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生翁行书七言对联

徐生翁(1875—1964) ,早年嗣李姓，名徐，字安伯，号生翁，中年以李生翁书署，晚年始复姓徐，仍号生翁。浙江绍兴人。
徐生翁一生甘于淡泊，不求闻达。60年代初，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潘天寿欲请他来院教书画，他婉言谢绝，一生没有离开家乡，艺术活动区域较小，因此一直鲜为人知。其实，许多有识之士早就对他推崇之至。徐生翁对金石书画诗词古文孜孜以求，数十年锲而不舍，书法方面尤为人崇仰。他认为“书法自南北朝迄唐始称美备，故学书流别必以六朝两晋为先河，其书宗汉，非遍摹汉碑不能探源”,于是他“习隶者二十年，以隶意作真者又十余年，继嫌唐为法缚，乃习篆以窥魏晋，而魏晋古茂终逊汉人，遂沿两汉吉金，上攀彝鼎。”他又“不愿专门从碑帖和古画中寻求资粮，笔法、材料多数还是从各种事物中——若木工之运斤、泥水匠之垩壁、石工之锤石，或诗歌音乐及自然间一切动静物中得之。” (徐生翁《我学书画》)他认为“天地万物，无一非书画粉本”,于是“以造物为师，融书画一炉而冶之” (沈定庵《徐生翁先生及其书法艺术》)。他既重传统，又崇尚自然，刻意求新，“用古人的笔法写自己的字”(邓散木语) ,“但取风神，不求貌似” (沙孟海《〈徐生翁先生临史晨碑散页〉跋》),所作被时人号为“孩儿体”。萧退庵云： “是书已臻化境，无人相合，妙造自然，其为远绍六朝两晋，而加以炉冶，一洗近人侧媚之习，真逸品也。”据传近代某词人见徐生翁早年所题“开元寺”匾额，留连忘返跌足叫绝，并赠诗曰： “三百年来一枝笔，青藤今日有传灯。”他的作品，可以说是现代书苑的一棵奇葩。
这副对联是徐生翁中年时期的力作，全篇陶冶百家，博采众美，天机真率，雍容大雅，在结体上力追险绝，在用笔上务求骨力。通观这副对联，元气淋漓，充满画意，稚拙质朴，格调高古，超凡脱俗，看似漫不经意，信手涂抹，实则匠心独运，胸有成竹，而无斧凿之痕。
过幅作品以篆隶为主，兼融其它笔法于一炉，变化多端，或篆或隶，时方时圆，凝重处不迟涩，飘逸处不浮滑。如“有” 、“石” 、“才” 、“一”、“十”等字的长横，都以隶篆笔法写来，但仔细看去，又有着许多微妙的变化，或俯或仰，或直或曲，或虚或实，起笔有如蝌蚪，有如钉头，收笔或露或藏，或挑或顿。通篇有三个“木”旁，且上联的“榴”和下联的“栎”等都是四字，下联的“松”、“栎”又紧联在一起，极易雷同，很难处理。但生翁经过精心琢磨，巧妙安排，使横与横，竖与竖，撇捺与撇捺各有区别，组合成“木”旁后更是各具情态。

结体上，多取隶势。用笔多圆，结体则多方，颇得《石门铭》之三昧，扁阔、开放、宕逸，故意夸张而无所意，具绝岸颓峰之势，有临危据槁之形，静止的字透出活泼的动势。观其字形，有如耸肩合掌的顽童，顽而有礼，如“十”字； 有如打醉拳的罗汉，醉而不倒，如“才”字； 有如堆柴，如“栎”字； 有如悬崖，如“幅”字。再看，这些字又全为表达作者意趣服务，可谓得“意”忘“形”。
章法上，作者以三军统帅的凛然气势，调兵遣将、使他们前呼后应，协力同心，创造出自己所希望出现的意境。我们现以“才”字为中心，来欣赏作者在章法上的匠心：上而的“榴”字向左俯，“才”字则向右仰，下面的“一”字右边略高，又将“才”字稳稳托住； “才”和下联附近几个字的呼应关系也很明显，左上的“栎”似乎是招呼落款字来看“才”字，左面的“皆”字似乎在向“才”字点头问候，左下的“十”字又象在和“才”字相互招手致意……整副对联，几乎每个字都和其它字有着联系。作者还能在章法上利用巧思造成险峻之势。如上联“幅”似乎要向左倒下，但下联的“围”字右侧，和“幅”字相依相扶，两字都险而不倒。局部颇可玩味，通篇活泼稚朴却又一气贯注。“生翁先生书画可以简、质、凝、稚四字概之”,陆维钊的这一评语是非常中肯的。
徐生翁创作态度谨严，对每幅作品都苦心经营，一丝不苟。他曾说：“我之作书画，最忌取巧，力求笔少意足，出诸自然。故有时作书画，要换上许多纸，若冶金之一铸而就者极罕。”可见，徐生翁所以取得成功，不仅因为他对书法艺术的传统有着深厚的功力和超人的领悟，而且具有执着追求艺术真谛的精神和一意创新的胆识。
书如其人。生翁不求闻达而好学不倦，朴实正直而不趋炎附势，清苦贫寒而不失耿介性格，故作品高古奇崛，一如他的人品。“若徒以形相绳之，失生翁矣。”(沙孟海《〈徐生翁先生临史晨碑散页〉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