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正笔亦正 磊落大书儒

柳公权(778—865),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别称还有柳师、柳少师、谏议、柳谏议。前后经历了李唐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七朝，享年八十八岁，是书史上的一位高龄书法家。其生平经历中有几件事值得特别谈一谈。
“笔谏”美谈曲解了他
《旧唐书 ·柳公权传》 曰：
公权字诚悬。幼嗜学，十二能为辞赋。元和初，进士擢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李听镇夏州，辟为掌书记。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见，谓公权曰： “我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迁右补阙，司封员外郎。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 “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历穆、敬、文三朝，侍书中禁。
柳公权一生仕途是与他的书艺生涯紧紧联系一起。他自幼嗜学不辍，十二岁便善为辞赋；宪宗元和初年，按推算柳公权不过二十岁左右，便擢进士第，可谓人生早得意，入士之初，便为书法所累。缘于穆宗皇帝见其书法真迹，拜他为右拾遗侍书学士。这侍书学士的官职十分低下，在当时地位与祀神的 “工祝”相等，为“缙绅”们所耻，但他却默默地做了很久，竟历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可见，柳公权做官“吃亏”于字写得太好。应该说，后晋史官刘昫作为《旧唐书》的主编者，十分注意到这一点。可能是距柳公权生活的晚唐时期并不太久，又是运用以史的纪实式笔法撰《柳公权传》,其笔下所勾勒出来的柳公权，虽然说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书家人物形象，但是，柳公权进士及第以后，其官职几经升迁，皆因书法而留于朝廷，这一点在刘氏记叙文字中被着重强调，而不带有太多的其它色彩。若以史书而论，《旧唐书·柳公权传》具有一定的翔实可信程度。
柳公权以 “侍书中禁”,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一个澹于荣进的人。从他 “志耽书学，不能治生”(《旧唐书·柳公权传》)的生活方式看，分明又是一介迂阔至极的书生。他本人实在没有通过书法而获进身的想法，事实上也没有因为所谓“笔谏”而跻身达官高位。他不过是以“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对答穆宗皇帝问笔法，言者可能无意，闻者觉得话中有话，心领神会以为 “笔谏”。如果说这“笔谏”是符实的，其功并不在于柳公权，而在于穆宗这位荒纵的皇帝对于一切正面之辞的敏感。这是有可能的。假如仅仅依据这一史实把柳公权定为善于观颜察色，以扮演“谏臣”的所谓“贤臣”书家，那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和歪曲。千余年来，柳公权之所以被塑造成一位 “谏臣”加“贤臣”人物而成为书史和历史的美谈，恐怕不能不与我国古代“知人论世”的文艺批评观有关。具体而言，是由于《新唐书》的主要撰者、翰林学士欧阳修的“醉翁之意”运以“春秋笔法”,妙笔生花所致。《新唐书·柳公权传》 中如此记述：
公权字诚悬，公绰弟也，年十二，工辞赋。元和初，擢进士第。李听镇夏州，表为掌书记。因入奏，穆宗曰：“朕尝于佛庙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即拜右拾遗、侍书学士，再迁司封员外郎。帝问公权用笔法，对曰： “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矣”。时帝荒纵，故公权及之。帝改容，悟其以笔谏也。
不管 《新唐书》史料凭据如何，《旧唐书》是其母本不可置疑。同是“柳公权传”,只需把开篇短短文字稍作比较，《新唐书》对 《旧唐书》删改处就有四处： “入奏事”改为“因入奏”; “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改为“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矣”;“穆宗政僻”改为“时帝荒纵，故公权及之”; “历穆、敬、文三朝，侍书中禁”被删去。一个偶然意外的“笔谏”史实，竟成为柳公权的心机策动，着意 “笔谏” 了。
后人论及柳公权，多参以 《新唐书》。“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矣”,此言着实有些份量。被释为借谈书法进劝谏之言时，不再是笔法之“法”,而是弦外之音的为政者大 “法”,用现代人语言表达的话，意思是说，一个人要正大光明，作风正派，才能写得一笔好字。此解虽有荒唐处，却是对“贤臣”的柳公权加以 “谏臣”的拔高，属褒奖之辞。除此而外，也有讥诮之辞、批评之语，自然又都是站在艺术家评判标准上，对柳公权以书法作为“进身阶”的 “笔谏”现象不屑一顾。如清代刘墉《论书绝句》云： “露骨浮筋苦不休，缚束手腕作浮囚。要从笔谏求书诀，何异捐阶百尺楼。”王文治《论书绝句》也云： “虽然笔谏足千秋，争坐天尊未许俦。若把诚悬方鲁国，也如子厚拟苏州。”这里所谓 “笔谏求书诀，”“争坐天尊”当是谬言之述，是对柳公权的冤枉，是对这位真正书家形象的损伤。真可叹人言可畏，不独反面攻击可 “杀人”,正面拔之过高也会改变人的真实面貌。
柳公权不是什么借书法 “讽谏”帝王的 “谏臣”,更不是一位夤缘攀附投机钻营的政客。对其回答穆宗的“心正则笔正”之言，苏东坡倒是品出了些真味，“其言 ‘心正则笔正’者，非独讽谏，理固然也”(引自 《书唐氏六家书后》)。遗憾的是他也意含“讽谏”之味。唯有清人梁同书才真正给予公道的解释：“人正笔正，前人多以道学借谏为解，独弟以为不然。只要用极软羊毫，落纸不怕不正，不怕不著意把持。浮浅、恍惚之患，自然静矣。”又言： “柳公云： ‘心正笔正。’莫作道学语看，正是刻刻不得不刻刻把持，以软笔故。”(《频罗庵论书》)一语破的，柳公权语不过是对书写工具改革后，运用软毫笔法的一句经验之谈而已。
一个地道的学者书法家
如果把柳公权置于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士人的规范中作一考查，确立其真实的形象也就不难了。
“士志于道”,“不可怀居”,可谓中国知识分子自登上历史舞台起始，这些行为与情操标准一直被孔子所倡扬。同时，孔子为士人提出更崇高的目标：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进而提出“舍生取义”的口号。此后一直影响和塑造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志于道”适合于从事一切术业的士人；“成仁取义”则是在“政道”上成为士人高层次的理想品格。对照柳公权，若以“士志于道”论，可谓杰出的典范；若以 “成仁取义”观，“笔谏”之谓显然不再成立，一生为官，在那个特定的封建社会中虽然也算“官运亨通”,一再“升迁”,只不过是身不由己的御用文人而已，他不是孟子般的气象伟大的人物，倒更像西汉的儒生，是学以致用，身体力行，不知巧变的人物。即便放到唐代科举制度进士及第的文士行列中，虽然他出于经术，绝非生活浮华、举止放荡之流，但也不可与政绩显赫、大义凛然的颜鲁公比拟崇高。在古代士大夫文人与书法家同构的创作主体队伍中，在人品与书品等量齐观的书论品鉴中，有先有政名、贤名，后有书名者；又有先有书名，后有政名、贤名者。若对应“颜柳”二氏，颜真卿可谓前者，柳公权可谓后者。颜真卿才是真正的合乎封建名教、道教 “准则”的忠臣式书法家，相比之下，柳公权的书生意气显然要浓得多。
作为书家人物的柳公权一生，算是平静地度过的。《旧唐书 ·柳公权传》曰：“公绰在太原，致书于宰相李宏闵云： ‘家弟苦心辞艺，先朝以侍书见用，颇倾工祝，心实耻之，乞换一散秩。’ 乃迁右司郎中，累换司封，兵部二郎中、弘文馆学士。”
被看作是柳公权 “内心独白” 的 《年衰帖》也曰：“公权年衰才劣，昨蒙恩放翰林，守以闲冷。亲情嘱托，谁肯响应。唯深察。公权敬白。”
由此可见，柳公权并非善承皇帝鼻息而以 “笔谏进身”的人物。他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所持的生活态度是明朗的，即甘于淡泊，以逸为劳。尽管最后的官职称得上高官厚禄，也非出自他的意愿，去千方百计地靠拢皇帝充当忠心辅助的“贤臣”。如果以孔子对士人提出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完满要求来衡量柳公权的话，就他的道德、书艺而言，确实是一位标准的儒生。他为官 “据德居仁”,不汲汲于功名利禄；他治学游艺，表现出“弘毅”的精神，在他的品行中有所侧重则是十分明显的。他“志”中之“道”,不在于政道，而在于经学、音律之道，更在于书艺之道。
世人皆知柳公权的书名，却不知他“尤精《左氏传》、《国语》、《尚书》、《毛诗》、《庄子》,每说一义，必诵数纸。晓音律”( 《旧唐书·柳公权传》)。他是一个学问家、诗人。文宗皇帝曾迫其即兴贺诗，“公权应声成文，婉约而丽”(《新唐书·柳公权传》)。文宗赞美其文学高明，曰：“子建七步，尔乃三焉”,意思是说曹植七步诗成，而柳公权三步就够了。文宗曾以“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和一群学士联句，学士们皆有所作，文宗独喜受柳公权接的“薰风自南来，殿阁生余凉”诗句。于是叫他写在殿壁上，每字大五寸，文宗认为即使 “钟王”复生也无以过。
熟悉中国书法史的人都会知道，帝王的提倡对于一个时代的书风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帝王的喜好对于某一个书家扬名天下更具直接的感召作用。唐太宗之于王羲之获名“书圣”可谓之最了。柳公权又何偿不是一例，他的字确实写得好，更由于自穆宗至懿宗连着几个皇帝的称赞和厚爱，使他书名增加了声势。他的字在当时非常值钱不能不说与此有关。宣宗皇帝曾召柳公权在御前写字，“御前书三纸，军容使西门季玄捧砚，枢密使崔巨源过笔。一纸真书十字，曰 ‘卫夫人传笔法于王右军’;一纸行书十 一字，曰 ‘永禅师真草千字文得家法’; 一纸草书八字，曰 ‘谓语助者焉哉乎也’。赐锦彩、瓶盘等银器，……”(《旧唐书·柳公权传》)。如此壮观的写字盛况，如此等级的侍候写字，如此厚重的润笔开销，实在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从中亦可窥出柳公权在当时蒙受的“宠遇”。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大臣家碑志，非其笔，人以子孙为不孝”。就连 “外夷入贡者，皆别署货币曰： ‘此购柳书’”( 《新唐书·柳公权传》)。
一部中国书法史，自魏、晋以后，便与文人士大夫的自觉参与分不开的。若从创作主体的行为方式将他们进行分类，无外乎可以分为四种形态： 名士、狂士、庄士、学士。柳公权不鄙视礼教，当然不为名士；他既不落拓，也不我行我素，谈不上是狂士；他是朝廷命官，而且后来还是 “大官”,用现代话说，他是一个朝廷里身居高位的“专职”书家，自然也就不能列入和普通文人同意的学士行列。那么，必然是属于庄士一类。所谓庄士，即端庄之士，是指那些身为朝臣，恪守儒道，严于立身，谨于从事的人，唐朝楷书大家多有庄士者，虽然“笔谏”的美谈被认为增饰于柳公权，但并不因此而否定其文人本质中的正直敢言的品格。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他所接受的，影响最深的是儒教正统思想，沉静寡欲，笃志勤学，性格稳重，同时又立朝刚直，风范凛然。有正史为证：文宗曾与六位学士论及汉文帝恭俭之德，并举起自己的衣袂说：“ ‘此澣濯者三矣’。学士皆赞咏帝之俭德，唯公权无言，帝留而问之，对曰： ‘人主当进贤良，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服干濯之衣，乃小节耳。’时周墀同对，为之股憟，公权辞气不可夺。”(《旧唐书·柳公权传》)可见他确实是一个持正敢言的人。当然，我们不能视此与“笔谏”有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但也不应该矫往过正地把这种言行简单地看作“书呆子”的迂腐，全然无视这是柳公权作为一个正直文人的个性人格的自然、率真的表露。
其实，柳公权给自己树了一面学者的旗帜。他才是一位真正的视富贵如身外物，唯求萧散、闲静、超逸的在朝之士。作为皇帝身边的近臣，他不以为荣；岁时所得钜万，他不以为贵。为他看重的和感兴趣的却是笔、砚、书画等文房之类。平时他也只知写字，不知理财。虽然他因润格所获珍宝钱银异常之多，他收存的只是自己所爱的文房玩物，而将财物交给他的两位仆人：海欧与龙安。此二人以代为收藏之便，暗中却吞为己有。有一次，柳公权问及海欧，一只银制酒杯哪里去了，回答却是不晓得，柳笑道：“银杯羽化耳。”多么诙谐、豁达，竟如此超然物上，非是大智慧者岂能做到。
至此，作为书家柳公权的真实形象，可以大致这样概括：他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大官”;一个可供皇帝消遣愉悦、奉敕作书的 “御用文人”;一个享有帝王殊遇的 “宠臣”;一个迂阔可爱的“儒生”;一个超然物外的“仙人”;一个光明磊落的庄士；一个博览群书的学问家；一个慧眼独具的鉴定家；一个不会奏乐的音乐家；一个书写工具的“改革家”; 一个大智若愚的 “老玩童”;一个地道的书生式的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