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长传》

袁宏道

余一夕坐陶太史楼⁽¹⁾，随意抽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恶楮毛书⁽²⁾，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急呼周望： “《阙编》何人作者，今邪？古邪？”周望曰：“此余乡徐文长先生书也。”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童仆睡者皆惊起。盖不佞生三十年⁽³⁾，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 因以所闻于越人士者？略为次第⁽⁴⁾，为

《徐文长传》。

徐渭，字文长，为山阴诸生⁽⁵⁾，声名藉甚⁽⁶⁾。薛公蕙校越时⁽⁷⁾，奇其才，有国士之目⁽⁸⁾。然数奇⁽⁹⁾，屡试辄蹶⁽¹⁰⁾。中丞胡公宗宪闻之⁽¹¹⁾，客诸幕⁽¹²⁾。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¹³⁾，纵谈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时，公督数边兵⁽¹⁴⁾，威振东南，介胄之士⁽¹⁵⁾，膝语蛇行⁽¹⁶⁾，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议者方之刘真长、杜少陵云⁽¹⁷⁾。会得白鹿⁽¹⁸⁾，属文长作表⁽¹⁹⁾，表上，永陵喜⁽²⁰⁾。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记，皆出其手。

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²¹⁾，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²²⁾。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²³⁾，遂乃放浪曲蘖⁽²⁴⁾，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²⁵⁾。其所见山崩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²⁶⁾，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²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²⁸⁾，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²⁹⁾。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³⁰⁾，韩、曾之流亚也⁽³¹⁾。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³²⁾，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³³⁾，文长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 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欧阳公⁽³⁴⁾所谓“妖韶女老⁽³⁵⁾自有余态” ⁽³⁶⁾者也。间以其余⁽³⁷⁾，旁溢为花鸟，皆超逸有致。

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张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周望言： 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于家。余同年有官越者⁽³⁸⁾，托以抄录，今未至。余所见者，《徐文长集 》、《阙编》二种而已。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

石公曰⁽³⁹⁾：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 狂疾不已，遂为囹圄⁽⁴⁰⁾。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虽然，胡公间世豪杰⁽⁴¹⁾，永陵英主，幕中礼数异等⁽⁴²⁾，是胡公知有先生矣； 表上，人主悦⁽⁴³⁾，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独身未贵耳。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梅客生尝寄余书曰⁽⁴⁴⁾： “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⁴⁵⁾。悲夫！

〔注释〕(1)太史： 明、清称翰林为太史。(2)恶楮毛书： 纸质低劣，刻工粗糙。(3)不佞：自称的谦词。(4)次第： 意谓依次编写。(5)山阴： 今浙江绍兴。诸生： 经考试入学的生员，俗称秀才。(6)藉甚： 盛大。(7)校(jiao)： 考核，考试。(8)国士： 国中杰出的人才。目： 兼有名称、品评之义。(9)数奇(shu ji)： 命运乖舛，遇事不利。(10)蹶： 失败，挫折。(11)中丞：明、清称巡抚为中丞。(12)幕： 原指将帅在外的营帐，后世也称衙署为幕府，其佐理人员为幕友、幕僚。客诸幕： 即客之于幕府，意即延请其为幕友。(13)葛衣乌巾：葛布制衣，黑色头巾，乡野隐者之服。(14)边兵： 边防军。(15)介胄之士： 武官。(16)膝语蛇行： 跪下说话，匍伏而行。(17)方，比拟。刘真长： 刘惔，字真长，晋人，善清谈，曾入会稽王(即后之简文帝)司马昱幕府。(《世说新语》中有不少关于他的记载。)杜少陵： 杜甫自称少陵野老。曾为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幕僚。(18)会： 恰巧，适逢。(19)属(zhu); 托付，通“嘱”。(20)永陵：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6)所葬之陵墓，此代指明世宗。(21)中(zhong)： 符合，适合。(22)不偶： 遭遇不顺利，没有成就。 (23)有司： 主管某项专职的官吏。(24)曲糵： 酒。(25)朔漠：北方沙漠地带。(26)种(zhong)：植物的种子。(27)羁人：旅途飘泊的人。(28)有王者气： 有诗国君王的气派。(29)巾帼： 妇女。事人： 侍奉他人。(30)格； 文章的格调，风格。(31)韩、曾之流亚： 唐代韩愈、宋代曾巩(均为古文大家)一类的人。(32)雅： 平素，向来。(33)骚坛主盟者： 诗坛的领袖人物。(34)欧阳公： 宋代文学家欧阳修。(35)妖韶女：艳丽美好的女子。(36)余态： 余留的风韵。下文“以其余”之余，则指余力。(37)间：间或，有时候。(38)同年： 科举时期称同科考中的人为同年。(39)石公：作者自称(袁宏道字中郎，号石公)。(40)囹圄： 牢狱。(41)间(jian)世： 隔世。意谓隔代才会出现。(42)礼数： 礼仪的等级。(43)人主： 帝王。(44)梅客生： 梅国桢，字客生，湖北省麻城人，万历进士，官兵部右侍郎。(45)奇(ji); 这一“奇”字乃 “数奇”之“奇” ，意倒霉。

〔鉴赏〕本文提出并回答下列三个问题：1、袁宏道(中郎)为什么要为徐渭(文长)立传？ (《徐文长传》的写作背景)2、袁中郎怎样塑造徐文长的形象？ ( 《徐文长传》的写法)3、我们读《徐文长传》得到了一些什么？ (《徐文长传》的主题)为行文方便计，解答的次序是颠倒过来的。

读《徐文长传》得到了什么？英国传记作家A·G·加德纳在《论帽子哲学》中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通过自己的特殊的锁孔观察人世”; “我们只看见我们所能看见的东西”。袁中郎在为徐文长作传的时候，是通过怎样的“锁孔”观察到了怎样的“人世”，他“所能看见的”是徐文长一生中的哪些方面呢？

他的视点集中在徐文长的“佯狂”和真的“狂疾”上。

阔佬来访，拒不接见； 有硬闯进门的，文长甚至以“手拒扉，口应曰：‘某不在’”(见陶望龄《徐文长传》 )。这自然是徐文长“佯狂”的表现。以衣冠之士而跑到酒馆里去和“下隶”共饮，在那时的正人君子眼里，也是不可理解的“狂”的症状。但“自持斧击破其头”，“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这却是真的“狂疾”行为了。徐文长最初为什么要“佯狂”?我们从一些资料里得知，徐文长早年受浙江巡抚胡宗宪赏识，是胡的幕僚。胡宗宪虽是抵御倭寇有功，但他在政治上依附严嵩，与徐阶是对立的两派。严嵩自是权奸，徐阶也不是好货，他们之间的斗争完全是权力冲突，没有多少是非可言。严嵩倒台，徐阶入为首辅，胡宗宪以严党而被“缇骑”逮捕，死于狱中。“缇骑”，是锦衣卫的特务，专司侦察、逮捕。锦衣卫镇抚司的“诏狱”，直接对皇帝负责，权势极大。明朝最高统治者，从朱元璋起，全是嗜血的屠夫。厂卫，诏狱，廷杖，瓜蔓抄，文字狱，把一座朝廷变成杀气腾腾的屠场。胡宗宪一罹法网，徐文长便感觉岌岌可危，生怕受到株连，如坐针毡，如履薄冰，时刻担心横祸飞来。怎样避免横祸呢？ “佯狂”便是一法。“徐某人精神有毛病”，传说开去，也许因此可以把他放过。(明初御史袁凯、外戚郭德成得罪了朱元璋，均以佯狂装疯免祸。参见吴晗： 《朱元璋传》 )徐文长就是这样“佯狂”起来的。然而整天处于高度紧张、极度疑虑的精神不正常状态之中，内心失去了平衡，是很容易招来真的“狂疾”的。于是“卒以疑杀其继室”，真的“下狱”了。后来虽然被张元汴解救出狱，精神上的病态却一直绵延至死。这便是一个明代文学家的经历及其内心历程。

这使我们想起李贽(卓吾)。李贽和徐渭，同是明代思想界的叛逆，文坛的怪杰。徐渭一生倒霉，李贽的结局也很惨。他是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捕下狱，自杀毕命的。死前侍者问： “和尚痛否？” “不痛。” “和尚何自割？ ” “七十老翁何所求！ ”( 转引自(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这不是禅宗的“顿悟”，而是极沉痛的抗议。李贽“自割”，徐渭“狂疾”，其原因全在于政治。

于是，我们前面提出的问题得到了回答： 袁中郎所看到的“人世”是坎坷不平的险途，而他所透过的“锁孔”便是政治。谁说公安派代表人物袁中郎完全脱离现实、消极避世呢？在《徐文长传》里，他不是把社会现实、把政治扣得很紧吗？ 他所说的“数奇”，“不得志于时”，不都是指向政治的吗？

袁中郎怎样写徐文长？ 我们所以能得出上述结论，是因为中郎把本文的主题表达得很成功。他以“数奇”作为全文的主线，贯串全篇，给予我们极深的印象。传记开始就提出徐文长“数奇”，直到最后，还是以“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作结。这末一个“奇”字，便是“数奇”之“奇”。意思是说，徐文长在各方面都很出色，不平常； 正因为他各方面都出众，也就处处倒霉了。作者虽然不再往下申说，我们自会把徐文长的“抱愤而卒”归因于明代的政治： 原来那时的政治是容不得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

“数奇”，当然很值得人们同情。然而历代倒霉的人多矣，读者的同情不可能施之于一切人。要博得读者同情，使传记取得强烈的感染力，就得先让读者敬佩传主。中郎正是这样做的。他在传记里突出渲染了徐文长的气概和才能。写徐的气概，如他以一诸生(秀才)而傲统兵的地方大员，鄙夷当时文坛领袖，以及给“显者”吃闭门羹等等，目的在于使读者敬慕； 写徐的才能，如他善谈兵，能章奏，诗文书画，无不擅场，尤其强调文长诗的意境和风格，特具异采，这目的则在于使读者爱惜。中郎在铺叙徐文长文学艺术上的成就时，比喻奇特，笔墨精悍，散行中时见骈偶，也与文中所蕴蓄的突兀不平之气相吻合。这方面，很值得读者玩味揣摩。

徐文长在戏曲艺术上也很有成就，传记没有提到，是一个遗憾。更大的遗憾是，文长在反对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上，是一位勇士，例如，他是被张元汴解救出狱的，而当张元汴以封建礼法来束缚他的时候，他即断然地说： “吾杀人当死，颈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 ”表示不能顺从。这在我们看来是很紧要的一个方面，中郎却很少涉及。这要算是中郎的局限性的表现。但也许中郎自有其难以言说的苦衷： 说得过多、过直了，会遭时忌，弄得他也“数奇”了。你不见他在传记最后还恭维了一下皇帝吗？ 什么“永陵英主”，什么“人主知有先生矣”云云。要说“局限”，这要算是时代的局限性。这一点，现代人是要体谅古人的。

无论如何，作者的目的是达到了： 他塑造出了一位狂放不羁的杰出的文学艺术家，我们倾倒于这位才子、奇士，而且悲悯他的命运。

袁中郎为什么要为徐文长立传？ 袁中郎的这篇传记何以会获得成功呢？这是因为中郎在文章里铺叙、描摹和渲染的一切，全来自他的实际感受。他是有感而发，并且心会神交，必须一吐为快的。

大家知道，中郎的散文，多为游记、书信，在全集中，传记文寥寥数篇： 《醉叟传》、《拙效传》多记奇闻逸事，可作小说读； 《王氏两节妇传》多发议论，而且分明是受人所托、敷衍应命的； 称得上是真正的传记文的仅此一篇，可见中郎作传记文章态度之郑重。1597年，中郎始见《徐文长集》(文长早于四年前死去)，后两年，作《徐文长传》，在《传》前小序中，道出了他当初的惊喜、敬佩之情： “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 ”可以说，中郎是文长的知音。“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文心雕龙》)知音自然极其难得，但中郎所以会成为文长的知音，并要为之立传，却不光是因为个人的兴趣相投，而是另有其社会的历史的原因可寻的。

在明代，除了小说、民歌等虎虎有生气的民间文学以外，官方的文学实在很不象样子： 八股文，台阁体，以及“前后七子”以汉唐为“样板”的尊古复古、模拟剽窃的文风，弄得文坛萎靡不振，奄奄一息。物极必反。到了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出来了几位怪杰，他们摆脱羁绊，一扫前后七子造成的沉闷空气，显露出一派清新活泼的生机。这几位怪杰便是： 主张诗必“出于己之所自得，而不窃于人之所尝言” 的徐文长(1521—1593); 主张“童心说”的李贽(1527—1602) ; 认为“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而在于“有灵性”的汤显祖(1550—1616); 待到以袁宏道(1568—1610)为代表的袁氏三兄弟出来，标举“性灵说”，创为“公安派”，在文坛上便造成更大的声势，对复古摹拟者们进行了强有力的冲击。这几位怪杰的共同特点是：讲自己的话，讲真话，讲新鲜话。对于跟着前后七子亦步亦趋的庸众来说，他们是奇人； 对于统治文坛的前后七子来说，他们是反叛。同声相应。袁中郎所以会看中徐文长，就在于他们同是奇人、同是反叛的缘故(虽然比起徐、李二位来，中郎的“奇”的程度要差一些； 也因此，他也不象徐、李二位那样倒霉)。中郎之所以作《徐文长传》，是为了给同志张目，为自己一派人抒积愤，并藉以壮大自己一派的声势。而这一篇《徐文长传》所以能够流传至今，脍炙人口，也正因为作者和传主是同志，他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缘故。

这篇传记以其本身的成功，印证了他们主张性灵、主张童心即真心的文学理论是很有道理的，值得后人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