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尔岐“独精三礼”

康熙十二年(1673),声名震世的学者顾炎武到山东游历，偶在山东通志馆听到有人畅说《仪礼》,即被这种如数家珍的谈论所折服。他惊向馆人打听，答曰：“乡里句读师张生也。”次日一早，顾炎武便“戒童仆，肃名刺，修古相见礼”,前往拜会。二人“恨相见晚”,从此定交。顾炎武十分叹服张生的《仪礼郑注句读》,称它“根本先儒，立言简当”,并为之作序，且录一副本自存。以为张生“独精三礼，卓然经师”而自愧弗如。这位颇受顾炎武推重的“张生”,便是山东济阳人张尔岐。
张尔岐字稷若，号嵩庵，又号汗谩。他出生于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父亲张行素好儒术，善读书，但不惯逢迎，仕途不顺。父亲去世后，他躬耕乡里，侍养母亲。入清之后，张尔岐虽研究学术，却绝意科举，隐居不仕。他以“蒿庵”名其住室，杜门著书，潜心儒学。
明末清初的思想界也不稳定。明朝后期以来，程朱理学虽被官方提倡着，但陆王心学却占据了优势地位。但陆王心学自身的缺陷，又造成了学界高谈性命、束书不观的空疏学风，并诱发了挣脱权威、反对禁锢和偏离儒学的倾向，因此，明朝败亡后，人们开始检讨王守仁心学，从而导致了对王学的否定和程朱理学的复归。张尔岐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潜学深思的思想家们不同，他没有试图去开拓新的境界，而是揭起了程朱的旗帜，对王守仁等的良知学说及其影响进行了猛烈抨击。
张尔岐笃守程、朱学说，穷究性命天人之奥。他著《天道论》《中庸论》,竭力维护孔孟程朱的“道统”。他还从事汉学考据，主要对《仪礼》进行研究和整理，写出了《仪礼郑注句读》和《吴氏〈仪礼考注〉订误》两书。前书为张尔岐的代表作，共十七卷，主要是将经文与汉代的郑玄注文分章断句，并节录了唐朝贾公彦的疏文，“取足明注而止”,“或偶有一得，亦附于末”。另有《监本正误》和《石经正误》各一卷附在书后，他以唐代开成石经校明监本脱误二百余字，又考唐开成石经脱误五十余字。经他整理，《仪礼》这部向称古奥难读的艰涩之书，成了可读之书。
但张尔岐其志并不在于做一位章句之儒，而是要在精研古书、了解经义的基础上，打着程、朱的旗帜，为人们的思想、言行寻找一个规矩尺度。他也不只精研《仪礼》,而是“三礼”兼通。在思想上，他把礼看成为人们应该遵循的轨辙，他认为“道”寓于礼之中，礼乃是“道之所会”,古代经典如《易》《诗》《书》《春秋》等都从不同的方面对“礼”进行了发挥，礼被看成了诸经的主线。在张尔岐看来，明末人们丑诋程、朱，肆为异论而造成的天下大坏，也是“无礼无学”的表现。他将理学家们所说的天地万物自然秩序、人伦纲常、典章制度、祀典葬仪以及人们的言行和道德观念等的“理”,全部还原成为“礼”,希望人们自觉遵守，以去除欲念，保存义理。
张尔岐恢复先秦礼制的呼号是在“礼教溃防”的情势下发出的。这个时期，封建经济的缓慢解体给社会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学术气氛、士人心态，乃至社会秩序的更新已是大势所趋，而这种趋势绝非是张尔岐等的几声“重整”呼吁所能挽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