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一统

这里所讲的文化是狭义的文化，指道德、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社会意识形式，各种文化科学的知识体系与社会观点的思想体系。它们是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作用于政治和经济。
与儒家建立天下一统之封建帝国的社会理想相适应，他们也希望建立天下一统的封建文化，以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和孟子，都有“思想大一统”的文化观。他们周游列国，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思想，努力“以其学，易其道”,以改变天下无道的混乱局面，实现大道流行的天下大治。这个大道，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孔孟之道，即孔子开创、孟子等大力发挥的封建意识形态。孔孟主张在中原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实现民族大一统。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气也。”(《论语·子路》)“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
显然，孔子是主张以自己的仁学思想去改造边远的其他种族的，他还认为，为政者要对这些种族实行团结、同化的政策，“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由此而见，孔子的文化统一观是正确的、进步的。
在孔子删削的《春秋》经中，就有明确的“大一统”思想。《易传》中则有“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一统观。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荀子进而提出了“一制度”、“风俗以一”、“隆礼而一”、“乐者审一”等主张，希望在制度、礼仪、道德、思想、风俗、艺术、文化等各个方面出现统一的局面。然而，在孔孟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大一统与政治大一统一样，都只是奋斗的目标而缺乏实现的条件。这一工作，只能由统一中国的帝王来完成。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李斯及时提出了“思想大一统”的任务：“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觉与成乎下，禁之便。”(《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采取了李斯的建议，以法家思想统一全国，实现严刑峻法，重赋繁役，激化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结果二世而亡。经过汉初七十年的探寻，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确定以儒学作为服务于封建大一统政治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发展了前人“思想大一统”和文化专制的思想，把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块。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从此，儒学便成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统治了中国思想界达二千年之久。其间，中国虽然也有过短期的分裂，但政治上的统一一直是主流，这就为统一的文化传统的形成与连续提供了稳固的社会基础。即使佛、道二教广泛流行，也未能动摇儒学一统天下的地位。
儒学的文化传统，具有以下特点：
哲学与政治、伦理思想紧密结合，中国古代哲学家大多是政治家、思想家。与西方哲学家更多地关注自然和认识问题不同，中国哲学家谈论最多的是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问题，人性善恶及人生态度问题。以家庭本位为基础的人本意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准则贯通于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人性论；宇宙本体即道德之源，人道来自天理，求知方法即修养方法，“大人与天地合其德”、“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礼记·中庸》)。治学的目的在于“闻道”、“穷理”,即掌握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正确原则、治国做人的道理，以更好地为巩固封建社会的统治服务。这种“三位一体”的理论格局，由孔子始创，孟子形成系统的理论，至二程、朱熹发展为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一方面，哲学在不断地为封建统治的合理性和永恒性作出理论上的论证，为中国社会的安定、华夏民族的发展、人们道德水准的提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又使哲学成了政治的婢女，文化专制主义广为流传。儒学的独尊压抑了其他学派的自由发展，愈演愈烈的文字狱、迫害潮极大地扼杀了知识分子的人格个性和创造能力，这就阻碍了社会科学的正常发展。
以人为本、君权至上的价值取向。在天道与人道的关系问题上，孔子轻天道，重人道，不但“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就是六合之内的“怪、力、乱、神”,他也从不妄谈。在《论语》中，他谈的“道”几乎全部是“人道”,即处理社会上人与人关系的准则，治国做人的道理。人是孔子儒学的出发点，也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和归宿。孔子从匡正时弊、“行道济民”的根本目的出发，继承和发展了周公的“敬德保民”,管仲、晏婴的“以人(民)为本”的思想，把重民、爱民的人本思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果断地抛弃了对于“上帝”的幻想，努力从现实的人出发，去考虑治国救世的问题，建立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作为巩固封建统治最根本的思想武器。孔子从现实社会出发，以人为中心的人本思想，重视人的价值，主张对人欲给予正确引导；努力开发民智，挖掘民力的人道主义精神，与宗教神学的信仰主义、禁欲主义、蒙昧主义是根本对立的。这一思想，对中国古代无神论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孔子“学而优则仕”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的实行，为进步知识分子打开了参政之门，使中国封建王朝成为实行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一体化的国家，这样，中国古代无神论就与社会政治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具有为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服务的明显特点。一些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基本上都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而且在封建政权中担任一定官职，是地主阶级中先进势力的代表。他们通过刻苦学习儒家经典而踏上仕途，积极争取封建王朝特别是皇帝的信任，努力运用王权的力量抵制神权，打击神学，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这样做的结果，便是王权主义与官本位的强化。君主能参天地、赞化育，是调节人与自然的中枢，社会治乱的关键，是全国权力的最高体现者，又是最高的思想权威和学术裁决人。在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的“石渠阁会议”及东汉建初四年(79)的白虎观会议上，宣帝、章帝“亲称制监决”,“平定五经同异”,把封建君主推行思想大一统的做法贯彻到学术研究领域，使文化专制主义进一步制度化、学术化。权和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越到封建社会后期，贪官污吏越多，官本位的价值取向便越明显，专制主义便愈是猖獗。皇帝之言高于一切法律，官员执法亦常因人而异。在许多人的眼里，人的价值与其官位、权力的大小是成正比的。在官位角逐中无路可走的小民们，只能望官生畏，顶礼膜拜，于是，救星意识、唯上思想便油然而生，驯服心理便蔓延滋长。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的民主意识是很难顺利生长的。
“天人合一”的统摄方法。内容丰富、风格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把宇宙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把自然、社会、人生作为一个一体化的系统来认识，采取天人合一的统摄方法，以人为中心来考察自然，以个人经验的合理类推去认识世界。著名的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辉煌巨著中指出：“当希腊人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楫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王充讲“天与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论衡·卜筮》),张载认为最高的认识是“德性之知”,能够“合天心”,达到“与天为一”的境界。人是整体(是一个小宇宙),天人一体。中医理论就是中国辩证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考察、注重联系等优点，对于人们把握认识对象的总体、诸要素之间的普遍联系、体会其难以言传的深刻意蕴有着积极的意义，而且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可以看作马克思当年所期望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成为同一科学之伟大理想的胚芽。
这种“天人合一”的统摄方法强化了以人为中心的致思趋向，把宇宙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强调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使得中国以人际关系为中心问题的人生哲学特别发达，但也使人的自主性、独立性在“天”的重压下长期湮没于封建统治的共性之中而难以正常发育，从而造成了奴性、顺从、因循守旧、知足常乐等民族精神的缺陷。
互助互爱的群体意识。孔了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这里的“人”当是泛指，主要是指贵族，也包括平民，甚至奴隶。当然，对贵族的爱与对奴隶的爱是大有区别的，但孔子确实是对劳动人民表现了一定的仁爱之心的。他反对殉葬，甚至连用木偶人、土俑代替活人殉葬也深恶痛绝：“为俑者不仁，殆于用人乎哉！”(《礼记·檀弓下》)发现马厩被烧，他先问伤人没有，不问马。孔子主张为政以德，礼下庶人，并提出了一系列“惠民”、“利民”、“富民”、“教民”的主张，建议统治者减轻赋税，“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不要横征暴敛、粗暴干涉。所以，孔子“泛爱众”的思想虽然充满了等级差别的阶级内容，但确实体现了封建主义的人道主义，体现了历史的进步。后来，孟子提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韩愈提出“博爱之谓仁”(《原道》),张载提出“民胞物与”,主张“尊高年”、“慈孤弱”(《西铭》)。儒家这种四海一家、互助互爱的群体意识，加强了大一统封建帝国内部的团结，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反抗外来侵略、培养民族精神有着积极的影响。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展望二十一世纪》,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4、295页)他认为，中国将成为世界政治的核心。中国文明强大的统一性和同质性可以为未来的世界提供一种共同生存的凝聚力。儒家天下一统的文化观，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有力纽带，它对中华民族统一思想与共同心理的形成，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延续起过重大的历史作用。但其阻碍学术创新、发展等消极影响，我们也不容忽视。
具有以上政治、经济、文化之特点的儒家所追求的“大同”理想，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和广泛而深刻的历史影响。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有实现大同的愿望。许多皇帝，如魏太武帝、宋太宗等，都以“太平”作为年号。道教的经典《太平经》以乌托邦的神仙世界为理想世界：财物公有，人人劳动，权利均等，互助互爱；我国佛教净土宗所描绘的“佛国”处处皆有清池茂林，名花瑞草，“人皆慈心”,丰乐安稳，是具有无量清净喜乐的极乐世界。这些都与儒家大同理想不无相关。直至近代，洪秀全还把儒家的大同思想引入《原道醒世训》,贯彻到《天朝田亩制度》之中，追求没有差别、人人平等的“太平”世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鼓吹实现生产发达、财产公有、人人平等、个个自由的大同世界；孙中山也赋予“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以新的内容，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唤醒民众的号召。这种“大同”理想是虚幻的“乌托邦”,但又对现实社会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它是一切志士仁人追求平等、幸福的战斗旗帜，又是反对一切贪官污吏丑恶行为的思想武器。它使中华民族按照既定心理模式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典章制度、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形成了融摄外来文化、同化周边异族的强大能力。其中包含的绝对平均主义、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在历史上曾经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但后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