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苏轼文《喜雨亭记》

散文·苏轼文《喜雨亭记》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孙胜狄，以名其子： 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

余至扶风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木，以为休息之所。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乐，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

于是举酒於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邪？

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歌曰： 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繄谁之力？ 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据文学古籍刊行社校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下同)

本文作于凤翔通判任上，亦即苏轼早期的创作。时值当地久旱得雨，又适逢官舍旁新筑亭子落成，故名为“喜雨亭”。作者这篇散文就是记叙这两件事情的。但本文却不是单纯地“记”，而是明记“亭”，实写“雨”，穿插议论、抒情于其中，“题小而语大，言近而旨远”，议论“干涉国家民生大体”(《三苏文范》卷十四引虞集语)，反映了作者的民本思想和高尚情趣。

作者由亭之命名入手紧紧扣住一个“喜”字申发议论：“亭以雨名，志喜也。”说明了亭子命名之由来，且引证了古人“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的传统。这样的开头，大悖于记叙文的常例，表现出非凡的创造性；加以文字活泼笔法轻灵，化板滞为灵动。

第二段，记亭之始建及久旱而雨官民相庆的情景。先以简而有致的笔调叙述亭之始建及亭之方位，交代时间、地点、缘由，继而自然转入写久旱不雨。作者采用欲扬先抑的方法使普通的叙事跌宕生姿，先是“雨麦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正当“民方以为忧”之时，“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人们的喜悦之情在抑滞中爆发出来，感情异常充沛，所以“庆于庭”，“歌于市”，“忭于野”。从“乃雨”、“又雨”而“大雨乃止”层层递进，似乎老天与人意相通，正所谓风调雨顺。而正在这个时候，“吾亭适成”，亭本为官吏休息之所，却又与年成之丰收联系起来，官之喜与民之乐，恰相对照，反映了作者与民同乐的思想。这样，普通的亭子与老百姓的忧乐结合起来，从而赋予其深刻的内涵，“小题大作”，这正是作者匠心之所在。

亭之成不足以喜，亭之适时而成足可志喜，故而作者“举酒于亭上”，说的却是年成问题。假若年成不好，“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邪？”今得乐於此亭，与民同乐，“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邪？”再一次点明了“亭以雨名，志喜也”的题意。

不但是要“亭以雨名”，以志其“喜”，而且还要歌颂“雨”，作者在这里表现出唯物的思想。这首先体现在重衣食而轻珠玉，天若雨珠玉则不足以喜，因为“寒者不得以为襦”，“饥者不得以为粟”。作者的喜乐悲哀同民之饥寒冷暖联系得十分紧密，忧民之忧，乐民之乐。其次，作者还对雨之功的归属问题，作出了唯物的解释。“一雨三日，繄谁之力”?作者提出这样的问题显然是有为而发，因为善逢迎者于此时也许要大拍马屁，或以之归于天子的洪福，或以之归于太守的大德，或以之归于上天的恩赐，作者对此一一加以否定。最后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作结，再一次回到亭之命名上来。

本文篇幅短小，文笔曲折，波澜起伏，但万变不离“喜”字，“喜”字是从“雨”而来的，故本文与其说是篇《喜雨亭记》，倒不如说是一篇《时雨颂》。记叙文中穿插议论，故而“掩映有情”;笔调轻灵有致，脉络分明；又以“喜”贯穿，故散而不乱。清代赵翼称苏诗“才思横溢，触处生春”(《瓯北诗话》)，本文正可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