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王禹偁文《待漏院记》

散文·王禹偁文《待漏院记》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岁功成者，何谓也？ 四时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气矣。圣人不言，而百姓亲，万邦宁者，何谓也？ 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劳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数也。是不独有其德，亦皆务于勤尔。况夙兴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犹然，况宰相乎！

朝廷自国初因旧制，设宰臣待漏院于丹凤门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阙向曙，东方未明，相君启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哕哕銮声。金门未辟，玉漏犹滴。彻盖下车，于焉以息。

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 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来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畴多芜，何以辟之；贤人在野，我将进之；佞臣立朝，我将斥之；六气不和，灾眚荐至，愿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诈日生，请修德以釐之。忧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门既启，四聪甚迩。相君言焉，时君纳焉。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而富庶。若然，总百官，食万钱，非幸也，宜也。

其或私仇未复，思所逐之；旧恩未报，思所荣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车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势，我将陟之；直士抗言，我将黜之；三时告灾，上有忧色，搆巧词以悦之；群吏弄法，君闻怨言，进谄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门既开，重瞳屡回。相君言焉，时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 若然，则死下狱，投远方，非不幸也，亦宜也。

是知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 复有无毁无誉，旅进旅退，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者，亦无所取焉！

棘寺小吏王某为文，请志院壁，用规于执政者。

(据四部丛刊本《小畜集》，下同)

王禹偁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先驱人物之一。他论文主张“传道明心”，所谓“传道”，即弘扬儒家的道德伦理，所谓“明心”，即表达作家内心修养。但王禹偁并非文、道合一论者，他不认为有道自然就能有文，而认识到文有相对独立于道的功能，所以也要求文章作者“能远师六经，近师吏部(韩愈)，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又辅之以学，助之以气”(见《答张扶书》)。这些认识均为后来的欧阳修发扬光大，从而指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蓬勃发展。这篇《待漏院记》以“勤政爱民”的主旨来箴规执政的宰相，而用骈散相兼、正反对比的手法精心结撰，简洁平易，音韵铿锵，读来琅琅上口，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它可以说是体现着王禹偁论文主张的一篇成功之作。

全文分五个层次逐步展开。

首句至“况宰相乎”为第一层。作者以为，朝廷设官分职，治理、教化百姓，乃是顺应天道，而从皋陶、后夔、房玄龄、魏征等等自古以来许多贤相的所作所为可以证明，顺应天道的关键，不单在“有其德”，却更在“务于勤”;朝廷百官都应该“夙兴夜寐”，勤于国事，宰相为百官之首，自然不能例外。文章开篇即用“天道不言”与“圣人不言”两组排比对称的句式自问自答，意境开阔，气势宏大，引人入胜；接着作者把说理的重点落到“务于勤”上面，有理论，有实例，迫使读者不得不对他的议论加以首肯。

由“朝廷自国初因旧制”至“于焉以息”，是文章的第二层。这一层着重说明朝迁沿袭旧制设立待漏院的本意是“示勤政”，紧应上文的“务于勤”而点题。这里，作者以“相君启行，煌煌火城”与“相君至止，哕哕銮声”的骈句韵语描写宰相在“东方未明”之时来到待漏院的仪卫之盛，又以“金门未辟，玉漏犹滴”与“彻盖下车，于焉以息”的骈句韵语描写宰相来到待漏院等待皇帝上朝时的肃穆景象，令人如闻如见。

文章的第三层自“待漏之际”至“非幸也，宜也”;第四层自“其或私仇未复”至“非不幸也，亦宜也”。这两层采取全层对比的手法进入了叙事与说理的中心。身为执政大臣的宰相，当莅临待漏院等待皇帝上朝听政的庄严时刻，内心所思所想的是什么？是想着如何安兆民、抚四夷、息兵革、辟田畴、进贤人、斥佞臣、消灾祸、除欺诈呢，还是考虑如何报私仇、了私恩、取美人、攫宝物、进奸人、退直士、瞒天灾、庇酷吏呢？如果所思所想为前者，那么，他就会去辅佐皇帝，治国平天下，如此，他“总百官，食万钱”，即理所当然；如果所思所想为后者，那么，他就会去迷惑皇帝祸国殃民，如此，他“死下狱，投远方”，便罪有应得。两两对比，在叙事说理的同时活画出贤相与奸相两种形象，表达出作者鲜明的爱憎，而箴规劝勉当朝执政者的拳拳之意，也自然而然地寓乎其中了。

自“是知一国这政”至“亦无所取焉”是文章的第五层。这一层先以“可不慎欤”的几句警戎语收束前文，又顺手侧笔勾勒出一种是非不辨、庸碌无能的“庸相”的嘴脸，并指出这种“庸相”只不过是尸位素餐、保命第一，不值一谈！ 至此，全文的议论即戛然而止。很明显，这个看似顺便一提的侧笔，乃是作者特意的补充，它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使全文活泼生动，富于变化，神完气足，饶有韵味。

文末，作者点明了作文的用意。我们从“棘寺小吏王某为文，请志院壁”二句，可知此文是宋太宗淳化初年王禹偁任左司谏、知制诰判大理寺时所作。由于作者有常在待漏院等候上朝的生活感受，又素有勤政爱民的进步思想，且为人刚直不阿，嫉恶如仇，文中所论皆真挚恳切，义正词严。《宋史》本传评王禹偁说：“禹偁词学敏赡，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尝云：‘吾若生元和时，从事于李绛、崔群间，斯无愧矣。’其为文著书，多涉规讽，以是颇为流俗不容，故屡见摈斥。”他曾因直言朝政得失而三次被贬谪，但所作《三黜赋》却仍写下这样的句子：“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虽百折而何亏！”诵读这篇《待漏院记》，我们可以想见其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