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的“治安肃正”作战和八路军的反扫荡

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的侵华方针开始发生转变。战争之初，日军凭恃其强大武力，采取了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速决战方针。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后，日本当局更是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妄图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然而武汉一战，日军的战略进攻能力达到极致，其速决战的企图也归于失败。战后，日本被迫改变其原有的侵略方针，采取以政略为主、军事为辅的新方针。1938年11月18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陆军省与参谋部联合制定《促使抗日政权屈服直至崩溃的要领》,对所谓“政略”作了详细规定，其首要一条即是“促进占领区的治安和建设”^[1]。与新“政略”相对应，日本的军事战略也很快做出调整。日本大本营决定停止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集中主要兵力对已占领地区实行“治安肃正”作战。1938年12月6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方策》的文件中，对新军事战略各要点做了阐述。该文件特别指出，战地日军在范围上“如无重大必要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而要把恢复占领区的治安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基础性工作”,“固定配备充分的兵力”,包括河北省北部、包头以东之蒙疆、山西省正太线以北地区、山东省胶济沿线地区、上海—南京—杭州三角地带。相比之下，正面战场的兵力配备则“限制在最少限度内”^[2]。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重新制订了《陆军作战指导纲要》,提出如下方针：“确保占据地区，促进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态势，扑灭残余的抗日势力。” ^[3]为此，日军开始调整部署，实行对占领地的持久保守作战。日军不断进行大规模的交替换防，将久战疲惫的常设师团和特设师团遣返回国休整，同时新编了一批适合警备任务的三单位制师团及独立混成旅团替代归国部队。1939年底，日军在南京新设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24个师团、20个独立混成旅团及1个骑兵旅团。以上部队分属4个战略集团，各自的兵力及任务如下：第十一军配置于武汉地区，下辖7个师团和2个独立混成旅团，以武汉三镇及九江为根据地，负责对中国军队主力进行以攻势防御为特点的作战；第十三军配置于长江下游的华中地区，下辖4个师团和4个独立混成旅团，负责确保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占领地区的安定，迅速恢复上海、南京、杭州间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第二十一军配置于华南，下辖4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任务是以广州、虎门为根据地，切断中国的补给路线；华北方面军的兵力最为雄厚，辖9个师团、12个独立混成旅团及1个骑兵旅团，负责确保已占据的华北地区的稳定，迅速恢复河北省北部、山东省、山西省北部及蒙疆等重要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
此后，其后方的作战活动也日趋频繁。
1939年开始，日军一改战争初期奉行的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方针，日军军事打击的重点逐渐转向敌后战场，集中力量对付敌后抗日根据地。从1938年11月起，日军便已陆续增兵华北：11月从华中、华南抽调3个师团；1939年1月再调出5个旅团；4月又从关外、国内调来4个师团，编入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至此，华北方面共拥有15个师团、9个旅团、1个骑兵旅团。从1939年1月至1940年9月，进行了五期“治安肃正讨伐”战，对华北敌后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 “大扫荡”^[4]。
针对华中、华北等地日益发展的抗日武装力量，日军进行了空前残酷的“扫荡”。日军的“治安肃正”作战由此成为侵华日军正面战场作战外的又一主要作战方式。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日本华北方面军根据大本营的意图，连续实施三期“治安肃正”计划，以武力为中心进行“讨伐肃正”,巩固点和线，更重要的是实现包括各个要地在内的面的占领，利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确保所占领地区的安定^[5]。第一期肃正作战从1939年1月至5月，此间日军在山西省南北、苏北等地连续发动大规模进攻，妄图消灭占领地区的中方部队；第二期肃正作战从1939年6月至当年9月，先后经历鲁西、鲁南和晋东三次作战；第三期肃正作战从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日军针对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发起的“冬季攻势”,一面进行冬季反击作战，同时又对潞安周围和太行山地区进行了反复的“扫荡”。
1940年12月26日，日本大本营又确定当前对华作战纲要，决定彻底肃正华北治安，进行航空进攻战，集中实施对华作战谋略，强化封锁及扶植作为治安警察力量的中国武装团体。1941年1月，日军又制定《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与《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提出对华战争八条原则，决定在长期持久战争的前提下，“以维持治安及占据地区肃正为主要目的，不再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如果需要，可以进行短时间的以切断为目的的奇袭作战。但以不扩大占据地区和返回原驻地为原则”^[6]。同时，华北方面军制定了1941年肃正建设计划，其中包括重点事项12条。该计划指出，“在1941年度要彻底进行正式的剿共治安战，已经成为空前未有的大事”。同时，计划还强调，“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必须以积极顽强的努力和统一发挥军、政、民的力量，摧毁破坏敌的组织力量和争取群众为重点” ^[7]。兵力部署方面，日军一改以往分散部署的原则，实行集中部署。此外，该肃正计划还对占领区的傀儡政权建设、伪军任务及训练、农村自治自卫、示范占领区工作目标、新民会等问题作了详细规定。
为以综合力量全面对抗占领区的抗日力量，日军自1941年春季至1942年底，连续对华北地区发动五次大规模的“治安强化运动”,企图在华北巩固其殖民统治秩序。1941年夏，华北方面军又制定《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对未来三年逐年应达到之治安指标作出明确规定。同时，日军在华北划分治安区(日伪占领区)、准治安区(抗日游击区)和未治安区(抗日根据地)三类地区，并采取不同的“治安肃正”手段。在治安区，日军利用伪行政机构代行管理，由伪警力量担任治安工作；在准治安区，日军部署固定兵力，在其指导和支援下建立并加强县警备队及保安团等，以图控制地方行政，同时加强搜索和“扫荡”抗日力量，扼制其活动；对于未治安区，日军则不断对其进行有计划的讨伐作战，拆毁其设施和军需品，实行“三光”政策，使中共的抗战力量不能建设，或不能重建。随后日军进驻、分散部署，设置伪行政机关，使之向准治安区转变。为保障治安区和重要交通线的安全，并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日军还在治安区和准治安区的交界处及重要交通线两侧，大量修筑隔离壕沟和碉堡据点。在华中地区，日本通过利用和操纵汪伪政权，推行“清乡”。日军通过与伪军、伪政权的力量结合，以及军事手段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各种手段相结合，将占领区划分为若干片，以日军为主力并在伪军的配合协助之下，对各区域的抗日武装实施军事打击。
针对日军的残酷围攻与“扫荡”,八路军各部积极开展反扫荡作战，在晋冀豫、晋察冀、冀鲁豫、晋西北等地区取得了英勇惊人的战绩。
1939年6月起，日军调集十数万兵力对晋冀豫地区进行“扫荡”,企图打通白晋公路及黎城至临汾的公路。八路军所部一二九师及一一五师一部坚决展开反击，将日军在作战初期占领的辽县、武乡、榆社、襄垣、晋城、高平等城全部夺回，并毙伤敌军万余人。同时，八路军将白晋路、武涉路、平昔路、昔和路、高赞路等公路及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道清路等铁路悉数加以袭击破坏，给日军造成极大的交通困难。5月初，八路军大破白晋铁路之太谷-襄垣段，经与日军两日三夜的激战，击毙敌军800余人，缴获步枪400余支，炸毁车站3所、火车3列、大小桥梁30余座，焚毁西药一库、汽油一库、子弹百万余发，挖毁铁路总长80余里，运回铁轨千余条^[8]。
在晋察冀边区，日军亦从1939年9月起连续不断地进行残酷“扫荡”。晋察冀边区部队和八路军一二○师一部坚决予以还击。9月25日至30日，日军2000余人猛犯陈庄，经过六天五夜苦战，八路军终将敌人全部击溃，毙敌千余之众，击毙日军旅团长水原，缴获枪炮、弹药及辎重甚多。10月25日起，日军出动2万余人，兵分12路向边区大举进攻，发动所谓的“冬季扫荡”。八路军一二○师师长贺龙亲率所部与敌激战43天，经历大小战斗108次，击毙日军官兵4000余人，俘虏日兵13名，伪军2000余人，缴获步枪400余支、各种炮6门，电台4架及其他弹药辎重无数^[9]。在黄土岭战斗中，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被八路军击毙^[10]。日军的“冬季扫荡”也最终为八路军粉碎。与此同时，八路军还针对日军“筑堡修路”的做法，展开大破路运动，给予日军运输以沉重打击。
山东方面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一部及山东纵队所部，于1938年7月底粉碎了日军对鲁西地区的大举围攻，毙敌达4000余人。8月2日，一一五师一个营即歼灭日军300余人，缴获全部枪炮弹药，取得梁山大捷。1939年1月底，日军大举进攻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一二○师、一一五师及决死纵队奋起抵抗，经过战斗30余次，毙敌1100余人，俘虏日军200余名，日军企图宣告破产。当年3月，平西方面的八路军挺进军又一举粉碎日军7000余人的“春季扫荡”,毙敌2000余人，并击落敌机一架。在冀中地区，八路军部队与当地抗日民众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自1939年春天至当年5月，先后与日军作战200余次，毙敌五六千人。日军多次的疯狂“扫荡”不仅毫无所得，反而徒增消耗与损失。
1939年7月至1940年7月这一年时间中，八路军与日军进行大小战斗7000余次，伤毙敌军6万余人(其中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在内的特级官长6名、联队长9名、大队长9名、旅团参谋长1名，中队长以下官长若干名)、伪军2万余人，俘虏日军百余人、伪军15000余人，缴获各种炮110余门、轻重机枪720余挺、步枪38000余支、步枪枪弹900余万发、手榴弹万余颗、瓦斯弹200余箱，毁敌汽车1200余辆、装甲坦克70余辆、各种炮50余门，收回电线20余万斤，破坏铁路5000余里、公路5万余里，缴获其他军用品及辎重无数^[11]。八路军的反扫荡作战迫使日军的“治安肃正”计划归于破产，“筑堡修路”的企图亦未实现。八路军的行动巩固了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有力牵制了侵华日军在正面战场的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