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行

[宋]王安石

君不闻开元盛天子，纠合俊杰披奸猖；几年辛苦补四海，始得完好无疽疮。一朝寄托谁家子，威福颠倒谁复理。那知赤子遍愁毒，只见狂胡仓卒起。茫茫孤行西万里，逼仄归来竟忧死。子孙险不失故物，社稷陵夷从此始。由来犬羊着冠坐庙堂，安得四鄙无豺狼？
《开元行》为仿乐府旧题。王安石以借古喻今的咏史形式，通过开元、天宝年间，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概述，提出了改革弊政、清除奸邪、增强国力的政治主张，曲折而明晰地给北宋王朝指出了前车之鉴。
全诗以“君不闻”三字开端，并统贯全篇，引人注目，增强了“以史为鉴”的作用和力量。
前四句概述唐玄宗曾清奸图治，使国家一度再兴的史实。唐中宗在位时，被韦后阴谋杀害，朝政被韦后、韦巨源所把持。当时临淄王唐玄宗“纠合俊杰” (指刘幽求、钟绍京等),奋力打入宫庭，披除“奸猖” (即奸邪凶狂的人，指韦后、韦巨源等),称为盛德之王。登位(建年号开元)之后，效法唐太宗、武则天精励求治精神，改变弊政，擢用贤才，听取忠谏……几经辛苦经营，国家一度有了生机，出现了盛世景象。诗人正面地概括出这样的历史经验：盛天子用俊杰、除奸邪、苦经营，才能使海内富裕，国力充实，天下无祸乱。这里首先对历史经验作出正面总结，是为下边从反面总结历史教训作垫衬和对比的。
五——十二句：概述唐玄宗从开明转向昏愦，唐王朝从此走向衰亡的史实。
“一朝”二句：唐玄宗一经任用坏人，朝政腐败，罚赏颠倒。七四二年唐玄宗改“开元”为“天宝”,把自己虚构为天赐灵符， 自认为可以无忧无虑地统治下去。他高居无为，把朝政大事先后委于李林甫和杨国忠。此二人阴险毒辣，利用宰相职权，迫害有才能、有功劳、有威望及不顺从的人，弄得“威福”(“刑”与“奖”)颠倒，黑白混淆，怨恨四伏。而唐玄宗对此不予过问，沉溺于色乐之中，哪里还有原来“盛天子”的样子？诗中“谁家子”、“谁复理”的两个“谁”字，既含蓄又明白，是不点名的点名。
“那知”二句：哪里知道老百姓普遍遭受的痛苦和毒害，拥有很大兵权的胡人安禄山突然起兵打进来。赤子：原指初生婴儿，这里指民众。过去封建统治者自称“为民父母”,把民众比喻为赤子。 “那知……”,以沉重责备的口气，指责唐玄宗对民间疾苦漠不关心，全然不知。在不知“赤子遍愁毒”之时，“狂胡仓卒起”,安禄山举兵叛乱了，“仓卒”即“仓猝”,以示兵乱发生之快。狂胡：指胡人安禄山。此人外似忠厚，内包祸心，被任为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拥有强大兵权，于七五五年发兵反叛。这场叛乱给唐王朝造成了致命创伤，使唐王朝由此一蹶不振。这就说明：朝政腐败混乱，必然带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不堪设想的恶果：一方面，民不聊生，怨声载道，阶级矛盾加剧；另一方面，藩镇割据势力日益强大，严重削弱和威胁中央政权。这两句诗分别用“那知”、“只见”,以鲜明对比和讽刺的笔调，从不同的两个方面对唐玄宗的昏愦作了有力的揭露和斥责。
“茫茫”二句；安禄山于七五六年攻占长安，唐玄宗狼狈西逃四川，后来几经艰难曲折回到长安，忧郁而死。 “孤行”,言其孤单西逃的悲郁心情。途中马嵬驿兵阻，被迫杀了亲信杨国忠，缢死了宠爱的杨贵妃，其心情是郁郁不乐的。“茫茫”、“万里”,极言其西逃途中，仓惶失措，一逃几千里的狼狈凄惨的情景。“逼仄(ze)归来” (逼仄：狭窄，引申为艰难)概述几经艰难，平定了“安史之乱”,回到了长安。但是诗句的重点在“竟忧死”,最终是忧郁而死，意在说明昏愦者的可悲下场。
“子孙”二句：玄宗的子孙历尽艰险才保住了唐朝政权，但国家已从此走向衰微(故物：旧物，这里指唐代的江山。陵夷：由盛到衰)。这两句具有转折意思，重在其中后一句。诗人直言不讳地指出：安史之乱虽然平息，唐代江山亦存，但是“社稷陵夷从此始”。“安史之乱”成了唐代由盛到衰的分界点，成了唐代无可挽救的致命伤。可见朝政腐败，导致国家祸乱；祸乱导致国家走向衰亡。诗人对此的揭示是多么深刻而明白！
诗人通过“安史之乱”这一典型的历史事件，深刻地揭示唐玄宗昏愦给唐代所造成的重大挫折和沉重的打击。这是从反面对历史经验所进行的概括和总结，也是下笔的侧重面。
末尾两句：从来衣冠犬羊坐居庙堂，怎能使四方边境没有豺狼？以“犬羊着冠” (即衣冠禽兽)比喻“奸邪”;以“坐庙堂”喻指管理国家政事；以“豺狼”喻指叛乱者。诗句中“犬羊”与“豺狼”相对照，妙趣横生，极有讽刺力！容忍“着冠”的犬羊坐居庙堂，岂能不招致边境的豺狼？以“由来”
概括历史，以“安得”反问作结束，使结论具有无可反驳的力量。诗末这两句，是在前边正反两方面，特别是反面具体概述的基础上，对玄宗后期历史的精辟结论，也是对北宋王朝有力的斥责。全诗“借古喻今”的主旨，全集中于此。当时北宋政权受着辽、夏的严重威胁，屡遭辽、夏的侵犯，而北宋王朝一再屈辱求和，苟且偷安，每年向侵犯者交纳大量银帛，并把这一沉重负担转嫁于民众，造成危机四伏。为什么造成这种局面，如何改变这种局面？诗人提出应该接受历史教训，坚决消除奸邪，改革弊政；否则将蹈唐代衰亡的覆辙。
王安石处在北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情况下，以咏史的形式，提出革除弊政的真知灼见，是非常可贵的。唐玄宗后期历史，在不少诗人的诗篇里都有反映，如唐代诗人元稹《行宫》诗：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但把玄宗之事提炼而为史鉴，就要首推王安石这首《开元行》了。这首诗， “述”与“议”相结合，富有高度概括力；正面着笔与反面着笔相结合，以“反面”为主，在“水到渠成”时，入神入化地作结论，笔式富于变化，格调激昂，耿谏之情全然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