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 | 文王 |
释义 | 文王文王在上, 於,昭于天! 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 有周不显, 帝命不时。 文王陟降, 在帝左右。 亹亹文王, 令闻不已。 陈锡哉周, 侯文王孙子。 文王孙子, 本支百世。 凡周之士, 不显亦世。 世之不显, 厥犹翼翼。 思皇多士, 生此王国。 王国克生, 维周之桢; 济济多士, 文王以宁。 穆穆文王, 於,缉熙敬止! 假哉天命。 有商孙子。 商之孙子, 其丽不亿; 上帝既命, 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 天命靡常。 殷士肤敏, 裸将于京。 厥作裸将, 常服黼冔。 王之荩臣。 无念尔祖! 无念尔祖, 聿修厥德。 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 殷之未丧师, 克配上帝。 宜鉴于殷, 骏命不易! 命之不易, 无遏尔躬。 宣昭义问, 有虞殷自天。 上天之载, 无声无臭。 仪刑文王, 万邦作孚! 文王神灵在天上,在天上放射出光芒。岐周虽然是旧邦国,接受天命,呈现着一片崭新的气象。这周的前途无限光明,上帝的意志神明而美妙。文王神灵的进退升降,都在上帝的身边左右。 勤勤恳恳的周文王,美好的声誉传颂不止。上帝赐给他兴周的大任,文王的子孙永久兴旺。文王的子孙代代生息,嫡系旁支传续百世。周邦的百官群臣,将世世代代地显贵下去。 世世代代地显贵下去,他们处理事情格外谨慎。无数俊杰贤士,降生在周的邦国。周邦如此众多的贤人,都是国家的栋梁之臣。人才济济,文王的国家因此而安定。 端庄恭谨的周文王,正大光明严肃负责。上帝意志真是伟大,殷商子孙纷纷归降。殷商的子孙不断繁衍,那数目上亿难以估计。上帝已经下了命令,他们无不对周称臣驯服。 他们无不对周称臣驯服,可见天命无常。殷人后代美丽聪敏,执行灌酒的仪式助祭于周京。看他们助祭行灌礼,仍然穿戴着殷时的衣冠。成王进用诸臣,牢记祖先之德。 牢记祖先之德,继承而且发扬光大。长久修德顺应天命,自然就会求得幸福。殷商在未失民心的时候,能够配合上帝的意向。应该借鉴殷商兴衰的教训,永远使国家长治久安。 永远使国家长治久安,切不要断送在你的身上。发扬光大美好的名声,须知殷鉴来自天意。上天的意旨难以预知,那是无声无息的。只有认真效法文王,才能使万国诸侯敬仰服从。 《文王》是一首告诫成王的诗。全诗七章,章八句。相传为周公所作。 《诗经》一书收录诗歌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雅诗又有小雅大雅、正雅变雅之分。所谓“雅”,就是纯正的意思。因为它体现着政令的阻通、王业的兴衰情绪,是用于朝会燕享或祭祀宗庙的严肃乐歌。政事有小大,歌词主题有小大与美刺,所以雅乐也有小雅大雅和变雅正雅之分。《毛诗序》说:“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王先谦在《文王之什》下引陆德明的解释说:“自此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 《正雅》。据盛隆之时,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国之大事,故为正《大雅》焉。” (《诗三家义集疏》) 《大雅》收入诗歌31篇。古人认为,诗歌有着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认为编选《诗经》的人,在风、雅、颂三类诗歌中,都精心选好开头的诗篇,使之在内容上体现出教化的伦理程序。因而有所谓“《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史记·孔子世家》) 的 “四始”之说。《大雅》既然是“言王公大人”的国家大事的诗篇,而文王又是周部族王业的缔造者,所以把通过对先王的咏歌以诫成王的诗篇作为 《大雅》的统领,就不仅顺理成章,而且意味深长。 文王,即周文王,姓姬名昌,王季之子,古公亶父之孙,生武王姬发、周公姬旦、姬发生成王姬诵。“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及“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还政时,周公“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毋逸》”“以诫成王”(《史记·鲁周公世家》)。《多士》、《毋逸》二篇,都是用前朝君主的兴亡事例来告诫成王戒骄戒躁,励精图治; 了解稼穑的艰辛和百姓的心情,不要贪图安逸以蹈亡国君主的覆辙的,与本篇第四、五两章所述“有商孙子”,“侯服于周”的历史教训异曲同工。可见,“周公作诗”之说是可信的。朱熹说:“味其词意,信非周公不能作也。” (《诗集传》) 对这首诗的主旨,前人说法颇多,归纳起来大概有三种: 一为得天命说。《毛诗序》说: “文王受命作周也。”对此,有人根据孔子“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论语·泰伯》)的说法,“以受命称王为不然”。二为歌颂文王说。现代学者多主此说。如高亨《诗经今注》便是。三为诫成王说。刘向、朱熹、吴闿生等人均持此见。吴闿生说:“此篇翼奉谓 ‘周公作诗,深戒成王’,最得其旨。而全诗精神注重殷士肤敏裸将于京一段,就兴亡之际以作指点,最为警悚动听。所谓深戒者也。” (《诗义会通》) 纵观全诗,吴氏之说颇得诗意。首章先述文王不辱使命,为王朝的巩固和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个贤君圣主形象的勾勒,为后王如何对待“帝命”树立了楷模。次章接着以 “亹亹文王,令闻不已”二句把情节推开,从侯王子孙,显耀朝臣方面写出文王心怀臣民的广阔胸襟。三章从居安思危,重视人才培养吸收角度,写出文王的深谋远虑。四章转入现实与历史对比,通过议论,说明“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五年·宫之奇谏假道》)的道理,指出殷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丧失民心,上帝遗弃。从兴亡之由上提出警诫。五章接着运用议叙结合手法,说明“天命无常”,可得可失,其间关键在于民心的向背。所以文王对待臣服了的殷朝遗民采取怀柔政策,借以消除他们的反叛之心。从消除不安定因素方面提出警诫。六章再就“天命”,即民心问题进行议论,申明要永配天命,得到上帝的长久爱戴,必须牢记文王的为人,不断修身进德,自求多福。七章强调天命得之不易,上帝无时无处不在,必须以文王为榜样,取信于万民,不要像殷纣王那样荒淫暴虐,残害忠良,激怒上帝,让大命断送于自己手上。这个结尾,从正面提出警诫。 文王是先秦儒家心目中的帝王模范。诗篇对他的标榜,虽然带有比较浓厚的宗教气氛,但在文王的活动中,却没有神的灵光,有的只是担心失去“天命”的忧虑和为周部族兴旺发达而脚踏实地的工作。末章“天命不易,无遏尔躬。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的告诫,正表明了作者把“天命”与民心紧紧联在一起的民本思想。这就揭示了一个道理:文王得天下以民心,纣王失天下亦以民心。作者以文王为楷模告诫成王,就是要周代子孙牢记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道理。旧评说:“通篇大旨以仪刑文王为主,却借天与殷伴说,遂增无限色泽,无限精神。”又说:“通篇用蝉联格。”(吴闿生《诗义会通》引)这些艺术特点的评述是颇为中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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