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苏轼文《韩文公庙碑》

散文·苏轼文《韩文公庙碑》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故申吕自岳降，傅说为列星，古今所传，不可诬也。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自东汉已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盖尝论天人之辨： 以谓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之于朝廷之上。盖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庙在刺史公堂之后，民以出入为艰。前守欲请诸朝作新庙，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民既悦服，则出令曰：“愿新公庙者，听。”民欢趋之，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庙成。或曰：“公去国万里而谪于潮，不能一岁而归，没而有知，其不眷恋于潮也，审矣。”轼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独信之深，思之至，焄蒿凄怆，若或见之。譬如凿井得泉，而曰水专在是，岂理也哉！”元丰七年，诏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韩文公之庙。”潮人请书其事于石，因为作诗以遗之，使歌以祀公。其词曰：

公昔骑龙白云乡，手抉云汉分天章，天孙为织云锦裳。飘然乘风来帝旁，下与浊世扫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参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灭没倒景不可望。作书诋佛讥君王，要观南海窥衡湘，历舜九疑吊英皇。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鲛鳄如驱羊。钧天无人帝悲伤，讴吟下招遣巫阳。犦牲鸡卜羞我觞，于粲荔丹与蕉黄。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发下大荒。

韩愈在宋代，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也”(见钱钟书《谈艺录》)。给这样一位家喻户晓的名人再作庙碑，发新奇之见，是很难的。如果人云亦云，显然又不符合苏轼为文的意愿。处于这两难之中，而苏轼又“平生不为行状碑传(见《陈公弼传》)，本该知难而退，然而，出于对韩愈其人的尊敬，作者匠心独造，终于在不可为之中创作出一篇传诵千古的散文。

《庙碑》融叙述、议论、抒情于一体，戛戛独造，语新意浓，是以其人之笔传其人之事的传记文体，又是入事论人的“韩愈记”。更重要的是，作者与韩愈异代相知，在替韩愈鸣不平的过程中抒发了自己心中积郁难平之气，故而真切感人。

文章共分四段，第一段统而言之，正如推理中之有大前提。作者一开头，凭空立论：“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开始就先声夺人，正气弥漫。言人口皆碑的韩愈，非从此大处着眼不可，任何细节的描写都会让人腻味。基调一定，又引历史著名人物(周代申、吕二贤和殷相传说)作为韩愈出场的陪衬、先行，从而烘托出韩愈的不凡。紧接着，又用孟子之言来论证，说明“参天地之造化，关盛衰之运”的伟大精神力量来自于“养气”和“浩然之气”的与道义结合，便“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这是言其广，“卒然遇之……仪、秦失其辨”，这是言其力量之强；“不依形而立，不持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这是言其无时不存、无所不在的独立性和永恒性。这些都一一暗合下文，为下文评价韩愈作张本。作者连续运用了三组排比句式，寓散于整，气势一泻千里，十分豪壮，最后以“此理之常，无足怪者”收束，戛然而止，非常有力，为全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很自然地引出下文。

第二段紧承上段由“道”落笔，“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极写东汉以来道之沦丧与“救弊”“起衰”之难，从反面逼进，衬托出韩愈“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的难能可贵，正所谓“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这又是两句排比，神完气足，概括了韩愈一生的功绩。因为韩愈之文名早著，故而略写，而重点写其“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由此申发议论开去。紧承四句排比，作者又用一反诘句“此岂非……者乎”呼应前文，振起下文。

第三段，作者又劈头横空下断语：“盖尝论天人之辨： 以谓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天人之辨”，即真伪、善恶、美丑之辨，作者鞭挞那种虚伪的“无所不至”的“小人”，这些人只可与斗智，不可以精诚相感。相反，“惟天不容伪”，“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反之，精诚所至，则足可以感化豚鱼，得匹夫匹妇之心。作者认为韩文公就有这种精诚，但苦于不善用智(或可说不愿欺心)，“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耿介孤忠的韩文公，恰恰遇上了一大批这样“无所不至”的小人，使他的伟大的精神力量和“浩然之气”及其表现——“精诚”都无所获施，被逼到“跋前踬后，动辄得咎”(见《进学解》)、“利居众后，责在人先”，“企足以待，置我仇冤”(见《送穷文》)的地步，处处碰壁，连连遭贬，不能“一日安之于朝廷之上”! 这里，对封建统治者刺之甚深，读至此，谁能不为东坡凌厉的笔锋而耸然动容呢？此处写韩，实自写，作者屡次犯颜直谏，“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以至连连遭贬。全篇屈心抑志忍尤攘垢的悲愤感情和不平之鸣，至此达到了高潮。最后以韩愈能尽天道而不能屈己从人两句作结，进一步予以高度评价。

第四段叙韩文公施文教于潮州及潮州人民对他的怀念，以见“浩然之气”“不随死而亡”，“长存人间”。最后点出作《庙碑》的根由，以一首祀歌作结。

综观全文，作者紧紧扣住“神”、“气”下笔，处处照映烘托出韩愈耿直刚毅的品格，议论纵横全以神行，而没有细节的描写刻画，但是因为气势磅礴，情感深沉奔放，浩渺如江河腾怒，故而显得充实光辉。《古文观止》评此文曰：“丰词瑰调，气焰光采，非东坡不能如此，非韩文公不足当此，千古奇观也。”可谓的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