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派与中共北方局代表的谈判

蒋介石与中共秘密接触，采取国外、国内同时并举，国内多渠道同时进行的方针。CC派代表曾养甫与中共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的接触，是国内最早进行的一条渠道。
蒋介石把在国外打通共产党关系的任务交给邓文仪的同时，把在国内打通共产党关系的任务交给了CC派首领陈立夫。陈受命后，把这项任务转交给其亲信曾养甫。曾是CC派重要成员，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政务次长。曾命谌小岑具体实施这项使命。谌小岑是曾的下属，担任铁道部劳工科长。五四运动期间，他是天津“觉悟社”成员，与周恩来、邓颖超相识；1931年在天津办《丰台》杂志，抨击蒋的不抵抗政策，与一些左翼文人有联系。因此，谌是曾养甫打通共产党关系的理想人选。
1935年11月初，谌小岑在受命后的当天晚间，找在南京给司法院副院长覃振当秘书的翦伯赞商议此事。接着他用暗语和谐音写信给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的吕振羽，大意是：“近年以来，东邻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驾前来。”^[1]吕振羽是北平地下党领导的“北平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他把谌的来信交给与他联系的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中共北方局决定先派吕振羽去南京，探明此事系由何人发起和主持。11月底，吕振羽到南京面见谌小岑。谌告以此事系由曾养甫出面进行。吕到南京的当天晚上，即由谌小岑陪同会见曾养甫。吕问曾：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是曾先生自己的主张吗？曾说，他是秉承宋子文的意旨办事，并说：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看来非抗战不可了。他要吕振羽帮助寻找中共同他们谈判的线索。吕答应从北平的教授和学生中寻找。中共北方局见到吕振羽写的上述情况报告后，即派周小舟于1936年1月到南京。周告诉吕，组织上决定留他在南京与国民党代表谈判，并向他交待了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一，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2]周小舟在吕振羽陪同下与谌小岑见面，周根据“八一宣言”精神，向国民党方面提出要求，强调：“一、立即发动抗日战争；二、开放民主自由；三、释放政治犯；四、恢复民众组织活动，保护民众爱国运动。”国民党代表则要求中共“帮助他们联苏”;“要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3]。周小舟在南京逗留两三天后返回北平。吕振羽则留在南京继续与曾养甫谈判，双方围绕谈判条件争论激烈。
1936年3月，周小舟应国民党方面要求第二次来到南京。他除带来与国民党谈判的六项要求外，还带来了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署名写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曾养甫等人的信，还有林伯渠写给覃振的信，每封信都附有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
对中共方面提出的条件，国民党方面的答复是：一、“由他改编红军”;二、“取消苏维埃”;三、“延请中共领袖以个人资格参加南京政府”;四、“要求红军由察绥走蒙古国进攻满洲。”^[4]5月14日，曾养甫给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复信，简略地谈论了团结抗日的重要性。
由于“一二九”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和两广地方实力派在酝酿反蒋，南京对两党谈判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5月中旬，陈立夫口授四项办法，回答中共方面提出的六项要求。这四项办法由谌小岑记录下来，转交吕振羽。其中“K方”代表国民党。“C方”代表共产党，大意是：
(一)K方欢迎C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
(二)C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
(三)C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
关提出，供中央采择；
(四)C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5]。
6月两广事变爆发后，曾养甫通过谌小岑向吕振羽表示，这样转来转去，不解决问题，希望中共方面派负责代表到南京谈判。陈立夫有意与周恩来在北方会见，当面解决一切。
中共北方局决定派周小舟再去南京。他7月1日动身前，北方局针对陈立夫口授的四项办法，提出了四项条件。周小舟到南京后，以这四条为基础与谌小岑谈判。会谈后，双方共同整理了一份“谈话记录”,共五条，由双方代表负责签字，蒋介石、陈立夫也看过。“记录”全文如下：
(1)K、C双方一致确认为求民族之生存，须立即实现民族革命之联合战线，共同抗日。
(2)为使联合战线之巩固与实现，应先消灭国内现存之矛盾，集中力量。
(3)C方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K方在原则上接受此一协议，但C方须承认K方之指导权。C方代表认为K方在现形势下，应当而且可能成为抗日之主导力量。
(4)在上述三原则尤其在第三点上相互以文件承认后，K方在事实上以秘密方式停止围剿红军，红军停止反攻的军事行动。同时在C方停止反K方之行动与宣传的条件下，K方承认立即停止破坏C方组织、逮捕C方人员与爱国群众，并于暗中保护爱国运动(指在K方权力范围以内，冀察不在此限度内)。之后，C方公开发表宣言，要求K方一致抗日。
(5)双方于履行第四点要求后，共同组织一混合委员会，讨论具体实现抗日联合战线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例如，在国防政府成立后，C方须改变苏维埃之政治形势，而统一于国防政府之下……以及联俄诸问题^[6]。
周小舟这次到南京，还与曾养甫进行了会谈。双方围绕国防政府、红军改编、红军防地及南方游击队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在领导权问题上，双方展开了激烈地争辩。接着，吕振羽又与曾养甫面谈了五六次。在上述谈判基础上，谌小岑代表国民党起草了一个协定条款，经陈立夫修改，内容如下：
(一)K方为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求集合愿意参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装力量，不论党派，在〈共〉同目的下，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
(二)C方如同意K方之主张，应于此时放弃过去政治主张，并以其全部力量置于统一指挥之下。
(三)K方在C方承认全国武装队伍应统一指挥与编制的原则时，即行停止围剿，并商定其武装队伍之驻扎区域，与以其他国军同等之待遇。
(四)K方在C方决定放弃苏雏埃政权的条件下，即以K方为主体，基于民主的原则，改善现政治机构，集中全国人才充实政府力量，以完成民族革命任务^[7]。
曾养甫向吕振羽表示，希望能与中共主要负责人直接谈判，他请周恩来到南京来，或者他与张冲到陕北去。两广事变结束后，曾养甫被任命为广州市长，他去陕北已不可能。他去广州前，通过谌小岑交给吕振羽一份密电码，希望以后通过电台与陕北联系。
8月6日，谌小岑写信给周恩来，对邀他“西北之游”表示感谢，希望就“统一军政组织”和“停止军事行动”继续谈判。信中附上“电台符号及密码”,表示“一切问题可用电报直接商谈”,并说这样“既省时间，又免多人来往跋涉。如有所决定，即可约期晤谈”^[8]。
吕振羽将上述情况及时报告给在天津的中共北方局负责人之一陈酉生(王世英)和在北平的周小舟。8月，从莫斯科归国的潘汉年到达陕北，中共中央任命他作为中共代表与南京直接谈判。中共中央9月23日通知北方局，“关于与宁方交涉问题，我们已派有正式代表谈判，请不必过问”,同时提出“小周报告已阅，他是否可进苏区一谈，我们拟要他进来一次”^[9]。于是，周小舟第四次去南京，从吕振羽处取走所有材料和密电码。至此，中共北方局与CC派代表间的谈判便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