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案惊奇

题“即空观主人”著，即空观主人即凌濛初，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人。曾任徐州通判，为明末著名的戏曲家小说家。《初刻拍案惊奇》共四十卷，每卷独立成篇。书成于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翌年刻印。有尚友堂本、覆尚友堂本、万元楼本、鳣飞堂本、文秀堂本、同文堂本、同人堂本。其中题《初刻拍案惊奇》的尚友堂本只有三十九卷，缺原书第二十三卷，而将第四十卷移此； 消闲居本又有三十六卷本、十八卷巾箱本和二十三卷巾箱本三种。民国间又有《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及中央书店、新文化书社翻印本。1949年以后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的王古鲁校注本及多种重排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的章培恒整理本与影印本。

如果对《初刻拍案惊奇》四十卷进行题材分类的话，大致可归为六类：一、描写男女婚恋；二、描写家庭伦常与道德；三、反映社会风尚和世道人心； 四、关于宗教和僧道的描写； 五、商人和经商活动； 六、公案。诚然，这些题材在它之前大都已有人写过，有的甚至滥而又滥。但是，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写什么，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怎么写。正是在后一点上，本书表现的思想倾向引人注目。
就以表现男女婚恋题材的作品来说吧，作者不是象以往那样，虽对男女恋情给予肯定、赞扬，却大多有情无欲，从不敢触及这个“礼教之大防”的问题，大多数的描写都是所谓“发乎情，止于礼义”,而凌濛初则不回避男女情欲这个问题，其态度也显然是赞可的。这就使他笔下的人物有血有肉，真实可信，令人耳目一新。
比如《通闺闼坚心灯火，闹囹圄捷报旗铃》里，张幼谦和罗惜惜青梅竹马，自小同窗，“私下密自相认，罚誓必同心到老”。十多岁后情窦渐开，你欢我爱，居然学起夫妇之事来。后来虽不能再同窗相处，难得一见，仍然不改初衷，并在丫鬟的帮助下，偷期缱绻，宵聚昼散。对于这些混杂着浓重肉欲气息的恋情，作者并不学道学家腔调加以斥责，而是在字里行间明显流露认可的情绪。作品写后来二人终于如愿以偿，“佳儿佳妇，十分美满”,还设计了州、县官出面主婚、助嫁娶的情节，又写张幼谦科场得意，“仕至别驾，夫妻偕老而终”。甚至通过太守之口称赞道：“张、罗，佳偶也。”结尾的诗中更说：“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对阻隔这一对恋人的罗惜惜父母反有所贬，让其懊悔当初没有顺从年轻人心愿，最后又写其满口允婚，还因“张幼谦面上带挈”,自己得到县宰抬举，而“一发敬重女婿”,正是这种情绪的清楚显然。
再有《闻人生野战翠浮庵，静观尼昼锦黄沙弄》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小尼姑静观仪容绝世，性格幽闲，平时对轻薄男人的挑逗，“她只淡淡相看，分毫不放在心上”。庵里其他女尼与男人淫滥，她却只做不知，“闭门静坐，看些古书，写些诗句，再不出来走动”。偶然的机会见到闻人生，为其逸致翩翩，有出尘之态所倾倒，想道：“人生一世，但得恁地一个，便把终身许他，岂不是一对好姻缘？”后来再次邂逅，以男扮之身与闻同宿，先是“翻来复去，睡不安稳，只自叹气”。待闻睡后，又“悄悄坐起来，伸只手把他身上摸着”。被发觉后，便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真实身分，并与闻同赴巫山高台。用她自己的语说，是因为“相慕已久，不想今日不期而会，得谐鱼水，正合夙愿，所以不敢推拒。非小尼之淫贱也。”可以看出，作者对静观的所作所为确无鄙薄之意。尤其是下面的描写更使人看出作者的态度： 闻人生求姑妈暂容静观在彼处居留，姑妈满口应承，甚至说：“你既有意要成就，也不好叫他在庵里住。你与他多是少年心性，若要往来，恐怕玷污了我佛地。我庄中自有静室……你亦可以长来相处。”“我庄上房中，你亦可同住。”这是公开答应侄子与静观未婚同居了；后来他们在其庄上同宿，她也确实毫不拦阻。相反，对静观不但十分喜爱，称许其“德性温淑”,还收为 “继女”,多方周全二人。
从以上二篇的描写可以看出，作者对男女情欲不但肯定其有，而且承认其合理性，哪怕它采取了不为当时社会舆论所认可，通常总被斥为伤风败俗的方式。从文中对二位女主角的描写、从她们的美满结局等方面，都清楚可见作者对女性所具有的正当情欲，予以肯定的鲜明倾向。通观全书，这样的描写并非绝无仅有，而是随处可见，这应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不但对这种婚前就有肉体关系，后来结为伉俪的，并无微词，即便是有夫之妇，作者也同样肯定其追求真正爱情和美满婚姻而琵琶别抱的行为，并不主张妇女只能嫁鸡随鸡，从一而终。《张溜儿熟布迷魂局，陆蕙娘立决到头缘》可以作为典型例证：陆蕙娘被丈夫逼着去干以色诈财的勾当，“几次劝阻丈夫，他只不听”,便立意瞅个可信托者，“愿将此身许他，随他私奔了吧”。后来确信沈灿若“志诚软款”,可托终身，便将内情和盘托出，表示“愿以微躯托之官人”。终于脱离苦海，“陆蕙娘平白地做了知县夫人”,“生下一子，后亦登第。至今其族繁盛”。鲜明的倾向在字里行间赫然可见，末了还公然称赞：“女侠堪夸陆蕙娘。”
另外，凌濛初在某些作品中虽然对某些妇女的纵欲放荡批评甚严，但不是从封建的“三从四德”、“贞节”观念出发，因为他对男人眠花宿柳的淫滥行为也同样不赞成。这只要读一读《夺风情村妇捐躯，假天语幕僚断狱》和《乔兑换胡子宣淫，显报施卧师入定》二篇，便可清楚。他并未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妇女的失身等同失节。《酒下酒赵尼媪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报怨》中的巫娘子被骗失身后，其夫对她说道：“此非娘子自肯失身。这是所遭不幸，娘子立志自明。”这里没有丝毫的责备和鄙弃。后来夫妇齐心设下锦囊妙计，巫娘子忍辱借色作诱饵，“既得报了仇恨，亦且全了声名”。“那巫娘子见贾秀才干事决断，贾秀才见巫娘子立志坚贞，越相敬重”。又清清楚楚地表明了作者的态度。就是《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里的姚滴珠，对其因软弱、缺乏主见而失身，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贬责，婆家、娘家均不计较，甚至当她还顶着娼妓的名声时，其夫也没嫌弃之意，而是坚持要将她本人领回，“仍旧完聚”。这些地方，都很鲜明地烙着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新思想萌芽的印记，而与传统的观念有了明显的不同。
《初刻拍案惊奇》 中值得称道的还有对商人和经商活动的描写。
本书肯定经商是正当的行业，而不是象传统的观念那样鄙弃生意经。《乌将军一饭必酬，陈大郎三人重会》里，杨氏对侄子说：“你到江湖上做些买卖，也是正经。”王也高兴地道：“这个正是我们本等。”毫无勉强、鄙薄之意，说明在凌濛初的头脑里，已经把经商视为谋生正道。
对经商活动的肯定，更多地表现在对商业活动的具体描写和对商人形象的褒贬态度方面。凌濛初虽也写到一些商人的鄙吝丑恶行为，但更多的还是老实、本分、为人诚恳、善良、行侠仗义等优良品德。《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里的文若虚，虽是商人，却 “生来心思慧巧，做着便能，学着便会。琴棋书画，吹弹歌舞，件件粗通”,真是个可爱的儒商形象。后来他随人飘洋过海，无意中发了大财，也使识宝的波斯商人占了大便宜。别人撺掇他再去向波斯商人多要点报酬，他却说：“不要不知足。……我们若非这主人识货，也只当得废物罢了，还亏他指点晓得，如何还好昧心争论？”难怪大家听了他的话后不但赞同，而且说他 “存心忠厚，所以该有此富贵”。再如《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谭侠》里的程商，“禀性简默，端重，不妄言笑，忠厚老成”。一次在饭店吃饭，有位妇女也来打尖，“饭店中客人，个个颠头耸脑，看他说他，胡猜乱语，只有程元玉端坐不瞧”。后来她因忘带钱而受众人嘲弄，又被店主扭住羞辱，是程代为清帐。那妇人要他道出名姓，以便 “加倍奉还”,程却说：“些些小事，何足挂齿？还也不消还得，姓名也不消问得。”把商人刻画成这样忠厚、豪爽！ 把这些与以往那些作品中所塑造的卑鄙龌龊、满身铜臭的同类角色作一比较，不是清楚看出凌濛初对商人的肯定态度了吗？
“初刻”还满怀同情地描写了经商中的种种辛苦劳顿和风险危难。文若虚贩扇子到北京，却因 “自交夏来，日日淋雨不晴”,结果扇子全粘住了，只得“将就卖了做盘费回家，本钱一空。”而且“频年做事，大概如此。不但自己折本，但是搭他做伴，连伙计也弄坏了。故此人起他一个混名，叫做倒运汉。”后来他随人出洋贩卖，归途遇风，“今在绝岛中间，未到实地，性命也还是与海龙王合着的哩”。
不但有这种种因商业行情变动不居、捉摸不定和自然界灾祸带来的风险危难，还有各种人为的灾劫在威胁着商人们。《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谭侠》里的商人程元玉专一走川、陕，做客贩货。一次归家途中却上当，被一伙强人把所有财货洗劫一空，“凄凄惶惶，剩得一身”。《乌将军一饭必酬，陈大郎三人重会》里的王生置货往南京贩卖，过长江时遇风，被打到 “四下里多是芦苇，前后并无第二只客船” 的荒野之处。又遭抢劫，盘缠行李俱无，半路“往一个亲眷人家借得几钱银子做盘费”,才回到家中。二次贩布，又被打劫，依旧血本无归，两手空空地回到家。第三次贩运，还是遇上强盗，逼得王生大哭不住，只求一死。
从以上这些关于经商活动中种种风险的描写，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商人的同情。所以，无论是文若虚，还是程元玉，或者是王生，不但写他们都得善终，而且对于他们的暴发或巨富，在凌濛初看来都是辛苦得来的，绝非不义之财。
“初刻”里对僧道的描写也颇有新意，表现出作者比较进步的思想认识。
首先，他无情揭露了僧侣道徒欺诈骗人的种种丑恶行径。《丹客半黍九还，富翁千金一笑》描写那些烧丹炼汞之人专一设立圈套骗人，那些贪夫痴客执迷不悟，破财受辱的故事，告诫人们不要相信这些道士的花言巧语。《乔势天师禳旱魃，秉诚县令召甘霖》写巫觋“假说降神召鬼，哄骗愚人”,“不知弄人家费多少钱钞，伤多少性命”!
其次，本书更多的篇章描写那些僧尼道士诲淫诲盗，以道观寺庵为藏污纳垢之所。《酒下酒赵尼媪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报怨》中的入话和正篇都是写尼姑贪财，设计诱引良家妇女到尼庵，软硬兼施使之失身乃至送命。《西山观设箓度亡魂，开封府备棺追活命》写道流“借着符箓醮坛为由”,“专一做邪淫不法之事”。《盐官邑老魔昧色，会骸山大士诛邪》的入话写和尚不但哄骗游客布施，还见财起意，残忍地杀人灭迹； 正文写一妖魔化为道者，用妖术摄取妇女供其淫乐。《夺风情村妇捐躯，假天语幕僚断狱》的入话和正文都是写和尚把寺院当花街柳巷，勾引、容留妇女在内奸宿。《闻人生野战翠浮庵，静观尼昼锦黄沙弄》的入话写一个假扮成尼姑的游僧，不但与其他比丘尼鬼混，还奸骗良家女子；正文则写翠浮庵尼姑诱骗良家女子出家，再以其色相作诱饵，猎取到庵的男子宣淫。
以上这些描写，如果孤立开来看，不过是毁僧谤道，揭露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败类的种种罪孽和丑行，警醒世人不可被这些男女的低眉合十，道貌岸然外表所蒙蔽。可要是放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去分析，便可以发现这些篇章表现出的思想倾向在当时具有某种特殊的进步意义。因为从明中叶起，最高封建统治者不但继承了洪武皇帝佞佛的衣钵，而且也对鼓吹长生不死，御女有术的道士们胡诌乱吹的那一套感起兴趣来。特别是那个嘉靖皇帝，二十余年不理朝政，在道士和奸佞的包围下，整天打醮设斋，炼丹炮药。尽管一些正直、清醒的大臣们一再上疏谏劝，却无补事情于万一，甚至被罢被徙； 而那些道士和借道教方术骗人的奸佞之徒则愈受宠爱，加官进爵。当时靠献“秋石方”、“房中术”而骤贵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大有人在。帝王公卿对释老顶礼膜拜于前，市井百姓自会受其影响，如风吹草偃，翕然效法于后。所以当时全国上下真可谓梵呗声声，咒语喧天，又一个宗教迷狂的时代几乎持续到明王朝寿终正寝。凌濛初在“初刻” 中这么大量描写本应清静圣洁的佛门道坛，却原来那么充满血和肮脏；慈眉善目，道貌岸然的羽流佛子，却原来包藏那么卑鄙龌龊的一颗黑心，目的正在警醒世人。而他的敢于直刺时弊的勇气也令人赞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肯定 “初刻” 中这类作品在思想倾向上的进步性。
但是，我们却必须清楚看到，从根本上说来，凌濛初头脑里充满着天命论、因果报应这些迷信色彩极浓厚的可笑想法。此书绝大多数篇章公开鼓吹死生由命，富贵在天，一饮一啄，果报不爽。尽管他对象他自己这样自负有才却命运多舛，久困场屋，而那些胸无点墨，不识之无的白丁却纡金拖紫，官运亨通这种不公平现象，也有不满，也有愤懑，最终却仍统统归诸命定与果报。我们在全书经常可以见到的就是这种 “劝善文”式的连篇说教。
在整部“初刻”中处处可见玉石杂陈、进步思想与落后观念同时存在的情况。例如对于官吏的态度，在《乌将军一饭必酬，陈大郎三人重会》里说： “假如有一等做官的，误国欺君，侵剥百姓，虽然官高禄厚，难道不是大盗？”在《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谭侠》中，也借女侠十一娘之口对那些贪官污吏痛加鞭挞：“世间有做守令官，虐使小民，贪其贿又害其命的；世间有做上司官，张大威权，专好谄奉，反害正直的； 世间有做将帅，只剥军饷，不勤武事，败坏封疆的； 世间有做宰相，树置心腹，专害异己，使贤臣倒置的； 世间有做试官，私通关节，贿赂徇私，黑白混淆，使不才侥幸，才士屈抑的： 此皆吾术所必诛也。”但是在具体的描写中，却又把许多官僚塑造成精明能干、廉洁恤民的清官能吏。《韩秀才乘乱聘娇妻，吴太守怜才主姻簿》里的吴太守，“为人公平正直，不爱那有 ‘贝’ 字的 ‘财’,只爱那无 ‘贝’ 字的 ‘才’”。他替穷儒韩生保住妻子，又“一力举荐”,助韩生科考中“拔为前列”。《通闺闼坚心灯火，闹囹圄捷报旗铃》里的县宰也是怜才下士的好官，一力周全了张幼谦和罗惜惜这一对恋人的婚姻。《西山观设箓度亡魂，开封府备棺追活命》、《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夺风情村妇捐躯，假天语幕僚断狱》、《张员外义抚螟蛉子，包龙图智赚合同文》等篇里的官吏，几乎一个个都是清正廉明，秉公执法，“吏才敏捷，见事精明”的好官。在他们面前，再刁顽的坏蛋也难逃法网，每一件官司都断得清清楚楚，公正无偏。而《乔势天师禳旱魅，秉诚县令召甘霖》里的狄县令，为了万民百姓，不但甘受乔势天师的恶语辱骂，而且敢冒丢纱帽吃官司风险除掉这些 “妄作妖巫干托大” 的奸猾之徒，还亲自站在“高冈烈日之中，立曝其身，不得雨，情愿槁死，誓不休息”。
又如对于那些被迫揭竿反抗，铤而走险的绿林中人和农民起义者，书中的某些描写完全是拿起自己的矛来刺自己的盾。在《乌将军一饭必酬，陈大郎三人重会》里，一开头四句诗就是： “每讶衣冠多盗贼，谁知盗贼有英豪？试观当日及时雨，千古流传义气高。”又说： “世上如此之人，就是至亲切友，尚且反面无情，……何不如《水浒传》上说的人，每每自称好汉英雄，偏要在绿林中挣气，做出世人难到的事业来。盖为这绿林中，也有一贫无奈，借此栖身的；也有为义气上杀了人，借此躲难的； 也有朝廷不用，沦落江湖，因而结聚的。虽然只是歹人多，其间仗义疏财的，倒也尽有。”在入话和正文里又具体描写了这此人的豪侠行为。入话里强盗虽然打劫过往客商，却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我等誓不伤人性命。”商人王生两次被劫后，都得逃生，后一次并得对方给予的十来两银子做盘缠回到家。第三次被劫后，王生急得要自杀，“那大王是个有义气的，觉得可怜他”,便将打劫来的一船苎蔴(其实内藏大批银子)送给王生，使他发了财。文章最后写道：“这个虽(然)是王生福，却是难得这大王一点慈心。可见强盗中未尝没有好人。”正文里的山大王乌将军更是一饭之恩必报的侠客义士。他不仅救助了无意中款待他一顿饭的陈大郎妻子等，而且从此每年助赠许多钱财，使陈家“做了吴中巨富之家”。最后并借“后人”之口盛赞：“胯下曾酬一饭金，谁知剧盗有情深！ 世间每说奇男子，何必儒林胜绿林？”
但是，在《何道士因术成奸，周经历因奸破贼》里，却对农民起义军极端仇视，极尽丑诋之能事。入话借侯元不听神君劝诫，聚兵造反以至被杀，告诫人们：“可见悖叛之事，天道所忌。若是得了道术，辅佐朝廷，如张留侯、陆信州之类，自然建功立业，传名后世。若是萌了私意，打点起兵谋反，不曾见有妖术成功的。从来张角、徵侧、徵贰、孙恩、卢循等，非不也是天赐的兵书法术，毕竟败亡。所以《平妖传》上也说道‘白猿洞天书后边深戒着谋反一事’的话。……事体如此明白，不知这些无主意的愚人，住此清平世界，还要从着白莲教，到处哨聚倡乱，死而无怨，却是为何？”正文歪曲描写明初山东唐赛儿揭竿起义，抗拒官府的过程，把唐赛儿写成是淫荡女人，她手下的人是打家劫舍，无恶不作的乌合之众，而且最后都不得好死。这里的描写与前面相比，真是完全两个腔调，迥然不同。
不过，总的说来，瑕不掩瑜，《初刻拍案惊奇》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是进步、健康、应予肯定的，而非如前些年一些论著所批判的那样。
此书的艺术描写也有值得称道处。
如所周知，话本原是说书艺人临场敷演故事时所用的脚本，它主要是诉诸听众的耳朵，听书者又几乎都是目不识丁或至多略识之无的市井小民，所以要求讲说故事要头绪简单，出场人物不可过多，而且不要倏进倏出，令人眼花缭乱，还要首尾完整，基本按事件发展过程加以叙说。“初刻”吸收了话本小说的这些优长，在构思上也很注意以一个事件来贯穿整个故事，由一二个主要人物为中心来展开。如《大姐魂游完宿愿，小姨病起续前缘》正文的中心人物就是男青年崔兴哥，全篇始终围绕着他的婚姻风波来写： 崔、吴两家门当户对，往来甚密，兴哥自小便与吴家大小姐兴娘定下亲事。后来崔家宦游外乡，十五年不通音信。兴娘因思念兴哥，郁郁而终。不久崔生前来，在吴家暂住期间，兴娘之妹庆娘自动来奔，推辞不得，遂谐云雨。为防事发，夫妇不辞而去，在外生活一年。因庆娘思亲心切，又回吴府。但吴家并不承认有这回事，因为庆娘一直卧病在床。后来兴娘鬼魂自己前来解释，才知是她精灵不灭，借庆娘躯体来与崔生完其宿愿，并以此为契机让庆娘续其婚姻。整个故事构思简洁，不蔓不枝，有头有尾，脉络清晰。书中其它故事也都与此大同小异，不再一一枚举。
当然，这样构思容易产生单调、平板的弊病。不能说 “初刻” 中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但大多数都能较好地避免，则也是事实。因为虽然故事单线发展，人物不多，也基本按时间顺序来敷演铺叙，但却比较注意情节的奇巧跌宕，波澜起伏，《顾阿秀喜舍檀那物，崔俊臣巧会芙蓉屏》等篇都是明显的例子。以该篇的正文为例，故事讲崔俊臣夫妇前往永嘉县赴任途中，船主顾某见财起意，逼崔跳水，留其妻王氏逼充儿媳。王氏虚与周旋，趁其不备逃到一座尼庵，诡托事由，落发为尼。后来二位施主将一幅芙蓉画赠给此庵，王氏认出乃其夫手绘的船上劫去之物，并得知施主为顾阿秀兄弟，便题词画上。后来又被一人买去送给喜好字画的乡居官宦高某。刚巧崔俊臣也因其字为高赏识而留府当塾师，结果看到芙蓉画，认出题词为王氏手迹，便请高帮忙缉盗寻妻。高公顺藤摸瓜，弄清了画与题词的来龙去脉，便将王氏请入府中，了解到内中详情，并认为义女。最后终于捕得强盗，追回失物，夫妇重会。整个故事虽然只是围绕崔俊臣夫妇离而复聚的线索展开，但其间曲曲折折，波澜迭起，并不令人觉得一览无余，索然无味。
为了使本来容易让人感到乏味、平淡的故事平添情趣，本书许多故事还很注意发掘喜剧因素，其中尤其喜用误会和巧合来作为结构故事的重要手段。如《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中，促使故事出现转折的关键，是姚滴珠和郑月娥面庞长相的极为厮象。所以在姚走失并被卖为外室，渺无踪影后，其娘家内亲周少溪在外乡看到郑月娥，才会误认为她是被卖到这儿为娼，而向姚家通风报信。后来姚兄前来寻找，虽发现不是真滴珠，却假戏真做，鱼目混珠，于是引出了下文查出真滴珠，郑月娥也得跳出火坑，与姚兄结为夫妇。
象这样连用误会和巧合而又取得很好艺术效果的，在“初刻”中还有多篇，如《陶家翁大雨留客，蒋震卿片言得妇》、《东廊僧怠招魔，黑义盗奸生杀》等。至于二者分用同样使故事生动有趣，出现出人意料喜剧转折的，就更多了，兹不一一详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