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东北的文化统治与奴化教育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推行“剑与火”的政治统治、经济掠夺的同时，也把殖民地思想文化统治的锁链强加给东北人民，极力摧残中国民族文化与教育，推行愚民与奴化政策，实行殖民地文化统治。
(一)建立并加强殖民地文化统治
1932年伪满洲国刚成立时，日本殖民主义者便在伪政府统治机构中建立了思想文化统治的中枢——资政局弘法处。它是由积极从事侵华的日本法西斯分子笠木良明策划和领导的，其任务有三项：一、“宣传建国并施政之精神”;二、“涵养民力，善导民心”;三、“普及自治思想”。实际上，它围绕建设伪满洲国所谓的“独立的新国家”,进行分割中国的反动宣传，向人民灌输东北独立的思想，打击和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力量。1933年，日本殖民者为了强化统治机构，废资政局，在伪满国务院总务厅下设立情报处。它成了伪满言论文化的中心统治机关，一元化地管辖新闻、出版、通讯、广播等事业。
在新闻通讯方面，日本侵略者于1932年12月1日建立伪“满洲国通讯社”,着手垄断东北新闻通讯机构与事业，排斥和取消中国人民的新闻、通信自由。1933年9月，又建立“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把持了伪满的广播事业。1936年9月，日本殖民者又以“一个国家一个通讯社”的垄断政策，建立了为其严格管辖东北新闻、通讯机构的“满洲弘报协会”,把报道、言论、经营三方面统一起来，实行严格的“官制统治”
在出版方面，1932年10月，伪满公布《出版法》,规定凡是危及伪国存在、“惑乱民心”的读物，一律禁止出版；同时对带有民族意识的书刊，一律查禁或销毁。据伪满文教部记载，1932年3月至7月，就在东北焚书650余万册。在禁止出版的同时，还禁止关内报刊书籍输入。1934年6月29日，伪民政部一次就通令禁止三十六种报刊输入东北。其中主要是我国关内的报刊，计有：《大公报》、《申报》、《时报》、《新闻报》、《北平晨报》、《华北日报》、《京报》、《平报》、《世界日报》、《社会日报》、《北京日报》、《上海民报》、《广东市民日报》、《豫北日报》、《徽州日报》、《益世报》和《良友》、《循环》杂志等十八种，占禁止输入报刊的一半。此后查禁书刊种类年年增加。据《满洲年鉴》记载，1935年至1938年四年间，伪满禁止发行的报纸为7445份，扣押56,091份，禁止发行的杂志为2315份，扣押13,664份，禁止普通出版物3508册，扣押924,852册^[1]。相反地，日本国内宣扬军事法西斯思想的出版物却源源不断输入，年年增加。1936年，日本向伪满出口书籍58.7万余册，1937年就增至380万册^[2]。
日伪打击中国民族出版事业、禁止关内书刊输入的同时，还加紧建立殖民垄断的出版机构。1937年2月，建立了伪满洲图书株式会社垄断出版事业，专门出版、发行与销售伪满的学生课本和宣传伪满“建国精神”与政策的书籍。
在电影方面，日伪于1933年8月成立伪满洲国电影国策研究会，控制东北的电影。凡日伪认为有损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政权、有损于日本侵略军、有损于所谓“皇室”、有损于日伪官吏统治的，特别是有关反战思想的和有关共产主义思想的影片，一律禁演。仅1936年一年就禁演影片178部。有些影片虽未禁演，却遭随意剪截，1936年剪截影片达二千八百余米，1937年增至二万余米。但是，宣扬武士道精神的日本电影却充斥伪满影院，可以说，伪满的影坛是日本电影的天下。据统计，1936年日本输入东北的影片是154部，1937年升至232部^[3]。
此外，对小说、戏剧、音乐、美术等方面也进行统制，利用汉奸文人美化日本侵略，鼓吹战争狂热，丑化我国各族人民，咒骂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以此来腐蚀、奴化在伪满统治下的中国人民的思想。
(二)实行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
东北的教育事业也遭到日本侵略者毁灭性的摧残。关东军侵占东北后，以“排日”的罪名，下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关闭了各级各类的学校。直到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后，才开始对各级学校进行所谓的整顿、恢复，但进展缓慢，质量低下，以至迟迟达不到“九一八”事变前的水平。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有小学1.36万余所，小学生74.71万人，教职员2.44万余人。至1933年恢复的小学仅有九千一百余所，学生50.21万余人，教师1.63万余人。儿童的入学率在1935年末仅占23%。中学：“九一八”事变前有194所，学生3.85万余人，教职员二千四百余人。伪满政权建立后恢复很慢，到1937年开学的仅有173所，学生3.36万余人，教师(职员除外)一千六百余人。大专院校：“九一八”前有三十所，1933年开课的只有两所，1935年只有五所，1937年也只有十所^[4]。
日本侵略者在对东北教育进行破坏的同时，竭力建立以愚民奴化为核心的殖民主义教育体系。1932年3月伪满洲国建立后，在伪国务院设文教部，作为掌管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先后担任伪文教部总长的有郑孝胥等人，但实权都操在日本人手中。伪文教部设立后，于1932年7月在长春召开教育厅长会议，具体规定伪满洲国教育以重仁义，尚礼让，发扬王道精神，及于人民生活方面以期共享和平之幸福，于友谊方面尚节义自重，对世界民族讲亲仁亲邻，共存共荣，达到大同为方针。只要除去其中“重仁义”、“尚礼让”、“尚节义”、“大同”等欺骗性的词句，其反动实质是很清楚的。它是一条典型的殖民主义教育方针，是根据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法西斯统治，进行经济掠夺，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而制定的，是把教育限制在为宗主国服务和培养廉价劳动力之上的。
按照这个殖民统治的教育方针，日伪教育政策的着重点是，废除中国原有的教学秩序、内容和教材，代之以日伪的课程设置和教材，并竭力散布殖民主义的教育思想。首先，日本侵略者在各级各类学校里废除了中国原有的大部分教材，甚至连一张中国地图也不准挂，不让看。然后，组织力量编写、出版大量的进行奴化教育的新教材。在所谓新教材出版之前，小学讲授“修身”、《孝经》、《论语》,宣扬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中学也以宣扬“建国精神”为主，讲授“国民道德”,并且把日语和“东洋史”列为重要的课程。大学讲授“国体本义”,宣扬日本立国精神“唯神之道”。到1934年及1935年，日伪陆续新出版的“暂行国定教科书”达二十七种，四十七册。通过这些教材，歪曲与篡改中国历史，改变中国的疆域，宣扬所谓“建国精神”、“王道政治”、“日满亲善”等谬论，用以毒害与腐蚀东北青少年的思想和民族意识。同时在课程设置上，日语被列为小学、中学、大学的主课。各类学校一律开设日语课，而且课时远远超过语文、数学等主科。日语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开设，初小和中学每周六课时，高小七至八课时；而汉语，小学每周不过六课时，中学仅有三课时。1936年，日伪又在社会上实行日语检定考试制度，规定经考试日语合格者可以分别取得特等、一等、二等、三等的资格。一些国民学校的学生可以参加考试，合格者发给一定的“语学津贴”,毕业后可以优先录用，用以引诱青少年重视日语并接受其奴化教育。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其奴化教育，对各级教师进行残暴的“整肃”,把大批籍贯属于关内各省的教师排挤出学校，并对爱国师生实施疯狂的镇压和迫害，甚至捏造“莫须有”罪名，把大批正直、富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投入监狱，施以重刑，乃至枪杀，妄图震慑爱国师生的反日情绪，维持反动的殖民地教育秩序。1933年，日军宪兵队对沈阳市第三中学突下毒手，一次捕杀爱国师生35人。同年5月至7月，吉林市学生因散发抗日传单，先后被逮捕、杀害六七十人。1934年5月，长春市二中及其他学校教员，一次被日伪特务机关逮捕了九名，其中四名被杀害，其余的下落不明。1935年，日伪当局在安东教育界大逮捕、大屠杀更是令人发指。日伪宪警以组织“保国会”为名，将安东省教育厅和安东市、凤城、庄河、宽甸、辑安、桓仁、通化、临江、岫岩等县的教育局长、职员及中、小学校校长，一律逮捕。然后把他们分别押进各地宪兵队，上大挂、灌凉水、烙铁烧、坐老虎凳等，无所不用其极，追索抗日救国会组织。据事后统计，这次大逮捕共抓捕安东地区教育界知名人士、中小学校长、教师及部分商、财界人士五百余人，被判死刑和在狱中被折磨致死者达到二十余人，另有八十余人被判无期以下徒刑，其中一半以上后来瘐死狱中^[5]。由于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广大爱国中小学教师的迫害，到1935年末，中小学教师人数陡然减少了九千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