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怀中 我们播种爱情

作者简介 徐怀中，原姓许。1929年9月出生于河北省峰峰矿区山底村。12岁即离家到抗日根据地读书。1945年于太行中学毕业后参军，任18集团军前方总部剧团 (后改为二野文工团)美工。后随军挺进大别山，进军西南。50年代上叶，先后任职于西南军区文工团和云南军区文化部，其间曾多次深入康藏地区部队代职和体验生活，先后发表了反映边疆军民生活的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短篇小说《卖酒女》、《雪松》、《松耳石》、《十五棵向日葵》、《不褪色的旗》、《阿哥老田》和著名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电影文学剧本《无情的情人》也成稿于此时。这是徐怀中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1958年初徐怀中调《解放军报》任副刊编辑，历时五年，又调入总政文化部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这期间，由于我国政治文化领域里“左”的思想泛滥，电影文学剧本《无情的情人》受到错误的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徐怀中的一些作品又受到不公正的审查，并为此被调回昆明军区工作。几年后，又让其任军区宣传部、文化部副部长等职。直到十年浩劫结束后的第三年方将其调回北京，任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1979年后，徐怀中的文学创作进入第二个高潮期。他在深入激烈的战地生活之后，陆续发表了报告文学《母亲在我们背后》、《团长和他的儿子》;中短篇小说《西线轶事》、《阮氏丁香》、《没有翅膀的天使》、《那泪汪汪的一对杏核眼儿》、《一位没有战功的老军人》等。这些作品普遍受到读者的赞誉。尤其是短篇小说《西线轶事》引起了强烈的轰动，以罕见的选票数额被评为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首篇。1984年徐怀中调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1986年后又被任命为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部长等职。这期间，他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文学艺术的教育和组织工作。1988年初，他又兼任史诗性的电影巨片《大决战》艺术指导，为这部巨片的成功贡献出他的精力和才华。徐怀中现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理事、主席团成员。
内容概要 初秋，在和平解放不久的西藏地区更达坝子，农业站站长陈子璜和农业技术员雷文竹正在调查土壤情况，满怀信心又疑虑重重地商定农业作物发展区划。在回来的路上，陈子璜被“抢福”的藏族青年砍伤。久经地下斗争考验的工委书记苏易，出人意外地将砍伤陈子璜的青年领到农业站，他以实际行动教育陈子璜执行好民族政策，坚决将农业站办下去。他将自己宠爱的独生女儿林媛带到这块艰苦的处女地，给她稚嫩的肩头压上气象员、卫生员和小学教师的千斤重担。专科学校毕业的青年女畜牧师倪慧聪也怀着建设边疆的美好理想来到这里。林媛和倪慧聪都爱上了雄心勃勃的兽医苗康，为此两位女友都各怀芥蒂，关系很尴尬。农业站发展很快，不但运来了第一台拖拉机，还运来了七寸步犁……这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虽然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获得新生的藏族人民，但一些墨守陈规的老农仍怀有疑虑。富有农业经验的斯郎翁堆开始不相信七寸步犁，也反对挪动神圣的“玛尼堆”为拖拉机耕地让路。后来他亲眼看到了新技术的威力，按捺不住地以身示范，成为推广新技术的带头人。并积极赞同向往新生活的女儿秋枝学开拖拉机，担当起农业站放牧员的责任。秋枝与热情朴实的拖拉机手朱汉才和叶海朝夕相处，对他俩都萌生了纯真的爱情。对更达的日新月异的变化，西藏一些上层守旧人物是抱着消极观望态度的。大奴隶主出身的女土司格桑拉姆对政府工作敷衍搪塞，甚至不接收政府发给她的月薪，整日不出门，过着颓唐无聊的日子。而她手下的大管事俄马登登却趁机越俎代疱，大包大揽，不但给新的生活进程设置人为的障碍，而且投机倒把，损公肥私，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另一位有影响的上层人物是活佛呷萨，他虽然对新事物并无明显的不满，但他年事已高，对人间事不闻不问，整日陷入一种幽远神秘的虚幻境界……工委书记苏易以共产党员的高度的原则性和适当的灵活性，耐心地在这些上层人物之间周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干戈为玉帛，变阻力为动力，使党的方针政策在更达地区艰难地而又扎实地生根开花。就在公路通过更达那天，闭门不出的格桑拉姆终于盛装出席了通车典礼大会，活佛呷萨也派出寺庙的喇嘛们上演古剧《文成公主》助兴，使更达沉醉在节日的气氛里。更达的变化引起国民党残余匪帮极大的恐惧。他们企图利用暗杀挑起民族冲突，嫁祸于共产党。在农业站建站不久，曾来过一帮“偷马贼”伪装的戏班子，其中一个化名珠玛的俏丽女子被俄马登登捉获，要处以酷刑。农业站马车队队长糜复生以赌枪法获胜为代价救下珠玛。不料，暗藏在俄马登登家的特务察柯多吉事先就知道珠玛与格桑拉姆家有世仇，她来此地就是为了报仇雪恨的。察柯多吉趁机唆使珠玛留在农业站，以姿色勾引百发百中的糜复生，伺机刺杀格桑拉姆。几乎与此同时，珠玛的舅舅邦达却朵带领的匪帮，在一个暴风雨之夜，劫持了进牧场收罗马粪和考察牧草的秋枝，打伤了倪慧聪。邦达却朵完全被国民党特务马银山所控制。他命令手下人在夜间将秋枝枪毙，可这个人却将秋枝放跑了。这个人就是为“抢福”而砍伤陈子璜的那个藏族青年，名字叫郎加。他告诉秋枝，之所以放跑她，就是为了报答陈子璜的不杀之恩。在倪慧聪住院期间，苗康曾去探望她。在谈话中，倪慧聪发现和苗康的思想有着巨大的分歧，他们本来已经产生疑窦的爱情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裂痕。在一次如何处理患有鼻疽病的马匹问题上，苗康终于彻底暴露了损公利己的个人主义者的面目。共青团开大会批评他，林媛提议撤换他组织委员的职务。苗康一面假意检讨错误，一面却借机要求调离这个地区，成了可耻的逃兵。倪慧聪和林媛对苗康的共同认识，使她俩之间消除了隔阂。两人关系更加亲密，由分住两处变成同住一室。秋枝依照藏胞的风俗，认为可以同时嫁给朱汉才和叶海两个男人，于是与他俩同时换了鞋带，表示已经订婚。当两个男人明白了以后，陷入难堪的境地。他俩也都爱秋枝，却不能同时拥有秋枝。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朱汉才撒谎说已经结婚，痛苦地成全了秋枝与叶海的婚事。更达地区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了。格桑拉姆和活佛呷萨都出席了大会。活佛的出席，使教徒们欣喜若狂，会场外人山人海，热闹非常。这正是察柯多吉预谋暗杀格桑拉姆的难得的机会。珠玛要糜复生开枪，糜复生惊慌失措。珠玛气急败坏，亲自动手，不料慌乱中打伤活佛。察柯多吉混淆视听，说亲眼听见是糜复生开的枪。愤怒的群众当场将糜复生乱石砸死。工委书记镇定自若，以诚相待，请群众代表察看了活佛并不严重的伤势，并请格桑拉姆出面讲话，终于稳定了局势，保证了人民代表大会胜利进行。会后，请调主力部队，一举消灭了马银山控制的邦达却朵匪帮。又是初秋，农业站组建一周年时，原来的农业站发展成“启明星”农场。场长陈子璜被苏易派出深造；先前“抢福”后来参加匪帮的郎加成了农场的骨干；神圣而碍事的“玛尼堆”终于被挪到一个角落；斯朗翁堆等几个老农请求成为农场的成员；林媛已去师范学院学习去了……在丰收的田野上，雷文竹和倪慧聪一边选种，一边谈心，他们的心里不但播种下对这片土地的爱，也悄悄地播种下相互的爱……大雁又飞来了。它们迟迟不敢降落，因为它们已经不再认识这块改变了面貌的土地。“大雁，请落下来吧”林媛的学生小扎茜坐在雷文竹肩头招着手向空中喊叫。
作品鉴赏 《我们播种爱情》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部以西藏人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发表的年代与小说描绘的年代几乎同步。作者在25万字不算太长的篇幅内，依托广阔的社会背景，以现实主义的有力笔触，塑造出富有时代精神的众多人物典型，真实地展现了西藏人民和平解放初期的历史风貌，准确地预示出西藏社会不可逆转的发展前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具有一定的史诗性质。不可讳言，西藏地区在祖国大家庭中具有复杂的社会制度、历史沿革和风俗习惯。在这样一个地区实行社会改革，必不可免地会遇到一些极为特殊的棘手的问题。碰这个题材，不但要求作家具有娴熟的写作技巧和丰富的生活经验，更要求作家具有对政策的理解和对人的良知。在此诸因素的基础上，作者采取了一个最佳创作视角，即对藏族同胞真挚宽厚、百折不回的爱心。这就是小说书名的深刻寓意所在。当然，小说也多处描写过男女情爱，但这并非小说的主旨。整部小说所着意展示的是新西藏的建设者们对这片虽然贫脊却前途远大的土地的爱情，对虽然落后却善良勤劳的藏胞的爱情。他们将爱情播种在西藏的荒野，也播种在藏胞的心田。他们在播种对祖国、对人民的爱情过程中，培养了互相之间纯洁美好的情爱。正是这种崭新的崇高的爱情，使整部小说洋溢着一种温馨而炽热的氛围，渗透着一种高尚而纯洁的情调，折射着一种绚丽诱人的理想之光。可以说，这部小说是对祖国对人民的爱恋之歌。体现这种崇高之爱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首先是工委书记苏易。他在复杂多变的情况面前，既忠实又灵活地落实党的政策。政策性和人民性在他身上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他执行政策的时候竟让人感觉不到政策的生硬的触角，而只感到他对人民的发自内心的爱！作为“这一个”似乎他“怎么做”都是他爱心的幻化。对待许多不寻常的问题，他的做法也是不寻常的。郎加因“抢福”而砍伤农业站站长陈子璜，他却把郎加送来农业站工作；郎加不相信伤人而不办罪，私自逃回山里，他并不派人去追；格桑拉姆拒领共产党的工资，他并不批评责怪，每次都妥善将工资保管好，每月照样派人按时送去； 山民偷占农业站开好的荒地，他劝陈子璜不必计较，决定把地让给他们，只要他们试种冬麦就行……苏易的这些做法，都是经过对藏胞的特殊情况的周密分析而决定的，但它的出发点无一不是为藏胞的根本利益和美好远景着想。苏易的形象，一扫此前某些文学作品中党的领导者的雷同概念的干瘪面孔，打破了那种常见的“政治化身”的模式，而是文学画廊里一个富有个性的党的领导者的新式典型。叶圣陶老先生曾为此感慨系之。他说：“有人说，文艺作品写党委书记不容易写好。我觉得这篇小说里的苏易就写得很好，我们常常说的党的领导，在苏易身上形象化了。”如果说爱是一种理想的结果，那么，这种爱的最根本的体现，就是帮助藏胞提高生产力水平，根除落后贫困的面貌。作者深知，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最活跃的因素，因之，这部小说的整体部局就像一圈圈的涟漪，涟漪中心是农业技术推广站，由此拓展开去，波及到西藏地区各社会阶层和历史渊源，形成一幅波澜壮阔的向前跃动的社会画卷。作者摒弃了那种政治化、口号化的贴标签式的人物，而让他的人物都在画卷中占据恰到好处的位置，充分展示出各自的个性。尤其是雷文竹、倪慧聪、林媛、朱文才等知识青年和转业军人，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抱负，富有忘我精神，满怀革命激情，但他们又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不同的作用。他们是个性化的新型的群体。在这方面，作者充分显示出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知识以及结构技巧和典型化能力。他是以科学的社会发展规律，来审视社会矛盾和人物关系的，因此他在这部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理所当然地产生了典型共鸣，不仅在50年代具有巨大的典型意义，直至今天，这些年轻的形象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艺术魅力。这或许正是这部小说的生命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