奴婢者使令；所求乎师友者道德。”“奄宦之如毒药猛兽，数千年来，人尽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岂无法以制之与？则由于人主之多欲也。”文中多有攻明之语。
《明夷待访录》用新观点论证了君道。剥去了“天子”的神秘外衣，否定了“君权神授”的传统之见。提出了加重宰相职权以限制君权的思想。区别了一家之法与“天下之法”的界限，论证了“法治”和“人治”的问题。提出了以学校为议政机关的思想。提出“工商皆本”的经济主张。该书在历史上有过巨大的进步启蒙作用，对后代的民主思想的发展及推动维新变法运动发生了很显著的影响。在清乾隆年间，该书被列为禁书。
《明夷待访录》于清嘉庆年间有初刻本印行。一九五五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据《梨州遗著汇刊》,民国四年(1915年)再版本为底本，校点出版。一九八一年中华书局又以初刻本浙江慈谷二老阁本重校，刊行新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