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文 | 戏曲·李玉传奇《闹诏》 |
| 释义 | 戏曲·李玉传奇《闹诏》戏曲·李玉传奇《闹诏》 (贴青衣、小帽上)苦差合县有，惟我独充当。自家吴县青带便是。北京校尉来捉周乡宦，该应吴县承值。校尉坐在西察院，本县老爷要拨人去听差，这些大阿哥，都叮嘱了书房里，不开名字进去。竟拿我新着役、苦恼子公人，点去承值，关在西察院内。那些校尉动不动叫差人，叫差人要长要短，偶然迟了，轻则靴尖乱踢，重则皮鞭乱打。一个钱也没处去赚，倒受了无数的打骂！ 方才攮了一肚子烧酒，如今在里边吆吆喝喝，又走出来了。 不免躲在厢房，听他说些什么。(暗下)(付扮差官，丑、小生扮二校喝上) (据《古本戏曲丛刊》影清顺治刊本) 李玉(约1590—1670)，字玄玉，号苏门啸侣、一笠庵主人，吴县(今江苏吴县)人。崇祯间举人。博学多才，有“其才足以上下千载，其学足以囊括艺林”之誉(吴伟业语)。通音律，明亡后专事创作，著有《一笠庵传奇》和《北词广正谱》。 《清忠谱》是李玉的著名作品，全剧二十五折(或出)，今存顺治年间刻本和旧抄本，刻本和抄本有若干情节差异。 《清忠谱》描写明代天启年间在苏州发生的一起震动朝野的政治事件——由周顺昌冤狱引起的苏州人民反对魏忠贤及其党徒的闹市斗争。剧的末尾写到魏忠贤被“正法戮尸”，“群奸七等定罪”，又写及在闹市斗争中的“倡义”人物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马杰和沈扬五人合葬受旌，还写及周顺昌“满门封赠”。从时间跨度上说，大致从明代天启五年写到崇祯二年。周顺昌冤狱事件发生在天启六年，其时李玉三十岁左右，居住苏州，当是亲见亲闻其事，但剧本的写作时间较晚，或许是入清之作。 李玉一生所写戏曲作品很多，在剧坛颇负盛名。顺治十一年，钱谦益为李玉《眉山秀》所写的“题词”中说他“言词满天下”，“声高当代”。 他和苏州的其他剧作家朱㿥、朱佐朝、毕魏、叶时章、朱云从等实际上形成一个戏曲创作团体，今人著作中称他为“苏州派作家”或“吴县作家群”。《清忠谱》即是李玉和毕魏、叶时章等合编之作。但自清初到近代，戏曲研究家对《清忠谱》并不很重视，他们大抵认为李玉的作品以“一、人、永、占”(即《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和《占花魁》)四种最为著称。究其原委，当同这四种作品是李玉的成名作有关，也同前代曲学家常常首先着眼于文词有关。《清忠谱》被研究家重视大致始于这个世纪三十年代末。首先给《清忠谱》以高度评价的是郑振铎，他在《劫中得书记》的《清忠谱》条下说此剧“词气激昂，笔锋如铁，诚有以律吕作锄奸之概，读之，不禁唾壶敲缺”。《劫中得书记》写成于抗日战争时期，《清忠谱》条写于1938年。十余年后，五十年代中期，著名学者陆侃如、冯沅君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简编》(增订本)中以《清忠谱》为李玉的代表作，自此以后，几成定论。 在对《清忠谱》的评论中，有一个流行的观点，即认为剧中有关群众场面的描写在戏曲发展史上富有创造性。“闹诏”就是描写群众场面的重要场子。它上接“义愤”出，“义愤”出中写魏忠贤派遣缇骑(锦衣卫)至苏州逮捕周顺昌，引起公愤，士民纷纷上街聚集，戏的结尾写一位草庵和尚到处敲梆叫喊，颜佩韦、杨念如等五位市井好汉分头催人，大家涌向锦衣卫所在的西察院，一场斗争即将爆发。“闹诏”出开头却把这种沸热的气氛松弛了一下，作者并没有立即描写苏州市民冲入西察院，而是写锦衣卫在商量趁这次奉差捕人机会，“弄万把(两)银子”。在戏曲行话中，这种手法通常叫作“冷热相剂”。在戏剧效果上，这种描写又可使观众增加一点悬念，因为上一出戏里描写群情激昂，已经诱使观众产生急于观看这场斗争的心理，急于知道闹市风波如何进一步展开，作者引而不发，在描写上稍作顿挫，势必增加观众的悬念。但这种描写并不是斧凿式的设置悬念，而是服从于剧情的需要，因为在这出戏之前，只是在“就逮”出中通过苏州巡抚毛一鹭(魏党党羽)的内中军之口交代缇骑已到苏州，又通过陈知县连夜赶往周顺昌家报信，再一次交代缇骑来苏，却还未正面描绘缇骑的凶恶面目。“闹诏”出中，缇骑才首次出场，在描写他们如何凶残地捉拿周顺昌之前，勾画一下他们的勒索敲榨行径，正好起到多方面衬托这伙魏忠贤爪牙的作用。 “闹诏”出中写缇骑校尉们刚商议定如何勒索银两，忽然发现他们已被众百姓包围，“门外人山人海”，他们出门不得，便举起皮鞭乱打，叫着“闪开！ 闪开！”，这时群众和缇骑的冲突又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按剧情的需要，群众痛打缇骑的情节安排在“开诏”之后，即宣布逮捕周顺昌之后，因此这时缇骑举鞭行凶又只是一场大搏斗的前奏，作者及时收住这“皮鞭乱打”场面，转而描写寇知府和陈知县在“民愤雷呼”中出场，写他们“分付士民中一二老成的上前讲话”，就在这“讲话”过程中，作者写出了同是同情并声援周顺昌人物中的三种类型，而且写来神情毕肖。一类是寇知府、陈知县这样的地方官，他们也同情周顺昌(陈知县还是周顺昌的学生)，他们也为“众百姓执香号泣者塞巷填街”所震动，但他们希望不要闹事，“且从容，莫用喧哗”，他们又企图借百姓请愿迫使毛一鹭“挽回”逮捕之命，寇知府说：“众百姓听着！ 这桩事，非府县所能主张。少刻都老爷(指毛一鹭)到了，你众百姓齐声叩求，本府与吴县(指陈知县)自然极力周旋。”第二类是士民中的生员，剧中写了王节和刘羽仪两人，他们和众百姓一起请愿，并且欢迎颜佩韦、杨念如等市井朋友“相帮”，但他们不赞成“造次行动”。“义愤”一出中，王节、刘羽仪和颜佩韦、杨念如兄弟就发生过争论。王、刘说：“列位不可造次。我们急急入城，拉了三学朋友，写一辩呈，同了列位，去求毛抚台，恳他出疏保留，这便才是。”颜、杨等人说：“老毛是魏太监的干儿子，这番拿问也是他的线索，怎肯出疏保留？ 我们到那里，自有个道理。”到了“闹诏”出中，当王节和刘羽仪向知府、知县进言时，作者写他们“作仓惶状”，并且说话也期期艾艾，在万众请愿场面下显得稚嫩和软弱。他们总是坚信“三学朋友”的“公呈”能起作用，直到毛一鹭施计，一面说“若要保留周宦，且具一公呈进来，或者另有商量”，一面却又将周顺昌“传请”入辕门，戴上刑具，此时此际，这两位生员才知受骗。第三类是颜佩韦、周文元等市井好汉，他们老练、坚强，当两位生员期期艾艾地进言时，颜佩韦急着冲上前去说：“周乡宦若果得罪朝廷，小的们情愿入京代死。”几乎是话音刚落，周文元上前急忙说：“不是这样讲！ 不是这样讲！ 让我来说……今日若是真正圣旨来拿周乡宦，就冤枉了周乡宦，小的们也不敢说了。今日是魏太监假传圣旨，杀害忠良，众百姓其实不服。就杀尽了满城百姓，再不放周乡宦去的。”颜佩韦心直口快性子急，他一开言就说周顺昌没有得罪“朝廷”(意为皇帝)，显得无策略，“小的们情愿入京代死”云云，又显得过直过冲。周文元把“朝廷”和魏忠贤分开，说魏假传圣旨，就显得有策略，语气也比较婉转。周文元是开设书场的人物，见多识广，人称“周老男”，他的声口出语自和颜佩韦不同。在毛一鹭施计逮捕周顺昌，益发激起众怒，一批群众冲进辕门，缇骑拔刀动武时，第一个英勇反抗并号召“众兄弟大家动手”的却是颜佩韦，如同“义愤”出中他号召众兄弟“并力同心”，“做出一件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事来”一样，显出这位“苏州第一个好汉”的本色。 “闹诏”出里的毛一鹭形象也刻画得较为生动，作者颇有层次地写出了他的凶狠相、阴险相和狼狈相。先是写他在进入辕门以前被众百姓乱拥乱推，衣冠不整，脱带撒袍，一副狼狈状况。进入衙内，乱喘大叫“反了，反了”，恼怒异常。随即镇定下来，施弄阴谋，佯称设法挽回，实则寻机捕周。最后触犯众怒，在群众一片叫打声中却又丧胆褫魄，在陈知县的扶持下，连声“快走，快走”，逃离衙院。 相比之下，这出戏中的周顺昌形象写得逊色，如果说作者写周顺昌怀着被捕至京后“指佞庭前拼骂”的必死决心，却以“料到京师，决不殒命”的语言安慰众百姓的可信的话，那末他所说的“君命召，驾且不俟”就不仅是迂阔的教条，而且与他分明知道魏忠贤专政素常“矫旨”这一情况不相契合。假若说作者写他持着士大夫立场，不赞成“吴氓仗义”(“就逮”出中语)，不赞成众百姓请愿闹事也属可信的话，那末他在群众痛打锦衣卫后说，“此番大闹，我周顺昌，倒无生路了，怎么处？怎么处？”这就显得不伦。“闹诏”是一出佳构，其中有关周顺昌的描写却是瑕疵。 同样是描写群众场面，《清忠谱》中的“毁祠”出在描写手法上显得和“闹诏”不同，“毁祠”出中出场的人物除了“堂长”陆万龄外，其余众百姓都无姓名，作者在描写排山倒海的斗争场面时，着意刻画众百姓的群像。作者先是描写苏州城内“上塘、下塘、南濠、北濠”的百姓分两路奔喊着冲向魏忠贤祠堂，又描写城外“虎丘山后席场上”、“上荡头砖场上”等处的农民，掮着锄头，也拥去拆祠，描写中着力突出他们的愤慨心情。接着描写众百姓追打“堂长”陆万龄，再接着又描写众百姓拽倒石牌坊，有人临时做了一只骂魏忠贤的曲子，大家和唱，齐心协力，终于拽倒了石牌坊。紧接着又描写众百姓放火烧祠，把这个毁祠场面推向高潮。在熊熊火光中，大家又忽然想起，魏忠贤像的身躯虽已打得粉碎，但头颅还在祠内，于是有一人不顾“炎炎火焚”，不顾“烟火喉间喷”，冲进火场，拿出由沉香木雕成的魏忠贤像的头，决定用它去祭奠周顺昌和颜佩韦等五好汉。这番描写是动人的，这种场面也很壮观。但作者并不着意一个一个人物的性格刻画，在这点上与“闹诏”出又有区别，不妨说，这两出戏在描写上各有千秋。 按《清忠谱》的实际描写，群众请愿、痛打缇骑这场闹市斗争的发动者和中坚人物是颜佩韦、杨念如等五位好汉。但在剧情结构上，周顺昌是主角，作者对这一人物形象作了多方面的刻画，既写他的高洁清正，也写他的忠直刚烈，剧名“清忠”，也由此而来。剧中“缔姻”、“骂像”和“叱勘”是刻画周顺昌形象的最重要的三场戏，“骂像”一出和“缔姻”出紧相连接，在“缔姻”出里，写他在魏廓园被魏党逮捕途经苏州时，不顾魏党气焰正炽，前去探望，并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魏的幼孙，以示“患难死生”，“依旧一家骨肉”，这时他已下了不惜“拼躯”以反魏党的决心。“骂像”出里进一步刻画他“铁铮铮千寻劲节”的刚烈忠直性格，在描写上用了两种手法： 一是把苏州巡抚毛一鹭和苏松织造李实趋承谄附的丑态和周顺昌的昭昭正气作对比；二是写周顺昌和毛、李直接冲突。戏的开头，作者借“堂长”陆万龄的念白来渲染苏州魏忠贤生祠的奢华，这段念白有四百余字，采用骈体而稍又变化，但却讲究平仄对仗，如：“金银钱钞，输将万万，一似尘土泥沙；木石砖灰，堆积千千，恰像峰峦山谷”。又如：“威仪雄壮，浑似五凤楼前，行走的谁不钦钦敬敬；气象尊严，如在建章宫里，出入的那敢嚷嚷喧喧？”以这种渲染笔墨为铺垫。接着描写毛一鹭、李实等人在鼓乐声中迎接魏忠贤的塑像入祠，颂美魏忠贤“勋名贯斗杓，功业凌苍昊”，并且丑态百出地拜祷“亲恩”，表达“孝思”。与此相对照，作者写周顺昌在撕毁叩贺塑像入祠的传贴后怒冲冲出场，谴责魏祠“奢侈僭拟”和魏党献媚附势。他出场唱的第一支曲[端正好]就显示出凛然正气。这支曲的开头三句是：“首阳巅，常山峤，笃生来正气昭昭。”《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谓“首阳”句用商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事，“常山”句用唐代颜杲卿骂安禄山而死事，都是周顺昌自况之词。 但对“笃生”句无注。 或疑“笃”即“馵”，但“馵”为马的一种，用在此处，义不相入。 或疑“笃”即“笃”，解“笃”为“实在”。 按“笃生”谓生而不平凡，这里还是状伯夷、叔齐和颜杲卿等人。“俺只是冷清清坚守着冰霜操，要砥柱狂澜倒”，则是主人公直抒胸怀，表示自己要以古人自勉，不和魏党同流合污，还要予以抗争。如果说[端正好]曲是以描写周顺昌的磊落品格来对比毛一鹭等人的无耻行径，[滚绣球]曲则是以写周顺昌对建造魏祠的谴责来对比陆万龄对魏祠的颂扬。[滚绣球]的曲文正好可以与那篇四百余字的念词相互观照。 “骂像”这出戏大致可以分作三段看，第一段写魏党迎像入祠的谄附丑态，第二段写周顺昌的浩然正气，第三段进入短兵相接，写周顺昌和魏党的直接冲突，在这次冲突中，周顺昌针对李实命他叩拜魏忠贤之像、针对毛一鹭所说的魏忠贤“功德巍巍”的趋承语言，均一一严词痛斥，其间周顺昌所唱的[朝天子]最是淋漓痛快的斥奸之词：“少不得倒冰山，阳光照，逆像烟销、奸祠火燎，旧郊原兀自的生荒草”。就这样，把魏党迎像进祠的“吉日”变成了周顺昌慷慨骂奸的良机。 这出戏中周顺昌所唱之曲采用北曲正宫调，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人物的慷慨激昂的感情，按传统的说法，北曲正宫调适宜表现“惆怅雄壮”的感情。但这出戏北曲杂剧一般在一折中只能用一种宫调，为了适应剧情的需要，有时也在使用一种宫调时，借用别的宫调中的曲牌，只是限于同一调门的宫调才能“借宫”，正宫和中吕调属同一调门，在音乐上说它们管色相同。按传统的说法，中吕调的特点是“高下闪赚”，和正宫调的“惆怅雄壮”特点也较接近。当然，大凡南曲传奇中采用北曲，一般不再严格地沿用北曲杂剧的套曲格式，“骂像”出中的“借宫”并不构成一个完整的套曲，这是南曲传奇采用北曲音调时的一种变格。 “骂像”出在写周顺昌怒斥魏党后拂衣下场，戏的高潮已过，这时如果在李实、毛一鹭大叫“可恼”声中结束，也未始不可，但作者即只写李实高叫“可恼！ 可恼”! 同时写毛一鹭阴险地决定再次密告魏忠贤，以“了结”周顺昌的“性命”，最后在两人分说“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和“纵使人如铁，难当法似炉”的下场白后结束这场戏。这种描写在总的方面并没有冲淡整出戏的慷慨激昂气氛，却又起到对毛一鹭的阴险补上一笔的作用，起到细微地区别毛、李性格的作用，也起到为下文张本的作用，从而见出戏剧针线之密。此等描写，也见出李玉的写戏才能。明末著名戏曲家冯梦龙曾称赞李玉“颖资巧思，善于布景”。确实，李玉不愧是一位写戏能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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