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自由与功利

文学一向苦于不能自由。阶级要“侵略”(胡秋原语)它，政治要它为自己服务，社会要求它有好的效益；还有，时弊要它去针砭，生活要它去“再现”,时代要它去推进；而钱袋，总是笑嘻嘻地想俘虏它做自己的奴仆。在这四面八方的包围和挟持下，文学的自由就如那天空的蔚蓝，看上去很美丽，但要切实地把握它，却比水中捞月还难。
于是有人从痛苦的反思中醒悟过来，喊道： “文学是非功利的！ ”这可谓一语中的。
“文学非功利”是什么意思？ 换句话说，就是文学对社会、对阶级、对人民不负有任何责任，没有任何用处。它既不为社会的某个集团或阶层所利用，也不为他们服务，它是超越一切的。这种“非功利” 的文学，犹如行空的天马，它爱怎么驰骋就怎么驰骋，爱奔向哪儿就奔向哪儿。真是自由极了！
文学能达到这自由的化境，自然是令人高兴的。但高兴之余，又有点疑虑： 完全彻底的“非功利” 的文学是可能的吗？ 文学倘真脱尽了 “功利” 的尘俗，还有谁需要它呢？
我于是颠来倒去地想： 一个文学家，写了作品总是想发表； 发表了总想读的人多； 读的人多了作品的影响就大，自然，作家的名气也大，得的稿酬也多。这，不知道算不算跟“功利” 沾上了边？
我想，倘使一个作家写了作品不拿去出版，出版了也不发售，发售了也没有人看，看了亦无任何影响……这倒是真正的“非功利” 了。然而这样一来，我担心“文学家” 的桂冠要丢在马路边没有人捡，文学家恐怕要不安于位，纷纷投笔从商，文学出版社则只好关门大吉。而且我料定，这样一来，“文学非功利”和“创作自由” 的呼声也会微弱下去。因为没有了创作的欲望和兴趣，自由不自由，功利不功利，也就不关痛痒，无可而无不可了。
诚然，古人有著了书不拿去流布而“藏之名山” 的。这似乎很有点“非功利” 的味道。其实不然。他藏之名山，决不是要让它在山中烂掉，化为尘土的。目的还在于“传之后世” ,寄希望于后人发现它、理解它、赏识它。那结果便是，人以文传，他的大名，也就流传千古了。所以归根到底，他还是没有冲破“功利” 的藩篱。
因此我觉得，尽管叫得怎样响，文学要真正做到“非功利”,其实是很难的。难就难在文学家自身的矛盾。一方面，对于社会，他希望用“非功利”的盾牌，挡开来自任何方面的要求、干涉、支配和驱使，以保住“创作自由”的贞洁。另一方面，对于自己，不创作则已，若有所作，即不免生出种种功利的念头。即使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也希望自己的作品问世之后能为众多的读者所赏识，所称赞，所喜爱，甚至，能卖个好价钱；即使是一个服膺虚无主义的作家，他否定一切，却决不否定自己的大作。就象庄周，他写了许多文章宣扬“无是非”观。然而，倘使你起庄周于地下而问之： “你的‘无是非’观究属是抑或非呢？”他一定会理直气壮地回答你： “我的理论是天经地义，哪有不是之理！”事情就是这样，别的都无是非可言，唯独自己的文章却只有是，而没有非的。
你说这不是很矛盾吗？当然，很矛盾。
而“非功利”的文学，便在这矛盾中窘得发呆，不知如何是好。
毫无疑问，文学应当是自由的。但是至少，它没有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地球而去的自由。片面强调文学的某种功利性是不对的，但因此以为文学可以是“非功利”的，又大有商榷的余地。说起来，人的一切活动和创造(精神病患者、梦游病患者、不懂事的婴幼儿除外)不可能不包含这样那样的功利性。文学活动也不例外。凡有活动和创造，不是为了这部分人的功利，就是为了那部分人的功利；不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功利，就是为了极少数人的甚至一己的功利。否则，人何必还要活动，还要创造？他满可以四大皆空，遁入佛门，去做和尚。其实，做了和尚，也不见得就与功利绝缘。他不是还得修行参禅、悟道成佛、普度众生吗？普度众生，这可是大大的功利了。
功利和非功利的争论，是古已有之的。当年，孟轲先生去见梁惠王。惠王是一个讲究实际的功利主义者，一见面就问： “老头儿，你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轲回答说： “何必言利啊，有仁义就行了。” 孟轲把功利与仁义对立起来，认为只要有仁义就行，功利是不必讲的。孟子的这观点，有人就不赞成。南宋的叶适说得很干脆： “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 ”虚语者，翻成现代语，就是 “空话” 。
至此，我想套用叶适这句话来结束我的杂文：
“既无功利，文学者乃无用之空话耳！ ”

(1987年第3期《现代作家》)

赏析 这是一篇以驳论为主的文艺随笔或曰文艺杂谈。它所驳斥的是前几年文艺界颇为“走红”的一种文艺观点——要创作自由就不能言功利，言功利就不会有创作自由。文章写得老辣而机敏，深邃而空灵，是一篇难得的佳作。
杂文可以小题大作，也可以大题小作。小题大作不容易，大题小作也不容易，甚至更不容易。《文学的自由与功利》属于大题小作。文学到底有没有功利？有没有目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文学创作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要在短短1,000多字的篇幅内将这个问题谈深谈透，将“文学非功利”的错误观点彻底驳倒，显然并非易事。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 避开那些一般的理论问题，比如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等等，从人们极易接受、极易理解的常情常理入手，展开论述。“一个文学家，写了作品总是想发表； 发表了总想读的人多； 读的人多了作品的影响就大，自然，作家的名气也大，得的稿酬也多。这，不知道算不算跟 ‘功利’ 沾上了边？ ” “倘使一个作家写了作品不拿去出版，出版了也不发售，发售了也没有人看，看了亦无任何影响……这倒是真正的 ‘非功利’ 了。然而这样一来，我担心“文学家”的桂冠要丢在马路边没有人捡……”这两段文字“看似容易却艰辛”。作者采取“顶针续拔”的句式，紧紧扣住人们极易理解、极易认同的常情常理去推导，将“文学非功利”的错误观点驳斥得无可置辩，腾挪不得。这里，充分显示出作者举重若轻、舒卷自如的高超技艺。
当然，要驳倒一个观点，单靠一两段锦言妙语是不够的。梁启超说过：要建立自己的论点，需要多设想几个“难者曰”之类。作者是深谙此道的。作品在从正反两个方面驳斥了“文学非功利”的观点之后，紧接着又堵死了两个可能产生的“漏洞”,回答了两个可能产生的疑问：其一，你说作家写了作品总是想出版，那么对古人所说的“藏之名山”作何解释？答曰：藏之名山目的是“传之后世”;其二，你说文学有功利，那么，对“为艺术而艺术”、服膺虚无主义作家，以及庄周的“无是非”作何解释？答曰： “倘使你起庄周于地下而问之： ‘你的无是非观究属是抑或非呢？’他一定会理直气壮地回答你： ‘我的理论是天经地义，哪有不是之理？’”至此，“文学非功利”这个错误观点被驳斥得再也没有藏身之地了。
但是，作者并没有在这里止笔。作品结尾又“套用”南宋叶适的一句话对“文学非功利”的错误观点击一猛掌，报以小小的戏谑：“既无功利，文学者乃无用之空话耳！”这里妙就妙在“套用”上。如果直接说“文学非功利”是空话，未免显得生硬，说不定有扣帽子之嫌，这一“套用”就显得很自然了。仅此一端，也可以看出作者行文的老辣和机敏。同样地，我们也可以“套用”作者这句话说： “套用者，乃借剑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