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艺文志

《明史·艺文志》是我国明代的一部史志目录。清黄虞稷原辑编，王鸿绪、张廷玉删定。该志4卷，系从《明史》卷96至卷99裁篇另行编出。作为明史的一部分曾多次刊印，有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1974年中华书局校点本，《四库全书》本及其影印本。另外，其合订本尚有日本文政八年(1825)刊《八史经籍志》本、清光绪九年(1883)镇海张寿荣重刊《八史经籍志》本、1934年南京辞典馆印《历代经籍志》本、1936年上海大光书局印《中国历代艺文志》本、195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十史艺文经籍志》本、1959年商务印书馆印《明史·艺文志·补编·附编》本等。
黄虞稷(1629—1691),字俞邰，号楮园，泉州(今属福建)人，侨居江宁(今南京)。康熙间入明史馆任纂修官。私藏甚富，达8万余卷，筑室名“千顷堂”藏之。著有《千顷堂书目》等。王鸿绪(1645-1723),初名度心，字季友，号俨斋，又号横云山人，清江南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康熙进士，官至户部尚书。康熙二十一年(1682)任明史馆总裁，四十八年(1709)罢官后把稿本带回家中，加以删改，著成《明史稿》。诗文有《赐金园集》。张廷玉(1672-1755),字衡臣，号研斋，清安徽桐城人。康熙进士，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加太保。曾任明史馆总裁。有《传经堂集》。
《明史·艺文志》的编纂前后经过三次较大的删削。先是黄虞稷辑编《千顷堂书目》32卷，蓄意著录明一代著述，并将南宋及辽、金、元人著作附于各类之后，计12000余种。入明史馆后，则在《千顷堂书目》的基础上修改成《明史·艺文志》底稿14卷。原稿已佚，体例与《千顷堂书目》相近。康熙末年明史馆总裁王鸿绪又在黄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删削成《明史稿》卷74至卷77《艺文志》4卷，仅保留明人著述4000余种。雍正年间，明史馆继任总裁张廷玉又在王本的基础上，稍加改动，撰成《明史》卷96至卷99《艺文志》4卷，最终成为《明史 ·艺文志》的定本。
《明史 ·艺文志》收录图书4633种，105969卷。其分类体系，基本上承袭隋、唐、宋各志旧例，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大类之下再细分35小类。其中经类下设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诸经、四书、小学共10小类，史类下设正史、杂史、史抄、故事、职官、仪注、刑法、传纪、地理、谱牒共10小类，子类下设儒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书、天文、历数、五行、艺术、类书、道家、释家共12小类，集类下设别集、总集、文史共3小类。
其著录内容一般包括著者、书名、卷数三项，如“李开先《山东盐法志》四卷”。同一著者名下详列所作同类图书，如“赵汸《春秋集传》十五卷附录二卷、《春秋属辞》十五卷、《左传补注》十卷”。不记存帙，不记全阙，不作叙录解题，间有简短注释。在这些注释中，有对书名的说明，如“鲍恂《大易举隅》三卷(又名《大易钩元》)”;有对著者的说明，如“《穆宗实录》七十卷，宝训八卷(张居正等修)”;有对卷数的说明，如“焦竑《国史 ·献征录》一百二十卷(经籍志作三百六十卷)”;有对图书内容的说明，如“杨仪《陇起杂事》一卷(纪张士诚、韩林儿、徐寿辉事)”;有对成书时代的说明，如“《寰宇通志》一百十九卷(景泰中修)”;有对版刻的说明，如“陈禹谟《类字判草》二卷、明状元策十二卷(坊刻本)”,等等。
与历代艺文志、经籍志比较，《明史 ·艺文志》的突出特点，是首创史志目录仅记一代著述之体例。自《汉书 ·艺文志》以来，历代史志目录一脉相承，都是以当代内府收藏的典籍为主，并参考一些现成的官私书目编纂而成。不仅收录当代人的著述，还记载前代流传下来的图书。由于当时辽、金、元三史无艺文志，如按旧例，《明史 ·艺文志》除应该收录明一代著述外，还应该收录南宋、辽、金、元四代的著作以及前代流传下来的图书。但《明史 ·艺文志》打破旧例，不仅未收前代流传下来的图书，还删除《千顷堂书目》所附宋、辽、金、元人著作，仅收明一代著述。既断代为史，也应断代为志，这是采用唐刘知几《史通》之说做为理论依据的。有明一代，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经济文化的发展，雕版刊印的进步，图书著作的数量日益加多，书目著录对当代著述已难以详尽反映，更何况前代著作。而考察明代的几部现成书目，反映内府收藏的《文渊阁书目》名存实亡，由于管理不善，阁中图书至明末已丧失殆尽。“焦竑《国史·经籍志》既诞妄不足为凭，傅维鳞《明书经籍志》、尤侗《明史艺文志稿》尤冗杂无绪”(《四库全书总目》)。因此，或许由于这种种原因的促成，王鸿绪、张廷玉修《明史 ·艺文志》就因时制宜，开创新例，以断代史志专收当代人的著作为限。此例一开，以后许多目录学者补撰各史艺文志或经籍志，均取法该志，广搜博采，集中精力于一代，使一代典籍收录更加完备，这不失为一个好的创始。
《明史·艺文志》的第2个特点是分类稍嫌粗疏。主要表现在，其一，类目设置过少。四部之下设35类，比前代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少20类，比《旧唐书经籍志》少10类，比当代可供参考的焦竑《国史·经籍志》少17类，甚至比作为修纂蓝本的《千顷堂书目》还少14类。其二，类目删并过于草率。如，史部删除历代官私书目均予设置的目录类(簿录类),仅在道家类和释家类收录《道藏目录》和《释藏目录》两种，其余各类书目如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张萱《新定内阁藏书目录》、焦竑《国史经籍志》、叶文庄公《箓竹堂书目》等均未著录。另外，自《七略》以来，历代书目无不将医书独立自成一类，设类名为医经、医方、医术、医书、医家不等，《千顷堂书目》为医家类单设一卷，而《明史 ·艺文志》将医书附于艺术类之后，更是于理不通，不伦不类。其三，没有及时增设新类目。自宋代以来，丛书编集已相当发达，明万历祁承㸁《澹生堂书目》已创设丛书一类，而《明史·艺文志》对这一目录学的新成果却置若罔闻，把理应归入丛书类的沈节甫《纪录汇编》、陶宗仪《说郛》、毛晋《津逮秘书》等仍勉强迁就分别入杂家类、小说家类和类书类。其四，归类亦有不准。如，杂家类的祁承㸁《国朝徵信录》,应改入杂史类；天文类的利玛窦《泰西水法》,应改入农家类。
《明史·艺文志》的第3个特点是著录不够完备。主要表现在，其一，著录图书数量过少。这都是由于王鸿绪滥加删削造成的。“宁阙而不详”,是王鸿绪删改《千顷堂书目》的基本原则。在这个原则下，凡不记撰人、卷数莫考、疑信未定、不甚著名之书，统统被删掉。结果从12000多种书中删存4000多种，不及原著录数量的一半。以医书的删削为例，《千顷堂书目》收明一代医书487种，《明史 ·艺文志》只收67种，仅及原来的七分之一。其二，挂漏太多。《千顷堂书目》文史类将王世贞、王世懋兄第二人之书并列著录，《明史 ·艺文志》仅著录“王世懋《艺圃撷余》一卷”,而“王世贞《艺苑卮言》八卷附录四卷”不予著录。考世贞之书成书在前，且为代表王(世贞)、李(攀龙)一派诗学主张的重要著作，反不入录，究其原因，皆与王鸿绪删削原则不符，粗疏草率使然。其三，著录内容过于简单。《明史 ·艺文志》没有继承历代史志目录一般撰写叙录解题的优良传统，只在卷首有一简短总序，此外无一小序，也无后跋。《千顷堂书目》虽无小序，尚有一些附注，然而为《明史 ·艺文志》所采入者寥寥无几。如，梁寅《周易参义》十二卷，《千顷堂书目》有29字注文，《明史 ·艺文志》删削净尽，竟无一字注文。另外，对一些特殊人物，如外国作者利玛窦、艾儒略、庞迪我、熊三拔等，本应附注国别，并略加介绍，但《明史 ·艺文志》视同国人，不加区别，无乃太简乎。其四，编制体例有误。如，李时珍《濒湖脉学》一卷、《奇经八脉考》一卷，附注说：“时珍《本草纲目》一书用力深久，详方伎传。”又，《神宗劝学诗》一卷，附注说：“各藩及宗室自著诗文集已见本传，不载。”这种编制体例历代书目从无先例，揣摩编纂者的本意，也许考虑到《明史·艺文志》作为《明史》的一部分，凡于《明史》其他部分已有记载者，《艺文志》不再列出，以免重复。但这样一来，要查考明一代著述，光看《艺文志》就不够了，需要将一部《明史》的本纪、列传、志、表等从头至尾统统翻阅一遍，这岂不是欲简弥繁、事与愿违了吗？ 这是著录不完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鉴于《明史 ·艺文志》的上述特点，当时及后来人如杭世骏、全祖望、卢文弨等颇有微词。但王鸿绪、张廷玉作为史馆总裁，奉敕编纂，具有官方身份，他人不便过分要求。作为略记明一代著述之盛的史志目录，《明史·艺文志》仍有其他目录无法替代之功。当然，要详尽无遗地查考明人及明以前的著作在明代还留存的书，单靠《明史 ·艺文志》是远远不够的。除查《千顷堂书目》外，尚有下列几书可资参考：明杨士奇编《文渊阁书目》、明张萱编《内阁藏书目录》、明焦竑编《国史·经籍志》、清宋定国与谢星缠合编《国史 ·经籍志补》、清傅维鳞编《明书 ·经籍志》、明王圻辑录《续文献通考·经籍考》、乾隆中官修《钦定续文献通考 ·经籍考》、清徐鼎编《明史·艺文志补》、黄云眉撰《明史考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