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政策新方案的确定

日本通过长城作战逼迫中国签订《塘沽协定》后，虽暂时中止了对关内地区的军事进攻，但没有停止对华北的侵略。日本感到须在北方加强对苏备战，难以抽出更多兵力，而且用武力夺取华北，势将引起国际战争，固宜力避；但中国政局纷乱不已，北方军队号令不一，又对蒋介石怀有二心，如果日本乘席卷东北之威，临华北以压境之兵力，更佐以反间之谋略，可以不经过真正之战争，达到建立傀儡政权，分离华北之目的。为此，1933年7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向内阁提出《对华政策大纲》,其中关于华北问题的政策主要有两条：“(一)虽然我们暂时容忍华北政权保持为南京政府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压迫它去实现《塘沽协定》的意义，排除对日货的抵制与抗日运动，保持并延伸这一形势的发展。(二)我们必须使华北政权压制国民党在华北的抗日活动，并使国民党逐渐减少力量，最后迫使其解体。”^[1]9月25日，日本海军方面提出《海军对华时局处理方针》,将中国分作华北、华中、华南三大部分而制定对策，其中作为一个独立问题明确使用了“对华北方策”的说法。该方针表明，日本在华北的方针不仅“通过履行停战协定，根绝抗日排货及其他反日运动，消除党部势力等，使华北的空气转向亲日”,而且要“逐渐在实际上独立于中央政权的政令之外，恢复同日满两国的依存关系”^[2]。日本陆军也于10月2日提出《帝国国策》,公然要求在华北设立“缓冲地带”,“培养适应于分离倾向的亲日分子并促使其组织化”^[3]。接着，日本陆军省于11月30日在对内阁制定的《帝国外交政策》提出的最后修正案中，明确主张“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4]。这样，日本陆军与海军经过反复协商和讨论，一致确定了在华北“根绝排日”、“削弱国民党的势力”和“与中央政权”分离的政策。
日本军部策划的分离华北政策，终于得到日本政府的确认。1934年12月7日，日本陆、海、外三省官员经过协商，制订了《有关对华政策的文件》,提出日本在华北要达到的目标是，“形成南京政权的政令不能达及的情势”,其政治上应努力达到“伸张我方权益和形成隔绝排日的普遍气氛，不论华北政权的主要班底由何人组成，均不能无视在华北的日、满、华特殊关系”^[5]。据当时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记录，日本所希望的结果大约有四种：(一)华北五省独立；(二)华北五省自主；(三)以河北省为中心建立自治地带；(四)设立局外中立裁兵地区^[6]。
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决策，迅速贯彻到关东军。1935年1月4日，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第二课长石本寅三、第三课长原田义和、参谋河野悦次郎、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驻山海关特务机关长仪我诚也、驻济南武官花谷正、驻上海武官影佐祯昭及驻平津武官等均出席。会议历时两天，除讨论加强对“满洲国”统治的措施外，着重研究分离华北问题，决定要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始终企图整个问题之解决，在未达到最后目的之前，则用侧击旁敲办法，逐步前进，以贯彻其最后吞并华北之主张”^[7]。会后，关东军派土肥原考察中国南北各地形势，策划西南地方实力派进行反蒋活动。3月，关东军在土肥原回东北汇报其活动情况后召开第二次大连会议，并于3月30日确定了对华政策，提出“对于华北——(一)依据《塘沽协定》暨附带协议事项伸张日本既得权，导引华北政权绝对服从。(二)为使将来以民众为对象、在经济上造成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即须迅速促进棉、铁等产业的开发和交易”^[8]。这样，日本政府与军部经过近两年的讨论与研究，从上到下统一了对华北的分离政策，下一步就是开始实际步骤，即以分离为目标的所谓华北自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