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文化交接点上的巨人

必须指出，章太炎不但传统文化学养深厚，对于西方文化也很有积累。甲午以后，他就开始研究西学。随后跨世纪的三次东渡日本，恰好促使他完成了三阶段的西学吸收。1899年5月，他首次东渡，主要接受西方进化论、社会学和机械唯物论等，形成一种观察宇宙和社会的新方法。1902年春第二次东渡，因排满革命风潮的兴起和与孙中山“定交”,所以摄入的主要是民主共和、天赋人权之类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1906年《苏报》案出狱后第三次东渡，在主编《民报》工作剧繁之际，满怀兴趣地阅读西方哲人之书。这三阶段的西学积淀，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是他从“而立”到“不惑”这人生的黄金时期极为关键的思想文化积累，在他一生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章太炎对于传统的和外来的思想文化，理性思考较多，形而上学较少。他一般总是比较细致地从事综理分析，努力从中发掘有用的东西，而很少简单粗暴地予以舍弃和否决。因此，他的思想文化批评常常带有更多的学术气息，他的启蒙也就富有更多的历史深度。他把今人通常称之为“片面”、“绝对”的思想方法，叫做“偏心”。认为“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的学说，不论精粗美恶一概不采”,和“在本国学说里头，治了一项，其余各项，都以为无足重轻，并且还要诋毁”是学者治学的两大“偏心”。
他认为只有把相对的双方纳入到一个更广大的体系之中，才能完整统一地看到它们的优劣短长，不致互相菲薄，攻讦不已。他明确指出，在同一项学术中，彼此的是非一定要“辩论驳正，不可模棱了就算数”。但在不同项的学术中，就不必如此。讲汉学的人不应把魏晋玄学称为空言玄学，讲政事的人也不应把“专门求是，不求致用”的学说鄙之为废物和假古董(章太炎《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所以，他批评魏晋玄学清谈误国，却又肯定其富于理性思辨色彩；他从政治角度批评孔子之过，却从不讳言其文化学术之功。
正是凭借相当清醒的理性批判，章太炎才不断克服思维定势所造成的思想惰性，将传统的和外来的思想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吸收或保留下来，使自己在新旧思想文化的交会过渡时期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为日后中国新文化新思想运动的来临作了必要的准备。
以下我们略从语言文字、历史和哲学三方面看他推进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功。
首先，章太炎通过阅读日本学者的语言学论著，对近代西方语言学理论有所了解。他以自身原先所具的语言文字学方面的深厚素养为基础，撰写了如《论语言文字之学》和《订文》、《方言》、《小学略说》等一系列重要著作，对中国语言文字发展的过程、趋向及其内在规律，作了比较系统深入的探求，在中国语言文字的近代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长期以来，中国研究语言文字之学被称为“小学”。进入本世纪之初，出于对语言文字社会功能的新理解，章太炎力主把“小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解放出来，使其发展成为一门具有现代意义的独立的语言文字学。他为这门学科确定了三方面的研究范围，即以研究字形为主的文字学，研究字义为主的训诂学，研究字音为主的音韵学。“合此三种，乃成语言文字之学。”(章太炎《论语言文字之学》)章太炎同当年一批有志者，同时成为推进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的驱动力量。
他坚持立足于民族本位并适合现代生活的汉语汉字改革，反对废弃固有民族语言文字，对当年吴稚晖等鼓吹全盘引进世界语的主张加以尖锐批评。有鉴于中国各地方言差别很大，有碍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他断然将自己的目光从传统的音韵之学转向各地方言研究，旨在推进各地方言的统一。为此，他努力考求各地“难通之语”,“察其声音条贯”,并刊登广告，“博征海内方言”。他几乎用三年之力撰成《新方言》一书。他最先提出并率先致力于中国各地的口语统一，在发展中国近代民族语言方面有其不可磨灭之功。为了使广大民众便于识字读书，惯作渊雅博奥之文的章太炎也愉快地投身于本世纪初一度兴起的白话文运动。他用白话写了若干通俗晓畅的歌谣，也用白话写了若干明白易懂的论学说理文章。如他在《逐满歌》中唱道：“兄弟原是汉家种，不杀仇人不算勇。莫听康梁诳尔言，第一仇人在眼前。”他还在乾嘉学者研究古音的基础上，确定古代声母和韵母，取得了重大成果。他用汉字明白说出古韵古代应读某音，虽无国际音标那么准确，却是引导后人注重韵值研究的倡始者。民国初年，他门下周树人、朱希祖等召集“读音统一会”,倡议采用乃师所制注音符号，使这套注音符号在中国流行了几十年，为近代汉语拼音运动留下了重要一章。
章太炎还是成功地开创近代史学的代表人物。作为同梁启超齐名的“史学革命”巨子，他相当深刻地揭露了中国封建史学的种种弊端缺失，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史学观念。如治史必须从事史学的理论抽象，必须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同时，他还主张史体必须适应史学发展的需要而变革，治史必须扩大视野，凡古代神话传说、考古发现、外人关于中国历史的记载论述均可采择。他把考察制度、形势、生计、礼俗、学术和文辞的变迁，统统称之为治史的“要件”。
在借鉴中外的基础上，章太炎建立起自己的两种治史方法。他服膺段玉裁、王念孙诸家，上继戴震、章学诚，治史恪守乾嘉学派的家法，无征不信，订伪辨谬，详察人、事、地、物，发微阐幽，从较小的角度去观照考索历史的局部或细部。这样，主要借助乾嘉学派考证方法的继承和运用，章太炎掌握了一种类似微观的历史研究法。但他并不满足于此，怀着一种更远大的追求去寻觅新的方法。于是，他“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对中国历史加以重新认识。他自称“日读各种社会学书，平日有修《中国通史》之志，至此新旧材料，融合无间，兴会勃发”(1902年7月《致吴君遂书八》)。在他所读的“各种社会学书”中，包括西方有关进化史观、地理史观和心理史观的若干论著。借助于此，他考察“上世社会污隆之迹”,并以之“明进化”、“审因果”(訄书·清儒》),从而形成一种类似宏观的历史研究法。
章太炎把上述那些史学理论和方法运用于治史实践，同梁启超、王国维等先行者共同开创了一代史学新风，向近代史坛献上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研究成果。他对中国早期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作了十分有益的探索，他那“太古草昧之世”、“神权时代”、“分裂的专制时代”和“混一的专制时代”的划分，较之康有为炮制的“三统”、“三世”发展模式，或严复生搬甄克思三大社会(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和军国社会)的发展模式，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自成一说。他尊重历史事实，努力从理性出发寻求历史现象内在的逻辑联系，寻求贯穿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他十分注意对各时代思想学术潮流的研究，善于把各种学派放在平等的地位上考察，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新意自抒，表现了凌越前人的眼界和气魄。同时他也善于运用演绎和归纳的逻辑方法，对各时代的思想学术从纵横两个切面加以解剖。他还不囿成说，勇翻历史旧案。对历代尊孔和贬秦的不实之处，他力为纠正，对旧史中为人不齿的“贰臣”,他也不一概骂倒。至于他在自己拟写的《中国通史》中，将洪秀全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创业之君并列于“考纪”之中，更是不凡之见，表明了一位近代史学开创者的卓识。
在哲学领域，章太炎也是一位勤奋的跋涉者。他在自己著作中涉及过的哲学理论问题包罗甚广，如哲学定义问题、宇宙来源问题、思维与存在问题、时空问题、有无问题、生死问题、苦乐问题、质量问题、高级形态与低级形态问题、差别与同一问题、有神与无神问题等等。在中国哲学史方面，上自周秦老庄孔墨荀韩，中经汉魏六朝唐宋明清，下逮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近人，各家各说，他都有所评判。在西洋哲学方面，在古代则谈及希腊爱利亚史学观念。如治史必须从事史学的理论抽象，必须贯彻伊壁鸠鲁等；在近代，举凡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谢林、尼采、培根、休谟、贝克莱、洛克、莱布尼兹、穆勒、斯宾塞、笛卡尔以及斯宾诺莎等人的著作，几乎无不称引；关于印度哲学，则吠檀多、婆罗门、胜论、数论各宗，法华、华严、涅槃、瑜伽诸经，也常随文引入。
佛教哲学是章太炎构筑自身思想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教义重平等，与民主革命恢复民权的精神相一致。佛教主张“大雄”无畏、普度众生，又可鼓舞革命者的斗志。同时，佛教万法唯心的唯识义谛，把一切有形的色相和无形的法相统统视为“空”相，这又同他当时十分欣赏的西方唯心主义哲学十分相近。此外，佛教哲学与他平生所治的乾嘉汉学颇有接近之处，“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途，与平生朴学相似，易于契机”(章太炎《菿汉微言》)。所以，他鼓吹建立一种以唯识为宗的“新”宗教。在众多的佛教宗派中独独选中唯识宗，在浩繁的佛经内容中突出推崇华严之行和法相之理。他用唯识思想进行自身特有的“制教”工作，将判别的目光相继注射于先秦诸子和古印度各学派以及有关西方哲学。章太炎对佛教哲学的浓厚兴趣，集中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佛教复兴运动展开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好佛情况。
老庄哲学是章太炎构筑自身思想文化体系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从应用于社会政治来说，章太炎发现，任天而治、万物一齐的老庄思想取消彼我是非的对立，使人得到“道枢”,从而顺世自适，上悟唯识，广利众生，足以补充佛家思想的不足。他以欣喜的心情写道：“端居深观而释《齐物》,乃与《瑜伽》、《华严》相会。所谓摩尼见光，识见异色，因陀帝网，摄入无碍，独有庄生明之，而今始探其妙，千载之秘，睹于一曙。”(《菿汉微言》)就这样，老庄思想的摄受，为章太炎思想增添了不少新鲜成分，使年过“不惑”的章太炎思想恢宏通达，圆满自足。
章太炎把“依自不依他”视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优良传统和共同的民族心理。实际上，依自思想也被他贯彻在自身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他重视独立自得的追求，鄙薄因袭调和的传授，使他具备了一种极为可贵的睿智的学者素养。而丰厚的积累又保证了章太炎思想文化的深度和广度。他成功地广采博收中外古今各种思想文化以构筑自身体系，用“博大精深，学贯中西”来形容他，实无愧色。他的体系，乍一看去，目迷五色。仔细分辨，则其积淀层次又相当分明。他先是用紧身狭袖的西装替换宽身的儒袍，继又用一袭袈裟罩上西装，再接着又披上一领“齐物”、“逍遥”的羽衣。到得晚年，他又把儒学从“佛孔老庄”四者并列的地位中奋力拔出。于是他重穿儒袍，回归儒学，粹然成为儒宗。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低估章太炎的思想文化建树。在近代中国，由于历史土壤中确实缺少某些元素，因而思想文化之树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果实或歉或丰。而在自己的文化队伍中，也很少具备像西方资本主义新兴时期那样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于一身的人物。但是，兼通文史哲诸科的人物却并不少见，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均为其中的佼佼者。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今后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教育史、史学史、经学史、宗教史、训诂史，乃至中医史等等专著，都会给他留下一席显著的地位。他在文化学术上的贡献，使他不但无容争辩地成为近代中国的文化巨匠，并终将为世界文化名人的队伍所承认所接纳。
在近代中国，像章太炎那样从传统思想文化中离异，又复归传统思想文化者，还颇有人在。包括前论康有为、梁启超和王国维在内，他们都以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者和西方文化的吸取者应身现世，名噪一时，而最后鲜克其终。看来，对传统思想文化从否定转而到否定之否定，不是个别文化现象，也不是个别人的过失。传统思想文化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凝聚力所在，又是令人烦恼的惰性力所在。在近代中国，不少才智卓荦的哲人学者探求过在这方面扬长避短的种种方术，可惜成功者不多。
不过，康、梁、王、章的经验和教训，毕竟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份可贵遗产。他们这一代，站在十九、二十世纪的新旧世纪之交、东西文明之间，肩着传统的沉重闸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尽管理性的阳光和传统的阴影从不同的角度以不等的比例洒落在他们的身上，以致光影斑驳，疏落交迭，未能纯乎光明，近乎完美，这是他们的不足，但又恰恰是他们劳绩的昭示。严肃的研究者，绝不会对之表示鄙夷。明智的后来者，将永怀对他们的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