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汪“清乡”运动

日本以卢沟桥事变为借口，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侵华日军虽侵占了华北、华东与华南的大片领土，但这些地方并不安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深入日军占领区，展开敌后游击战，广大爱国民众也奋起进行各种反抗斗争。活跃于城乡各地的抗日武装，迫使控制占领区的日伪军步步退缩，仅能控制一些城镇及主要交通干线。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侵华日军被迫把主要兵力转向占领区，以“确保所占领地区的安定”^[1],华北日伪当局反复进行“治安肃正”与“治安强化运动”。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华中地区，是日本占领区内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又是汪伪政府的政治活动中心。日本中国派遣军为巩固对华中占领区的统治，在汪伪政府开张后不久即策动汪精卫等人，推行了以“清乡”为名的殖民主义活动。
推行“清乡”运动，是日本侵华战略的重要一环。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盟后，从国外获取的重要物资急遽减少。为摆脱经济困境，日本内阁于1940年11月8日决定了《对华经济紧急对策》,强调要全面控制中国经济，“不拘泥于历来措施，迅速加强中国各方面经济力量的综合运用，促进当地必要物资的调拨及获得帝国所需物资的进口”,“以此，期待帝国的国防经济力量特别是综合战斗力的迅速提高”^[2]。五天后，日本御前会议又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的决定，对中国占领区的政治和经济提出了更多要求。
根据日本政府的要求，1941年1月，日本总军制定《长期作战政治策略指导方针概要》,对如何贯彻政府方针做出具体部署。《概要》决定：为实现政府的目标，“特别要加强对敌占区的封锁”,“有效而合理地截断占领区和敌占区之间的联系”;“逐步划出重要地区，促进占领区的治安整顿，谋求充实我国防资源，同时，谋取民心安定，扶植新政府的实力，渗透其政治力量，以便使之对我战争的进行与事变的处理进行策应与协助”。其实施要领是：“在政略战略上的要地，军队的给养及我方取得国防资源的产地……应确立高度治安，确保它们相互之间的连络线”;“为此，首先从处于长江下游的小块地方开始，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当时的各种状况，逐渐扩大之”^[3]。依照上述原则，日本总军有关部门与汪伪政府官员反复会商，决定将确立“高度治安”的行动称为“清乡工作”,由当地日军与汪伪政府共同实施，并由汪伪政府出面组织。
日伪当局为什么要在华中地区实施比“治安强化”更为复杂的“清乡运动”?这是根据日本在相持阶段的侵华战略决定的。
首先，华中地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日本企图通过“清乡”,把它变成进行“大东亚战争”的一个后方基地。日本划定的华中地区，北至陇海铁路，南跨长江三角洲，西起汉水，东临黄海与东海，包括苏、浙、皖三省及赣、鄂、豫三省之部分，上海、南京、杭州、武汉、徐州、南昌等城市及战略要点都在其内。这一地区，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然而，日军虽控制该地区多年，统治仍很不稳固。1938年以来，以新四军为主力的抗日游击战争在这里蓬勃发展起来。日军虽进行过频繁扫荡，但犹如泼油灭火，游击战争更成燎原之势。单纯的“扫荡”难于奏效，于是只能改用“清乡”这一招。
其次，华中沦陷区是汪伪政府的内宅重地，日本当局企图以“清乡”来强化汪政府的统治，引诱蒋介石投降。汪伪政府的建立，表面上实现了南北伪政权的统一，实际上依然是貌合神离，各自为政。伪政府所能管辖的区域，不过是原“维新政府”的领地，即不完整的苏、浙、皖三省及南京、上海两市而已。日军发动“清乡”后，提出“强化育成国府”的口号，把汪伪政府扶到台前，在形式上给予更多的独立权能，除武力“扫荡”外，行政、治安、财政、文教等，日军都装出“协助”姿态。日军处处使汪伪当局以“独立”政府的姿态出现，并要求树立“和平模范区”,其真实意图是要给蒋介石集团树立一个“模范”,引诱他们步汪精卫的后尘。
第三，更多地搜括战略物资和掠夺经济资源。当时，江苏的棉花产量居全国第一；皖中与湘汉平原的米粮生产冠于全国，素有中国谷仓之称；江浙一带集中了大量的近代企业，上海更是工商业的中心。日军占领华中后，到处贪得无厌地掠夺财物。但是，“新四军的抗战，大大破坏了敌掠夺计划。加上日寇处于战争危机，经济恐慌、资源枯竭、粮食缺乏的极端危急状况，加紧对江南的搜括是必然的，而清乡则是'确保占领区'保障掠夺财物的手段”^[4]。在汪伪政府看来，实施“清乡”即是为大东亚战争开拓资源。汪精卫说：“努力于清乡，就是努力于大东亚战争之一种重要工作，保障治安，以安定大东亚战争的后方，增加生产，以培养大东亚战争的资源。”^[5]所谓培养资源，就是更多地劫掠，为日本的侵略战争“输血”。此外，实施“清乡”也是解决财政困难的途径之一。汪伪政府成立后，其财政完全依附于日本。当时开办费没有着落，由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从保管的上海海关的关税款中，以借款形式通融4000万元，予以解决^[6]。因此，汪精卫集团也希望通过“清乡”,将自己的统治权力向社会下层渗透，以便更多地在统治区进行搜括，改善自身经济困境。
根据侵华日军的要求，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于3月24日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清乡委员会”。汪精卫亲自兼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员长，内政部长陈群、工商部长梅思平、参谋总长杨揆一等十四名各部委长官任委员。根据日本军事顾问团提议，由汪伪特工总部副主任李士群任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并代行会务^[7]。清乡委员会在汪伪政府中与行政院、军事委员会并列，占有很高的地位。对于清乡区内的军政事宜，清乡委员会有权“制定法规、发布命令”,并“咨商行政院暨军事委员会分别执行之”^[8]。
侵华日军对“清乡工作”寄予很大希望，新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指示有关人员，迅速研究对汪政府进行军事协力，增强其财力、武力之方案。4月3日，日本总军拟出《第一次军事协力施策要领》,强调：“在对敌进行的经济战及安定民生所需条件的限度内，6月以后，设法使国民政府增加收入，以巩固其财政基础，同时在军事协力上使其分担部分军费。”^[9]其后又陆续拟出关于“政略指导”、“调整物资流通”等一批方案。
从4月14日开始，汪伪清乡委员会在一个月内连续召开八次筹备谈话会。出席者除清乡委员会正、副秘书长、各处处长及部门负责人外，汪伪警政部与特工总部也派要员参加。日方军事顾问则每会必到，直接指挥。根据日本总军的意旨，会议确定了“清乡”目标：一、“确立治安”,即确立日汪在占领区内的统治；二、改善经济，即进一步加紧对占领区民众的掠夺。鉴于以往在华中的“扫荡清剿”和在华北在“治安肃正”屡遭失败的情况，会议决定在“清乡”中采用新的策略。李士群提出，“清乡”要“军政并进，剿抚兼施，由城而乡，遍及全区”。日本顾问晴气也强调：“清乡工作，军政相辅而行，可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政治为中心，而以军事推动之，且特工又从旁协助”^[10]。谈话会还讨论和确定了实施“清乡”的各种手段和方法，他们把日本曾在朝鲜，中国台湾、东北和华北实行过的各种殖民统治手段与方法统统搬了出来，诸如“扫荡清剿”、“封锁交通”、“政治宣抚”、“物资统制”,等等。为推行这一整套法西斯措施，会议决定在清乡委员会之下再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与专职机构。
根据清乡的目标与方针，日伪双方还秘密制定了具体实施步骤。第一步是“军事清乡”。具体办法是实行分区肃清，“一区肃清后将军队向第二区线内移动，第一区线内改调保安警察接防”;第二步是“维持治安”。“在封锁线内从事收编游兵股匪，抚缉流亡离散”,对抗日军民“设法感化，令其诚服来归，为政府效命”;第三步是“整理建设”。“严整保甲编制，整顿农村生产，推动教育发展，加强党务活动，以及训练民众，扩大宣传，调整交通，调剂金融，等等”^[11]。
要推行这一套维持占领区稳定的总体方案，首要条件是拥有足够数量的军队。然而此时，日本中国派遣军在华中地区的兵力已捉襟见肘，汪伪政府能用于“清乡”的“兵力有限”。因此，“清乡”计划只能先在“局部实施”。“清乡”筹备期间，汪精卫曾提出：“以京沪路沿线作一个示范性的实验区，先把力量集中在这里试搞一下。因为这个地区最易看出成绩，日本人对这条线也很重视；特别是可以减少南京所遭受的威胁。”^[12]于是，清乡委员会决定，先将京沪铁路沿线以北之太仓、昆山、常熟、吴县、无锡、江阴、常州、丹阳、镇江、扬中等十县划为第一期清乡地区^[13]。
基本方案确定后，汪精卫即于5月11日公开发表谈话，正式宣布成立“清乡委员会”。此后。汪伪政府又不断发布各种“清乡”法规，日汪合作的“清乡”运动开始启动。6月10日，汪伪当局在南京召开“清乡”区行政会议，划定“清乡”区域，对实施“清乡”的各项活动作了具体部署。6月18日，李士群与侵驻该地的日本第十三军(登集团军)参谋长秘密签订《关于苏州地区清乡工作之日华协定》,对“清乡”期间军队调度等问题达成谅解事项。协定规定：登集团军司令官为日方“清乡”的最高指挥官，中国方面最高负责者为清乡委员会委员长；“清乡”期间，日本军队主要担任“关于作战及封锁事项”,“中国方面主要担任政治工作”;中国方面用于“清乡”的军队、警察及其他武装，“受登集团司令官之指挥”,或受当地日军调遣^[14]。
根据该秘密协议，日本总军加强了原先已在苏州设立的“清乡”指挥部，以便严格控制“清乡”运动之展开。曾在汪伪清乡委员会担任要职的汪曼云这样回忆说：“伪军事顾问部也设立了‘出张所’,主其事的便是……李士群的‘靠山’、日寇晴气中佐与小笠原少佐，名义上它是作‘驻苏州办事处’与日寇‘清乡指挥部’之间的联系工作的，实际上却是按照‘清乡指挥部’的意旨，牵着李士群的鼻子跑。”^[15]
日汪的“清乡”运动，从开始发动到最后破产，全过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清乡”发动至1942年夏季以前在苏南地区的“清乡”。该阶段又可分为三期：1941年7月至9月在江苏吴县、昆山等四县进行的“清乡”为第一期。7月1日，日伪合伙，共调集15000余兵力，攻击新四军苏常太游击根据地。由于新四军缺少反“清乡”斗争经验，在给日伪军沉重打击后，被迫撤出该根据地。同年9月至12月为第二期。其“清乡”重点移到无锡、常熟、江阴三县的部分地区。抗日军民汲取了第一阶段反“清乡”的经验教训，采用以合法斗争为主的方针，基本达到了隐蔽坚持的目的。1942年2月至6月为第三期。主要在沪宁铁路南侧及江阴、武进两县部分地区进行。该年年初，伪江苏省政府改组，李士群兼伪省主席，“清乡”改由伪省府统一掌管。他们对“清乡”区实施广泛而严密的封锁，推行了种种罪恶措施，但仍遭到抗日军民的英勇反击。
第二阶段是从1942年夏至1943年春，着重在太湖东南地区和上海郊区进行“清乡”,同时也在苏淮特别区开始“清乡”。
第三阶段从1943年春至1944年初，重点置于镇江地区和苏北地区，同时也在浙江杭州地区和余姚实施“清乡”。第四阶段从1944年初至1945年夏，“清乡”规模日益缩小，最后彻底失败。
在长达四年之久的“清乡”运动中，日伪当局采用各种法西斯手段，给华中、华南沦陷区人民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清乡”发动之初，汪精卫即强调“清乡”之目的是为了“确立治安，改善经济”;后来又一再鼓吹，“清乡的意义，不只在确立治安，尤其要改善民生”^[16]。不久，又提出“思想清乡”的要求，到第三年，更大弹其“清乡必先清心”的滥调^[17],把“思想战”抬到重要地位。日伪的“清乡”,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扫荡，它同时具有所谓“总体战”的特点，渗透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军事则是整个运动的支柱。其手段主要有如下几项：
第一，军事“清乡”。“清乡”运动，首先是一个残暴的军事扫荡运动。军事“清乡”是各地“清乡”的第一步。日伪当局首先调集优势兵力，在“清乡”区周围增设大量据点，构成大面积包围；然后深入到包围圈内，以强大兵力寻找新四军主力决战，“对反抗进军之村庄，实行大烧大杀，警一以戒百”^[18]。接着又构筑封锁网，实施“封锁政策”。在“清乡”区边缘构筑长达数十公里的封锁篱笆，在“清乡”区内的据点之间，也用竹篱笆、铁丝网等构成小块封锁圈，以便分区搜剿。在封锁线的各交通路口，设置检问所，对过往人员进行严格搜查。其封锁法规定，凡民众通过封锁线，“须领有各种证明书”;凡运输物资，“须申请发给搬出入证”^[19]。各种证件名目繁多，如“良民证”、“渔民证”、“旅行证”、“归乡证”、“身份证”、“特别通行证”等等，其限制之严格，将人民的基本权利剥夺殆尽。
第二，政治“清乡”。这是军事“清乡”后的重要一步，其目的是巩固军事行动取得的成果。政治“清乡”的首要内容是根据各地治安形势采取不同的办法进行编组保甲。对于军事扫荡甫告结束的“清乡区”,“以宣传招抚赈济及组织指定队，搜捕零匪及匪物等项为主要工作”;对已完成封锁的“自卫区”,“以严密布置岗哨，编查保甲户口，搜捕零匪，构筑碉堡，整理交通道路等项为主要工作”;对已建立保甲组织的所谓“保甲区”,则“对于保甲组织应切实进行整理”。他们把强化保甲，作为确立治安的主要工作：“清乡区自收复后应于二十日内促进为自卫区，自卫区应于一个月内促进为保甲区。保甲区无论已进至如何程度，应于两个月一律组织完成。”^[20]其次是举办壮丁训练，编组“自卫团”、“爱乡会”等伪组织，强令十八至四十五岁的民众参加壮丁训练，将他们编入“自卫团”,并具“联保切结”,发现有抗日言行，即予镇压。与此同时，为强化“清乡”区内的地方政权，新建并加强了警察保安系统，健全特务情报网。这些罪恶活动，被称为“不流血的清乡”。
第三，经济“清乡”。“改善经济”,是汪伪标榜的“清乡两大宗旨之一”。汪精卫每次巡视“清乡”,总要提出两个问题：一、“清乡”前后的人口比较；二、“清乡”前后的赋税收入比较。他把这两个问题作为“治安能否确立，民生是否改善的估计标准”^[21]。显然，人口多可以增加掠夺的对象，赋税多即直接增加伪政府的财富。经济“清乡”的一项重要政策是经济封锁，凡日伪当局认为“绝对禁运品”的物资，一律被禁止“在境内运输或运出运入”^[22]。其根本目的是要切断对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物资流通。通过增加赋税，对民众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这是经济“清乡”的另一项重要政策。田赋被汪伪当局视为“最大之税源”,他们除提高税额外，还“督征旧欠”,即不顾因战祸而造成田园荒废的事实，强行收取自“八·一三”事变至“清乡”开始时未交清的田赋^[23]。日伪当局对营业税和其他各种捐税的勒索，也是骇人听闻的。他们以“整顿”为名，巧立名目，层层加码，明征暗抢，无所不用其极。江苏太仓等七县在“清乡”第一年，征收的营业税即较前一年增加十倍以上^[24]。另外，日伪还在“清乡”地区设立所谓“合作社”,强迫民众出资入社，以合作之名行掠夺之实。如松江特别区强令民众入社，每户出资五元，一次就勒索了6000余元^[25]。
第四，思想“清乡”。日伪不仅把“清乡”作为“政治战”和“经济战”,而且还作为一场思想战。汪精卫一再鼓吹“清乡先要清心”,要使人民在“心力”上“信仰和平运动”。周佛海也在代汪精卫主持“清乡”会议时强调：“清心工作之根本，不仅为军事上之扫荡，抑且为思想上之斗争；不仅在治安上的确立，抑且在心理上的建设。”^[26]他们空前增强了对“清乡”区民众的思想控制和精神奴役。军事扫荡过后，即采用各种方式进行“清乡宣传”。紧接着再进行“清乡特种教育”,他们自己的解释是，“特种教育……即是感化特殊区域民众的教育”^[27]。其目的是“宣传和平反共建国之理论，增强人民对于国民政府之信仰”^[28]。加强对青少年的奴化教育，是思想“清乡”又一个重点目标。为此，他们成立了“清乡区青少年队”,采用诱骗与强制手段迫使青少年参加，入队者奉汪精卫为“最高领袖”,鼓吹学习“武士道精神”,“奉行领袖之意志”,摈弃“共产主义的诱惑”,“为反共和平建国而奋斗”^[29]。
纵观日、汪“清乡”的全过程可以发现，这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在华中、华南占领区的部分地方推行的一种总体性的侵略镇压措施。然而，不管日、汪当局如何煞费苦心，接连不断的“清乡”运动不仅未能巩固其在占领区的统治，相反却使这些地区的抗日烈火越烧越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