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捐抗税和莱阳民变

清末的最后几年，民族灾难日趋深重，国内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整个社会陷于动荡不安的局面。腐败的清政府为了偿还外债和举办“新政”,不断增加捐税，大大地加重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经济负担。除了正常的地丁粮税、盐斤、田房契税、茶、烟、酒、糖等税和中央施行的八省土膏统捐、印花税等外，各省举办的新税、附加税的名目之多，不胜枚举。以江苏苏州牙厘局为例，单是它所经办的各种捐税名目就有：百货捐、茶业捐、茧捐、丝经捐、用丝捐、黄丝捐、米粮捐、花布捐、烟酒捐、皮毛捐、牲畜捐、竹木捐、磁货捐、药材捐、厂纱捐、加抽二成茶糖捐、加抽二成烟酒捐、烟酒坐贾捐、续加二成烟酒捐、续加烟酒坐贾捐、烧酒灶捐、新加烟酒坐贾捐、船捐、随丝带抽塘工捐、随丝带抽工帐捐、随丝带抽饷捐、茧行分庄印照捐、机捐，计达二十八种^[1]。其中单是烟酒捐就有六种之多，可见诛求何等苛酷。这里主要涉及的是工商业者。至于对农民更是不能放过。在正常的地丁粮税、盐斤、田房契税项下，多次加抽附加税，而附加税总是没有限制的。例如盐斤一项，清政府规定盐斤加价不过两次，每次加价四文，这个负担已经不轻。但各省在盐斤项下，另外又有许多加征和复征。如直隶就有豫引加价二文，本省加价一文，抵补药税加价四文，新增加价四文，津浦路加价四文等名目。粮捐也是这样，各省都可随意征收铁路粮捐加价，自治经费粮捐加价，学务、警务粮捐加价等，超过明文规定不知多少倍。
统治者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而横征暴敛，其大小官吏也就借机贪污中饱，充实宦囊，所以捐税名目便越来越多，越来越奇，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制度可言。如广西梧州实行“遇物加抽”,江苏甚至鸡鸭鱼虾猪肉茶栈，“几乎无物不捐”。赵尔巽在东北巧立名目，有斗秤捐、厘捐、河口粮税、河防税、营口八厘捐，东边粮货、山货各税，各边门门捐，沿铁路火车税，等等。总之，在清末几年中，人民的负担空前加重，造成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经常面临破产的威胁，因而不断激起他们的反抗。抗捐抗税斗争几乎无地不有，无时不有，成为群众自发斗争最普遍的形式。斗争的次数与日俱增，规模也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卷入斗争的群众极为广泛，社会成分也相当复杂。基本群众是负担捐税最重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正是这些阶层的生活状况显著恶化，表现出非常积极的反抗情绪。一些中小地主由于苛捐杂税严重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也参加到斗争中来。在某些地区，斗争是在受地主绅士控制的联庄会之类的合法组织领导下进行的。这种情况，深刻地反映出清政府的统治基础已经相当薄弱了。
在清政府统治比较严密的北方各省，由于滥征捐税，人民普遍郁积着对政府的不满情绪。1906年，山东省“细民无以𫗫口，思乱者十室而九”^[2]。山西省各地流传着一首民谣说：“三月四月旱，五月六月乱，七月八月烂(时事糜烂),九月十月换(换朝代也)。”^[3]民谣的内容明显地反映出广大人民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就在这一年，直隶省元氏县会党散发揭贴，号召抗税暴动。同时，东北三省各地也不时发生抗缴捐税的斗争。奉天岫岩县农民反对加征盐税，聚众打死督销委员。营口附近农民要求减捐，“沿河七十八屯村民往往自缚请命，如是者约有半年之久”^[4]。虽然这是一种和平请愿，但反映出当地农民对苛捐杂税的深恶痛绝。凤凰厅、安东一带，官吏借清查地亩敲诈勒索，农民先是聚众向官府恳求，后来忍无可忍，终于揭竿而起，参加者达数千人。吉林酒商全体“歇业”,抗议烟酒税加征。
同年，在南方各省也掀起一系列的抗捐斗争。江西瑞昌县乡民聚众数千人将厘税分卡捣毁，当知县领兵前往弹压时，乡民揭竿而起，与兵勇格斗。安义县农民抗议地方官征收钱粮附加税，千余人将县署拆毁。贵州都匀府苗民结伙闯入府衙门，抗议征收杂税。浙江武义县会党率领乡民反对加税，进城大闹县署，将兵勇和差役赶走，并释放了囚犯。后被清军镇压。
浙江余姚县北乡农民于1907年拆毁捐局。同年，萧山、嘉兴一带农民抗缴丝捐，殴巡丁，砸厘卡。定海厅农民反对加征捐税，四千余人冲进城内，毁官署、学堂及教堂。黄岩县农民将土捐局夷为平地。平湖县商人罢市，反对加征茶捐。淳安县农民抗学捐，围县署。海宁州官吏借漕折勒索农民，激成民变，万余人进城捣毁厘卡、警局，并抢店铺及富绅住宅。附近桐乡农民闻风而起，二千余人闯入县城，将县署捣毁。奉天辽阳地方由于课税过重，“人民愤激，聚众三万余人，起而反抗”^[5]。全省因之震动。1908年，福建建阳县农民在五谷会(又称神农会)的领导下，聚集二千人，要求蠲免各项苛捐，“袭近城郊”,被守城清军击退^[6]。
为了创办巡警，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各省大都开办了警捐。直隶省办巡警比较有“成效”,警捐十分繁重。因而反对征收警捐的斗争也非常激烈。1907年，先是蔚县巡警传习所被群众捣毁。接着，平山、灵寿等县农民抗缴警捐，痛殴下乡催捐的差役。有些州县地主控制的联庄会也卷入斗争，如冀州联庄会拒绝纳捐，掀起轩然大波。这次抗警捐风潮，此伏彼起，延续数年之久，直到1910年，青县、遵化等地还屡有发生，其中遵化县农民万余人一度包围县城，其激烈程度可以想见。这一连串的反抗斗争，充分表明广大人民对清政府创办巡警、强化统治机构的深刻不满和仇恨。
同时，由于清政府搞立宪骗局，各省相继举办所谓“地方自治”,借调查户口、钉门牌等，按户敛钱，骚扰群众。因此激起普遍反抗。据不完全统计，仅1909年至1910年就有三十余起。主要发生在江苏、福建、广东、广西、安徽、浙江、江西等省。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苏吴县各村镇农民反对调查户口，将自治分局及办事员房屋捣毁，殴伤调查员。如皋县乡民聚众数千人索取调查户口册，拆毁调查员房屋。该县县丞前往弹压，官轿被砸烂，县丞仅以身免。安徽南陵县警察局被群众捣毁，被迫停办户口调查。因反对钉门牌和查户口，广西归顺、镇边、天保各县农民“骚动”,“扰及城厢”。广东连州乡民在李观海的领导下，聚众数千人，与清军对抗。江西丰城商人罢市，抵制调查户口。直隶迁安自治局董事借调查户口为名，向乡民勒索规费不遂，无理拘押乡民，因而激起民愤，数千乡民围城“滋闹”。这一系列的斗争说明，清政府所搞的“预备立宪”和“地方自治”在人民的心目中是没有任何价值的，遭到了普遍的反对。同盟会的领袖孙中山注意到这一斗争，曾计划乘机发动起义。1910年，他由日本抵新加坡后，致邓泽如函中说：“近日内地因钉门牌，收梁税，各处人心不服，皆思反抗，机局大有可为，吾党不可不乘时图大举。”^[7]
这个时期，各地砸学堂的事件也屡有发生，浙江、江苏、直隶等省尤为严重。如1910年，浙江上虞县农民反对征收学捐，聚集两千余人将城内学堂、劝学所、教育会等机构全部捣毁，办学绅董房屋亦被焚。江苏盐城县劝学所及附设小学堂多所均被群众拆毁。直隶易州农民四五千人冲进县城，将自治局、中学堂付之一炬，并提出“归还义仓积谷，不再敛派钱文”等八项条件，迫使知州应允。此外，发生捣毁学堂的地方还有：浙江会稽、奉化、慈溪、处州，江苏太仓、宜兴、扬州等州县。清末创办新式学堂，客观上对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民族文化的提高起了积极作用，本来是应得民心的好事。但是清政府官吏和劣绅往往借口办学，抽收学捐，徇私枉法，因而激起群众的不满。群众反抗苛捐杂税完全是正义的，但捣毁学堂的做法，则反映了群众斗争中的自发性和落后性。
各省人民的抗捐抗税越来越激烈，至1910年达到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仅这一年较大规模的斗争就有109起，其中以山东莱阳人民的斗争规模最大，坚持时间最久。
自清政府推行新政以来，莱阳地区除缴纳正赋之外，还附加地亩捐，农民种麻一亩，缴大钱五千文，花生一亩缴四千文，瓜芋蔬果之地均加税有差。此外，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如学捐、戏捐、警捐、户口税、油坊捐、染房捐、牲口捐、修庙捐等等，不胜枚举。在新政筹办前，全县正杂各款不过数万，自新政实施后，人民负担“骤增至数十倍”^[8]。加上1910年春又遇荒歉，农民“缺食者十之八九”^[9]。更为严重的是县令朱槐之与该县号称“四魔”的大劣绅王圻、王景岳、于赞扬、张相谟等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借兴办“新政”,派差役巡警赴四乡催缴捐税，敲诈勒索，额外多收，逼得人民走投无路，求生不得。各乡农民议提历年积谷救急。这些积谷摊自农民，各村社自行存储，以备荒歉时取用。但发现积谷已为劣绅王圻等贪污盗卖，亏损甚多，于是乡民哗然。这件事便成为抗捐风潮的直接导火线。
这次斗争是在联庄会领导下展开的。这年春天，城北柏林庄社长曲士文首先组织联庄会抗捐。曲土文曾当过塾师，是一个素负众望的人物。他对劣绅王圻等人早已不满，便挺身而出，联合城北永庄社长于祝三等，在唐家庵地方聚众五十余人，拜盟立会，宣布反对“新政”,抗不交捐，形成了这次斗争的领导核心。村民闻风响应。5月21日，五六千人在城西关帝庙集会，群情激忿，纷纷要求清算积谷，追回各项捐款。群众集会后，便在曲士文的率领下，冲进县城，将县署团团围住，提出悉免杂捐，清查积谷，征收钱粮铜元不折扣，革除劣绅及不许巡警出城鱼肉乡里等项要求。朱槐之见众怒难犯，吓得藏匿起来，不敢露面，派一名绅士代表他答应了农民提出的各项要求。农民各自散去。但是，这只是朱槐之的缓兵之计，暗中他却“飞禀请兵”^[10]。乡民闻讯，怒不可遏，万余人于6月12日又冲进城内，包围县署。朱槐之见农民的声势浩大，便将过去的一切扰民苛政都推到劣绅身上。于是，农民一齐拥到巡警局董王景岳的家中，将其住宅付之一炬。
不久，朱槐之因“弹压不力”被革职。继任知县奎保到任后，将朱槐之答应农民的各项要求一律取消，下令照收各项捐税。同时出示缉拿曲士文等，并致电山东巡抚孙宝琦，说“莱民抗拒新政倡乱，勾结匪党滋事”。孙宝琦立即派候补道杨耀琳督率巡防军两营和常备军两营到莱阳镇压。巡防营分驻各村庄，奸淫抢掠，大肆骚扰。各乡农民在联庄会的领导下，“执耰锄以为抵御”,城北十三社乡民“闻兵至，益愤”,曾聚众围城^[11]。此后，为防清军报复，乡民数万人自带食物，聚于九里河一带。6月初，杨耀琳率清军血洗九里河、柏林庄、马山埠等村，屠杀乡民千余人，焚毁房屋八百余间，将抗捐斗争镇压下去。侥幸生存的农民“露宿风餐，靡所栖止”,“老幼男女，嗷嗷如鸿，饿殍蔽野”。清军的残暴达到了极点。
曲士文被迫逃离家乡，长期流亡在外，直到辛亥革命后1914年日本军队占领胶东半岛，他才潜回莱阳，准备聚众抗日，不幸被捕遇难。
清军血洗莱阳人民的暴行，使全国各阶层震动。山东省谘议局为此开会讨论，议员王志勋、丁世峄、周树标、张介礼、尚庆翰等五人，以同情莱阳人民，被议长指为“曲党”,愤而辞议员职。山东旅京官绅柯劭忞等也联名递公呈给都察院，指出莱阳“酿成祸乱，当归咎于贪官劣绅”,并要求将有关官吏“分别撤职严办”^[12]。孙宝琦被迫自请罢黜，清政府未予批准。但是，清政府不得不于11月7日颁发上谕，承认“官绅办理不善”,“激成变端”,将候补道杨耀琳、知县奎保等“即行革职”,以平息各方的愤怒。
封建统治者残酷地镇压了莱阳人民的抗捐斗争，却无法扑灭全国各地的抗捐烈火。正如当时报纸所论述的：“二十二省之中，乱机遍伏，是以半岁以来，变乱四起，长沙之事，举国震动。乃者，莱阳民变之事又见告矣。夫区区一县之乱，何损于天下之大势？顾不能不懔懔过虑者，盖察事变所由起，验今日之民心，近征之道光之末年，远鉴之秦、隋之季世，则土崩之势，今已见端。月晕知风，础润知雨，窃恐踵莱阳而起者，祸变相寻而未有已也。”^[13]就在莱阳民变期间，与莱阳连界的海阳县农民因不堪贪官“私行加赋，纵役骚扰”,同时掀起了反抗斗争。起事农民七百余人自乳山口登岸，“潜入莱阳，分赴各村，自愿相助曲士文起事”^[14]。荣城农民骚动，与莱阳“连成一气，互相援助消息”^[15]。福山、潍县一带贫民四出抢地主囤粮。曹州府濮阳县城东王家店一带农民千余人“骚动”,声称“为曲士文等复仇”^[16]。与此同时，直隶易州，云南昭通，广东香山、连州，河南永宁、密县、长葛，广西南宁府，湖北汉阳，浙江武康、嵊县、黄岩，以及江苏北部各州县，到处燃起熊熊的抗捐烈火。如火如荼的抗捐抗税斗争，与遍及全国各地的饥民“抢米骚动”互相激荡，有力地震撼着清政府的统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