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勋集团与皖系军阀的角逐

张勋复辟集团与皖系军阀虽都主张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但两派想要达到的目的并不一致。前者要推翻民国，复辟清室；后者要拥戴段祺瑞重新组阁，继续皖系军阀的统治。当事态进一步发展时，两派的矛盾也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在张勋设下“调解”的圈套，诱黎邀请他进京时，段祺瑞和徐世昌也另外布置了一套推倒黎元洪、解散国会的计划。如前所述，6月2日在津成立的“各省军务总参谋处”,是由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在幕后策划组织的。按照段祺瑞和徐世昌的计划，各省“总参谋处”仅是他们另组政府的第一步。当时，他们已与皖、奉、鲁各省暗中议定：一、废除约法；二、迫使黎元洪退位；三、在北京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四、召集临时参议院，制定宪法。6月3日，曹汝霖入京将此计划报告日本驻京公使林权助^[1]。日本内阁对此计划立即表示理解和支持。次日，日外务大臣本野约见驻日公使章宗祥，表示深信徐世昌出山即能“收大局重谋建树”,并进一步指出：应“先事消灭”北京现政府，再谋建立新政府^[2]。8日，日本首相寺内的心腹西原龟三化名山田宪三秘密抵达天津，筹划“促使徐(世昌)、段(祺瑞)出山”^[3]。
然而，当徐、段等人将另组政府计划电告当时尚在徐州的张勋时，遭到张的强烈反对。张坚决主张乘机推翻民国，复辟清室，并警告段、徐等人“不得于通常名目之外，别立名目”^[4]。日本政府得知张勋态度以后，大不以为然，即通知章宗祥：“复辟万非所宜，日当局深信徐能主持大局。对于前电宣言，均甚首肯。若徐不能统率，分裂可虞。……务请俟张(勋)到津后，详细劝阻”;“并望告以万勿为无责任之日人所惑”^[5]。这里所说的“无责任之日人”,是指当时在中国活动的陆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5月，田中在徐州与张勋会见时，对复辟问题“语多游移”,张遂以为日本亦赞成复辟。日本内阁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电令田中派员向张勋声明，日本不同意复辟清室^[6]。
日本当局自1916年10月寺内上台，便改变了原大隈内阁纵容“宗社党”复辟清室的方针，全力扶植段祺瑞。徐世昌之所以不支持张勋复辟清室，是由于已清楚日本的意图。民国成立后，徐世昌一直与张勋为首的复辟集团保持密切联系，人们都认为他是清朝遗老的领袖。1916年袁世凯死后，徐确实有过乘机推翻民国、拥清室复辟的打算。但他富有政治阅历，深知没有列强特别是邻国日本的支持，难于成功。因此在1917年初，他派心腹陆宗舆以接收交通银行借款名义东渡，试探日本当局对复辟的态度。当时，外务大臣本野明确表示：清室复辟，“时机”不到，“以十余龄之幼主，又有种族问题”,“致乱有余，为治不足”^[7]。徐摸清日本意图以后，遂打消了拥清室复辟的计划。3月26日，日本陆军大臣大岛也曾训令日军驻青岛司令大谷转告清室复辟集团的另一个重要头目升允：清室复辟“目下尚非其时”^[8]。6月8日，张勋抵津后，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又电令驻京公使林权助以“适当方法”向张直接表明不支持复辟的态度^[9]。
在日本政府的干涉和徐世昌等的劝阻下，张勋复辟的决心也一度有些动摇。当时，他打算先把李经羲内阁扶植起来，作为控制中央政权的工具，至于复辟，观望一个时期再说^[10]。13日，张勋通电独立各省“撤回军队，效顺输诚”^[11]。次日，又通电宣称国会“既经解决，则组阁断难延缓”,吁请各省支持李经羲组阁^[12]。
日本政府和段祺瑞对李经羲组阁都持反对态度。6月11日，日本首相对中国公使章宗祥表示：中国时局“宜速解决。宜乘此兵权在手，组织纯粹之强固政府。俟政局大定，然后再议调和，兼收并蓄。若现在即行迁就，恐仍非根本解决之道。”^[13]寺内的话清楚地表明，日本是反对李经羲出组内阁的。于是，在日本当局和段祺瑞、徐世昌的操纵下，北洋各省纷纷通电反对李经羲内阁。14日、15日，张怀芝、倪嗣冲、赵倜，张作霖相继通电反对李经羲组阁，并称能收拾大局者，只有段祺瑞。与此同时，曹锟致电张勋，声称现时“势必军人内阁，乃能统一兵权，大振国威”,主张由王士珍出组内阁^[14]。嗣后，浙江、山西、山东等省督军相继通电响应，推戴王士珍组阁。
张勋面对这种局面，虽然内心很恼火，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吁请冯国璋体谅“调停之苦衷”,出面为李经羲捧场，并向北洋各省疏通^[15]。冯国璋虽对张勋妄自尊大早有不满，并看到北京政局尚在混乱中，李经羲即使上台，也一定会短命，但为保持对北京和各省的影响，于16日、17日致电各省，为李内阁疏通^[16]。这时，段祺瑞已另有打算。研究系熊希龄等向段祺瑞献策，利用张勋复辟，赶走黎元洪，然后再以讨伐复辟为名，重掌北京政权。因此，段于22日撤销了天津的“各省军务总参谋处”^[17]。“独立”的各省也相继宣布“归附中央”。同日，李经羲宣布就职，声言“断以三月为限”^[18]。
对李经羲内阁，日本的态度仍然是，力促北洋督军拥立徐世昌、段祺瑞，迫使李内阁流产^[19]。在徐世昌、段祺瑞的授意下，各省督军以李经羲内阁阁员李盛铎、龙建章、江庸等“不孚众望”为辞，仍取不合作态度^[20]。有的督军仍推王士珍组阁。
对李经羲内阁，复辟集团内部也有人拆台。张勋在日本劝阻下，复辟的决心动摇。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和他周围的遗老们焦虑不安。遗老的首领刘廷琛斥责张勋“欺君卖友”,与张闹翻。升允、王宝田等复辟骨干分子见势不妙，先后离去^[21],还有的躲闪不前。为了挽回复辟“事业”,万绳栻与遗老们终日策划，“搜索枯肠”^[22]。据陈曾寿事后披露，万绳栻等经多次密谋，决定搞垮李内阁，使张勋无脸下台，逼其走复辟一途。于是，他们背着张密电各省，“令反对李经羲之内阁，利其纠纷不解，以为复辟之机。不数日，反对李内阁之电果纷纷出矣”^[23]。
张勋维持李内阁不成，已无退路，遗老们乘机鼓噪。陈曾寿以天津诸遗老名义写信，催张行动。信中说：“今统一之局已经破裂，牵就调停万难息事，非申明大义，复子明辟，不足以镇服颠危。……内蒙独立，龙旗已树；东省联合进兵，势难中止；乱党勾合东南，行将蠢动；若复依违两可，必致进退失据。……称兵各省，已与乱党结不解之仇，非归命朝廷，依附义旗之下，无以自处。……是公进有万全，退无一是；进有不世之功，退有不测之祸。孰得孰失，不待智者而决矣。”张勋看了这一派胡言后，居然认为很有见地，为之“大动”^[24],于是决心不顾一切，发动复辟。
6月末，康有为在沈曾植鼓动下进京，为复辟推波助澜。早已由维新派领袖堕落为保皇党党魁的康有为，在民国建立以后更加反动。他与清朝遗老们沆瀣一气，诽谤共和，鼓吹君主制。遗老们多视康为异己，但又要利用其名声造复辟舆论，表面上对康备加推崇。沈曾植在沪得知张勋在日人和徐世昌劝阻下思想动摇，便一面写信要京津遗老切勿星散，一面急促康有为与他们一道北上参加复辟^[25]。康一直对复辟抱莫大希望，张率兵进京后，他曾向人表示：张若能复辟清室，“一星期内可措国家于磐石之安”^[26]。因此，他一经沈邀请，便欣然就道。
26日，康有为在沈曾植、王乃徵和弟子徐勤之子徐良三人陪同下，从上海登程北上。他眼见多年的梦想就要实现，非常得意，途经丰台望见西山时，特赋诗一首。诗中写道：“廿载流离逐客悲，国门生入岂能知。长驱津浦有今日，大索长安忆昔时。朝市累更哀浩劫，天人合应会佳期。西山王气瞻葱郁，风起云飞歌有思。”^[27]复辟集团的遗老们原来以为，民国建立后，政局混乱不堪，只要他们起来“立建龙旗，宣言复辟，使薄海远近，望风兴起，忠义奋发，必将天旋地转，旦夕遂定”^[28]。王公贵族，遗老遗少，部分看风转舵的封建军阀，再加上鼎鼎大名的保皇派康有为等人，这些就是张勋复辟的社会基础。但是，这个基础未免太薄弱了。尽管中国社会还未从根本上改观，但历史的车轮决不会倒转。经过辛亥革命以后，民主和共和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中国人民对于皇帝这个偶像已经不再顶礼膜拜了。复辟违背人心，因而也就注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