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屐痕处处》自序

身体强健，有闲而又有钱的人， 出去游山玩水， 当然是一件极快乐的事情。每见古人记游或序人记游， 头上总要说一句“余性好游”的开场白，读了往往想哄笑出来， 因为我想，狗尚且好游，人岂有不好游的道理？

孙文定公在《南游记》的头上，历说了些游的作用： “游亦多术矣，昔禹乘四载， 刊山通道以治水；孔子孟子， 周游列国以行其道；太史公览四海名山大川， 以奇其文；他如好大之君， 东封西狩以荡心；山人羽客， 穷幽极远以行怪；士人京宦之贫而无事者，投刺四方以射财”， 以表明他自己的出游，是为了“以写我忧”。然而我的每次出游，大抵连孙文定公那样清高的目的都没有的，一大半完全是偶然的结果。因而写下来的游记，也乱七八糟， 并无系统。

近年来，四海升平，交通大便，像我这样的一垛粪土之墙，也居然成了一个做做游记的专家——最近的京沪杭各新闻纸上， 曾有过游记作家这一个名词，——于是乎去年秋天，就有了浙东之行，今年春天，又有了浙西安徽之役。然而黄山绝顶， 一度也不曾登；雁荡天台， 梦里也未曾到；况且此外， 还有昆仑五岳， 万国九洲， 算将起来， 区区的游迹， 只好说是从卧房到了厨下， 或从门房到了大厅的一点点路，说游真正还说不上。不过室内旅行，也可作记， 少文晚岁，欲卧而游；那么，我的游记， 自然也不妨收集起来，作一次对徐霞客的东施之效。更何况印行权——并非版权——一行出卖， 还有几百块钱的黄白物好收呢！

将稿子收集好了以后，就想造出一个好听一点的书名来， 以骗读者；叫作《达夫游记》哩，似乎太僭，叫作《山水游踪》哩，又似乎太雅；考虑了几天，更换了几次，最后我才决定了一个既不僭， 又不雅，但也不俗的名字， 叫作《屐痕处处》。

末后的一篇《黄山札要》，是这一次想去黄山时的夹带， 然而带而不用，弃之可惜，所以一并收入了；附录的一篇黄秋宜的《黄山纪游》全文， 只好算是大夹带之中的小夹带而已。

1934年5月达夫记

(《屐痕处处》，上海现代书局1934年版)

赏析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大家，郁达夫的散文是独树一帜的，而其中的游记创作则更能显示其独到的美学特色和艺术追求。古人云：“智者乐山，仁者乐水”，这句话虽然主要说明欣赏习惯因人而异，而同时又昭示出山水之乐的追求一直是历来大多数游记类文章的主题。结合这篇序言，重读整部《屐痕处处》文集，我们就会发现，郁达夫之所乐似乎并不在乎山水之间，而在乎于一种随意自然，一种心境的恬境超远。

读其文可以观其人，我们除可以从这篇序言中获知这部《屐痕处处》集的某些成因之外，更能感知一种洋溢于其间的强烈的人格力量。游山玩水对于身体强健，有闲而又有钱的人自然是件极其快乐的事情，他们游山玩水的先定目标就是乐，而他们寻乐的先决条件却是有闲或是有钱，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钱闲兼具的。可以试想，一个拾煤渣度日的老太太决不会专门凑集游玩的川资；为生计四处奔走，劳碌于生活之中的人很少会激发出玩山乐水的雅兴。作为一个思想敏锐的作家，郁达夫是钱闲并不兼备的，所以他的游记中找乐的成分也就大打了折扣。他每每总是带着一定的使命，一定的内心准备来进行山水之游和游记写作的，这就决定了郁达夫的游记创作中大多刻有深重的心灵印记，也即一种对于社会、人生和现实的感悟与体认。郁达夫的这篇序言写于1934年，《屐退处处》文集所收大多是写于30年代前后的散文。而30年代正是外侮内患交织的年代，整个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作为一个民族责任感很强的作家，他的散文不可能平静地记游，而是要不可避免地受其不平心境的影响，染上浓重的忧患色彩。

郁达夫是一个创作上自叙性很强的作家，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具有浓重的自叙传色彩。这篇序言连同整部《屐痕处处》文集也不例外。在揭示和旅游相关的话题的同时， 《序言》传达了作者对于人生的现实感受，表露着作者的真正追求所指。他的出游不具夏禹“乘四载，刊山通道以治水”的宏大目标；没有孔、孟“周游列国以行其道”的目的性；也不像司马迁“览四海名山大川”是为了“奇其文”。更不像“好大之君”是为了“荡心”， “山人羽客”是为了“行怪”，“士人京宦之贫而事者”是为了“投刺四方以射财”。而郁达夫的游记创作在注重主观表达的同时，注意在对于形而下的生活的关注中引发出更多的思考，在零拾碎拾的无系统写作中却融注了一种必然的人生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