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司马迁文《报任少卿书》

散文·司马迁文《报任少卿书》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顺於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 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谚曰：“谁为为之？ 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用，女为说己容。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才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幸勿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乃锯之余荐天下豪俊哉！

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向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闒茸之中，乃欲印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 嗟呼嗟呼！ 如仆，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 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 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徵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壹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於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 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 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 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其在阱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於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 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 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 曷足怪乎？ 且人不能蚤自裁绳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 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足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 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 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 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 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於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於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臧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上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 虽累百世，垢弥甚耳！ 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 故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指谬乎？今虽欲自雕瑑，曼辞以自解，无益於俗，不信，只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尽意，故略陈固陋。谨再拜。

(据影印宋景祐刻《汉书》本)

司马迁原是一个开朗乐观、对生活非常热爱的人。自遭“李陵之祸”发后，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精神陷于极大的苦闷。他把一切怨愤牢骚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再随便表露。尽管他出狱后受到武帝重用，但这无法弥补他心灵的创伤。他“从俗浮沉，与时俯仰”，只是加紧撰写《史记》。他明知别人对自己有不少误解，也一概不予解释。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司马迁完成了《史记》的撰述任务。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价值已经实现，不必再隐忍苟活了，因此就借复信任安的机会把埋藏在心底数年之久的怨愤宣泄出去，并将自己所受的冤屈、谤议一加洗雪，以便使后人了解他的心迹。从书中“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两句看来，他是估计到了写这封书信的风险而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的。本文是否属于司马迁的绝笔？ 目前尚难断定，但可以肯定地说，司马迁的卒年与本文的写作时间相去不远。

本文内容极为丰富。按照司马迁的主观意绪来分析，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是向任安解释自己为什么不能按照来信的要求去做。应该说，任安对司马迁受宫刑以后的心境是隔膜的。他看到司马迁“尊宠任职”，出入不离武帝左右，以为很得志，于是向司马迁提出了“顺于接物，推贤进士”的要求。哪知司马迁当时外表虽然一如往常，内心却非常痛苦。任安的话触到了他的痛处。他本想避而不答，但任安突然获罪入狱，被判了死刑。他觉得不复信将成为永世遗憾，这才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毫无保留地写出来。他先是说明自己不具备推贤进士的条件：“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接着说明自己接受宫刑，违背君子的行为准则，不齿于君子之列，不具备推贤进士的身分。最后说明自己受刑之前就平庸无能，没有受到皇帝的重视，也不具备推贤进士的资本。这都充满着怨愤和牢骚，而且一层比一层强烈。至第三层，作者从上、次、外、下四个方面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实际上是用反语写愤，讥讽汉武帝不辨忠愚，不察是非，因此句句都是刻骨的伤心语和愤激语。

其次是向任安解释自己为什么要为李陵辩护而触怒武帝。李陵战败投敌，沦为罪人。汉武帝后来严加惩处，杀了他的老母。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错定了。这从他下狱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的冷漠中可以看出。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司马迁内心有不少委屈。现在，他要实事求是地为自己辩解了。辩解之词，大致是这样几点：一、与汉武帝的关系，他是捐家忘业、极诚尽虑效忠的。在武帝面前“推言陵功”，完全是为了“广主上之意”，即宽慰武帝。武帝认为他“沮贰师”，“为李陵游说”，那是出于误解。至于为什么有此误解，只有武帝自己知道。二、在与李陵的关系上，他再三表白，与李陵没有私交，只是根据李陵出征之前优异特达的表现和勇赴公难的决心，钦佩李陵有国士之风。又根据李陵以少击众的情势、殊死奋战的表现和大量杀伤敌人的战绩，认为李陵虽然丧师而“功亦足以暴於天下”，故不致辱国。他这样说，是为了让“食不甘味，听朝不怡”的武帝舒心，同时又想让武帝知道，那些对李陵抱有夙憾的人乘机攻击李陵是不公正的。武帝认为他“为李陵游说”这也是误解。因为司马迁并无为李陵投敌辩护之意，相反地却批评李陵“生降”是“隤其家声”，不只声败名裂而已。这一部分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司马迁的是非观。他服膺孔子修《春秋》是是、非非、贤贤、贱不肖的鲜明立场。在《史记》中，他以《春秋》为榜样努力这样做了。在现实生活中，他认为也应该这样做。在李陵问题上，他想把那些被趋炎附势之徒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但是，严峻的现实却给了他惨痛教训。公是公非被强权压倒了。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是非观。他写这封信就是要把这些是是非非的问题公之于众，让后人来作出公正的评价。这正是不屈的表现。

第三是向任安解释为什么自甘受辱，愿意接受宫刑。这也是当时人极易产生误解的问题，司马迁崇奉公羊学。公羊学大师董仲舒说过：“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春秋繁露·竹林》)司马迁曾在《范睢蔡泽列传》中征引了这句话，说明他对生死荣辱问题的看法，受到公羊学的影响。文中列举的“四不辱”是士大夫行为的准则；“六受辱”是士大夫应当力求避免的不幸。这些有关士节的大事，自己何尝不知道！ 但是长期处于无法保护自己的弱者地位，受辱实在是势不得已。再说，他对生死问题有着独特的看法：“死或重於泰山，或轻於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个看法与“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的含义是相近的。含冤受屈地“伏法受诛”，能否做到“死以荣”呢？显然不能。他说：“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能与死节者比。”既然不能毫无价值地死去，那就只好在屈辱中求生。他知道这样做会引起非议，而现在则可以把隐衷公开了。他是为负重而忍辱，为求得身后的荣名而忍辱，而不是贪生恶死。

第四是向任安解释自己在受刑以后是什么信念支撑他顽强活下去的。他痛快地指出：“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於后也。”所谓“私心有所不尽”是指自己遭受的冤屈尚未大白于天下。所谓“文采不表於后”，是指《史记》尚未完成。他活下来，就是要找一个最后的机会向世人说明李陵之祸的孰是孰非，就是要集中最后力量把《史记》写完。第一个问题，前面已经讲得明明白白，不必再费笔墨，这里主要是讲第二个问题，即讲述有关《史记》的著述问题。他从总结历史上诸多作者著述时的不幸处境和悲愤心情出发，提出了著名的“发愤著书”说。如果细细推究司马迁所列举的例证，有些说法并不符合事实，例如韩非的《说难》、《孤愤》并不作于“囚秦”之后。至于《孟子》、《荀子》及司马相如的大赋是否也是发愤之作，就更难说了。但司马迁认为“发愤”可以成为著书的动力，著书可以“舒其愤”，可以“垂空文以自见”，还是正确的。“发愤著书”说代表了司马迁的进步的文学观。在封建时代是非混淆的政治环境中，一个有理想的正直文人因为受到迫害而无法施展抱负时，应该怎么办呢？ 司马迁认为应该“发愤著书”，应该拿起笔来揭露黑暗，批判现实，坚持正确的是非标准和道德标准。这一见解，对封建社会中的进步作家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和鼓舞。在我国古代文化中有一大批优秀遗产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造成的。司马迁还气魄恢宏地指出了《史记》的著述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对我们理解《史记》的巨大的思想价值很有指导意义。司马迁实际上是借史的形式全面总结古今的学术文化思想。从中引出国家“成败兴坏之理”，建立司马氏的“一家言”，来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后世提供借鉴。

司马迁对自己能够完成如此巨大的著作是感到自豪的，所以他说：“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完成此书以后，他又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强烈的耻辱感时时在刺痛他的心，因此结尾部分再次流露出悲愤郁结、冷漠灰暗的心情，与开头部分回环照应，全文的结构几经开合变化，至此又“搏结成片”。

司马迁在写作这篇名文时心情是多么复杂！ 巨大的沉痛，无比的怨愤，满腹的冤屈交织在一起，而以大无畏的笔调出之。因此披览此文，读者但见一团悲凉愤激之气在纸面上来回滚动震荡，而不可寻其痕迹。要分析这篇名文的写作技巧，那是十分困难的。也许，司马迁写作时根本没有想到要用技巧。他只是放任自己的感情潮水顺着笔端流出来。孙月峰说得好：“粗粗鲁鲁，任意写去，而矫健磊落，笔力真如走蛟龙、挟风雨，且峭句险字往往不乏。读之但见其奇肆，而不得其构造锻炼处。古圣贤规矩准绳文字，至此一大变动，卓为百代伟作。”又说：“直写胸臆，发挥又发挥，惟恐倾吐不尽，读之使人慷慨激烈，唏嘘叹绝，真是大有力量文字。”(《评注〈昭明文选〉》引)不讲究技巧而有如此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得力于司马迁深厚的艺术素养。本文是他的艺术素养的自然流露，因此最能体现其散文的特色。

首先是文气奇伟磊落。苏辙说司马迁的文章“疏荡有奇气”(《上枢密韩太尉书》)，黄履翁说：司马迁“负迈世之气”(《史记评林》引)。虽然前者指文气而言，后者指才气而言，但两者实际上是统一的。司马迁才高气盛，而又遭遇不幸，发而为文，便有凌厉之气激荡其间。如关于接受宫刑的问题，文中以控诉性的语调提到的有两处。第一处用排偶句式一气灌注而下：“故祸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伤心，行莫丑於辱先，诟莫大於宫刑。”意即宫刑集人间一切祸事、丑事、悲惨事、伤心事、可耻事之大成。一受宫刑，万劫不复；人生不幸，莫此为大。读来令人怵目惊心。第二处便变换了角度和表达方式，改用一个“太上”、八个“其次”、一个“最下”的并列句式，顺势飞流而下，意谓宫刑不仅辱先、辱身、辱理色、辱辞令，而且受辱的程度远过于世上各种刑罚。一蒙此羞，无地自容；人生大辱，莫此为甚。读来令人瞠目结舌。表达角度和方式的灵活多变以及每表达一种意思，即有滚滚滔滔之势，都是文气奇伟磊落所致。

其次是笔端饱含感情。司马迁胸中所蓄积的悲愤感情，如果从遭受李陵之祸(公元前98年)算起至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是已经有八年之久。这八年中，作者一直是“隐忍苟活”，“而与谁语”! 现在一旦开启闸门，这满腔悲愤郁结之情立即倾泻而出。文中诉说自己的不幸，始则云“若仆，大质已亏矣”，继则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再则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末了却说：“仆以口语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亏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可谓字字带愤，句句泣血，深悲极痛，不能自已，就循环往复，再三言之。像这样一类饱含感情的文句，通篇都是。孙执升有云：“司马迁作《史记》，一腔抑郁，发之于书。识得此书，便识得一部《史记》。盖一生心事尽泄于此，加上纵横排宕，真是绝代文章。”(《评注〈昭明文选〉》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