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三二九”之役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时，孙中山正在美国。1910年2月，他在旧金山发表演说，认为满清政府已成“破屋漏舟”,号召人们克服畏难心理，“速立志以实行革命”^[1]。同年3月，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孙中山于洛杉矶长堤城和美国人荷马李(Homer Lea)、布斯(C.B.Boothe)进行会谈，委托布斯为海外财务代办，企图通过他向美东财团接洽，拟借款三百五十万美元。与此同时，他连续函电黄兴，提议在广东再次筹备起义。5月13日，黄兴复函孙中山，主张“俟大款得手，先刺杀李准一人”,然后发动军队，占领广州^[2]。
同月末，孙中山离开檀香山，准备东返，就近领导国内起义。6月10日，行经日本时，曾秘密潜往东京，会见黄兴、赵声和各省在东京的部分革命党人，告以和荷马李、布斯商谈的结果。孙中山认为时机未熟，建议暂缓举行全面起义，推迟到本年冬天。孙中山此次到日本，一上岸就被警察发现，随后，清政府驻日公使又提出交涉，日本政府只允许孙中山作短暂停留。24日，孙中山离开东京经香港前往南洋。
抵达南洋后，孙中山多次致函荷马李和布斯，声言在广州的革命力量比以往更为壮大，决定首先攻取该地。他要求布斯先垫付五万美元，并说：“我们全部的希望均集中于美国计划。”但是，布斯迟迟没有回音。于是孙中山不得不致函南洋各地党人，说明“机局大有可为”,“不可不乘时图大举”^[3]。他要求各地党人募集十万元作为经费。
11月13日，孙中山在槟榔屿(庇能)召开秘密会议，黄兴、赵声、胡汉民以及槟榔屿、怡保、芙蓉和国内东南各省代表出席。会前，黄兴主动致电光复会的李燮和、王文庆、陈方度等人，建议“捐除意见，同任艰巨”^[4],伸出了合作之手。在槟港的光复会员们也逐渐感到了分裂的危害，因此，接受邀请，推李燮和参加会议。长期矛盾的两会关系出现了转机。
由于多次起义的失败，革命党人中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气氛。槟榔屿会议还没有正式召开的时候，孙中山即以自己的经历鼓舞他们，说明失败不足馁，国内革命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他并且表示，“如果众志不衰，则财用一层，吾当力任设法”^[5]。会上，孙中山又继续为大家鼓劲，必须“为破釜沉舟之谋”,“举全力以经营”^[6]。会议决定在广州起义，以新军为主干，同时联络防营和会党。先定款项十万元，即席捐得八千元。由于广州新军当时有械无弹，会议又决定选择青年革命志士五百人为选锋(后增加至八百人),先于城内发难，然后打开城门迎接新军。会议设想占领广州后，以黄兴统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统一军出江西，趋南京；会师长江。
会后，孙中山派赵声往香港联络广州新军；派黄兴、胡汉民、邓泽如等分赴南洋各埠募款。由于孙中山被各地殖民当局禁止入境，他自己只能在槟榔屿活动。12月，南洋英殖民当局又以“恐于地方治安有碍”为名限令他出境，孙中山便于当月6日离开槟榔屿。1月19日，孙中山抵达美国。在他的影响下，各地华侨积极认捐，维多利、都朗度、满地可各致公堂甚至将楼房向银行抵押，借款相助。
按槟榔屿会议计划，南洋英属、荷属殖民地各募捐五万元，暹罗、安南三万元。但英属殖民地方面，进展缓慢，华侨巨商大都表现吝啬。经过黄兴、邓泽如等多方奔走，首先得到了华侨工人、店伙、小商人的积极支持，随即出现了踊跃认捐的局面。郑螺生并向黄兴保证，旧历年前一定如数汇到香港，决不愆期。
其后，南洋荷属殖民地捐得三万二千五百五十元，英属殖民地捐得四万七千六百六十三元，美洲捐得七万七千余元。以美洲成绩最好。
1911年1月18日，黄兴抵达香港。月底，成立统筹部，统揽一切计划，黄兴被举为部长，赵声为副，下设：
调度处，运动新旧军界，以姚雨平为长。
储备课，购买和运送枪械，以胡毅生为长。
交通课，联络江、浙、皖、鄂、湘、桂、闽、滇各省，以赵声为长。
秘书课，掌管文件，以胡汉民为长。
编辑课，草定制度，以陈炯明为长。
出纳课，掌管财政收支，以李海云为长。
总务课，司理一切杂务，以洪承点为长。
调查课，调查敌方情形，以罗织扬为长。
统筹部设于跑马地三十五号，另于百花街设实行部，专门制造起义时所用炸弹，并准备暗杀用具，由方声洞等负责。
2月4日，谭人凤应黄兴邀至香港。他认为两湖地处中枢，得之可以震动全国，控制清廷，提醒黄兴注意两湖。次日，谭人凤带着黄兴拨付的两千元乘轮北行，由上海而武昌，而长沙，一路联系宋教仁、郑赞丞、居正、孙武等，要求各地届时响应。黄兴又通过方君瑛等联络了在广西的同盟会员方声涛等人。李燮和、陈方度、胡国梁、柳聘农等光复会员也陆续到港，向统筹部报到。
总机关成立后，各课分别派人进入广州，设立秘密据点三十八处。4月3日，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量大体联络就绪，统筹部开发难会议于总机关部。议决以4月13日为期，分十路进攻，赵声为总司令，黄兴为副。选锋之外，加设放火委员，入旗界要地，预备临时放火，扰乱清军军心。
同日，发生温生才刺杀孚琦事件；吴镜自香港运炸弹至广州时，又不幸被捕。清吏因之加强了警戒，侦探四出，防范严密。同时，在日本启运的一批枪械，又被周来苏惊惶失措地丢在海里。因此，不得不改变起义计划。
这以后，广州街头有时出现一些喜庆花轿和搬运嫁妆、礼品的人们；有时又出现一些抬着沉重头发包和颜料罐头的“苦力”行列；革命党人的枪械就密藏在里边，以各种巧妙的办法从香港运到广州，又分散到各个机关。
23日，黄兴离港赴广州。行前，分别写信给邓泽如和李源水，向捐款的爱国侨胞们报告：“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两书均盖用“铲除世界一切障碍之使者”及“灭此朝食”二印^[7],表现了坚强的决心。
到广州后，黄兴住小东营五号机关部。其时，广州同志原已决定于26日(三月二十八日)举义。因日本、安南方面的枪械稍迟方能运到，而准备响应起义的新军第二标又有5月3日(四月初五)即将退伍的消息，这就使起义陷于既不能速发，又不能拖延的困难境地。黄兴等公议延缓一日，订于4月27日(三月二十九日)起义。
由于在南洋筹款时早已走漏了风声，清政府电令粤吏严防。25日，张鸣岐、李准调巡防营二营入城，以其中三哨驻守观音山高地。这一突然发生的情况使胡毅生、陈炯明产生疑惧，提议改期。赵声在广州的代表宋玉琳也赞同他们的意见。姚雨平反对改期，但要求发枪五百枝以上。黄兴见各部如此，非常痛心，认为改期无异解散，决心个人去死拼李准，以此答谢海外捐款侨胞。他命令各部迅速解散退港，以避搜捕；同时保存已到枪支，以便后来举事。喻培伦、林文反对黄兴这些应变主张，他们认为清方巡警局的命令已下，即将按户搜索，不但不能缓期，而且必须速发，方可自救。喻培伦尤为激烈，主张非干不可，即使一个人也干。他曾因试制炸药损伤一臂，激愤地说：“你们四体俱全，难道还不如我这残废人吗？”^[8]在喻、林二人激励下，黄兴决定集合三四十人冒险攻击督署。
临战的日子近了，不少革命党人怀着必死的决心写下了遗书。林觉民在到广州前曾回家一行，本拟将有关情况告诉妻子，但因妻子已有身孕，怕她悲伤，终于没有启口。他在写给妻子的绝笔书中说：“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9]方声洞是个极其热情的革命者，他和他的哥哥方声涛以及一姊两嫂都是同盟会员，又亲自介绍妻子入会。到广州前，他在日本预先写好十几封家信，嘱咐妻子在他走后陆续填上日期，寄发回家，以免双亲悬念。25日，他写了给父亲的绝笔书。书中说：“此为儿最后亲笔之禀，此禀果到家，则儿已不在人世者久矣。”“但望大人以国事为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他在信中阐述了自己的爱国思想：“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儿刻已念有六岁矣，对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只以国家不能保，则身家亦不能保，即为身家计，亦不能不于死中求生也。儿今日极力驱满，尽国家之责任者，亦即所以保卫身家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10]这些信件，对亲属、家人娓娓而谈，发自肺腑，从至情中表现了革命党人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而勇于捐躯的崇高精神，不仅流传一时，也将流传后世，成为中华民族的珍贵精神财富。
4月26日，李准自顺德调心腹吴宗禹所统巡防营三营进城。但其中有哨官温带雄等热心革命。陈炯明因而又改变了主意，他和姚雨平一起向黄兴陈述：李准新调三营内多革命同志，起义有成功把握。随后，黄兴等于小东营集议。林文称：“余辈求杀敌耳，革命党之血，可以灌溉于无穷，事之成败无足深计。”^[11]黄兴也表示：“展期则须避出，重入险地，乃至不易，谋之期年，全党属望，迁延退却，实无以对天下人。”^[12]他觉得既有这三营反正，外有新军，内有巡警教练所学生二百余人，起义可以成功。于是，决定按期进行。下午，黄兴电告赵声：“母病稍痊，须购通草来”,要香港同志赶来起义。
当夜，研究了进行方法。由于情况变化，黄兴将原订七路进攻的计划改为四路：黄兴率部由小东营进攻督署；姚雨平率部攻小北门，占飞来庙，接应巡防营和新军入城；陈炯明率八十人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以二十余人守大南门。预订27日下午五时半同时发动。
夜十时，香港方面接获黄兴密电。因三百余人不能于早班船同时赶到，发电要求推迟一天。陈炯明据此通知胡毅生，声称已经改期，但黄兴因部署已定，决定不再更改。
次日，小东营五号布置得好像办喜事的样子，广西、广东、湖南、四川以及华侨各部分同志打扮成贺喜的客人，陆续到来^[13]。下午四时，黄兴聚众演说。大意谓：鸦片战争以来，满洲政府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欺压老百姓，弄得中国暗无天日。如果不将这个腐败的政府推翻，亡国之祸即在目前。他认为，革命一定会成功，革命一成功，就要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人人有田种，就不再受外国人欺负和满清政府的压迫，大家都可自由幸福地生活了^[14]。在黄兴演说的激励下，群情鼓舞。当即发放枪械。正发放间，朱执信赶到，立即剪掉长衫下截加入。随后，谭人凤也自香港赶到，传达香港党人的意见，要求延缓一日。黄兴急得顿脚道：“老先生，毋乱我军心，我不拿人，人将拿我矣！”谭人凤要求加入作战，因他年已半百，华发满头，被黄兴所阻。
五时三十分，黄兴等乘坐肩舆，余人打扮成侍从^[15],臂缠白巾为记，直扑督署。见到卫队，就说：“我辈为中国人吐气，汝等亦中国人，若赞成，请举手！”卫队不应，于是枪弹大发，黄兴手持两枪，连续射击。司号者吹起螺号。在螺号声中，数十人大噪而进。当即击毙卫队管带金振邦，冲入二门，和卫队互相对射。南洋机器工人杜凤书、黄鹤鸣等六人牺牲。不久，卫队弃枪请降。黄兴等冲入内进，分头搜索。与此同时，喻培伦等也从督署后门炸墙而入。
当黄兴等发起攻击之际，张鸣岐正在署中与司、道各员计议。听到警报后，匆忙穿后壁，转入李准的水师行台。黄兴等找不到张鸣岐，便放火出署。迎头碰上李准的亲兵大队。林文听说李部内有同志，便突前高呼：“我等皆汉人，当同心戮力，共除异族，恢复汉疆。不用打！不用打！”话未讲完，一弹中脑，立刻倒地牺牲。刘元栋、林尹民等五人也相继中弹。黄兴被打断右手中食二指第一节，便以断指继续射击。随后，黄兴将所部分为三路：川、闽及南洋党人往攻督练公所；徐维扬率花县党人四十人攻小北门；黄兴自率方声洞、朱执信等出大南门，接应防营。
攻督练公所的一路途遇防勇，绕路攻龙王庙。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的一筐炸弹，奋勇当先，所向披靡，一直战到弹尽被捕。
往小北门的一路也很快就遭遇清军。徐维扬急将所部分为两队迎敌。一队由徐满凌率领，且战且走，和攻督署退下的李德山等相遇。最后退入源盛米店，以米袋作垒，顽强作战一日夜，击毙清军多名。张鸣岐无法，下令放火烧街。一时熊熊大火升起，徐满凌等跳墙突围。李德山以枪刀连杀数敌，不幸胸部中弹。他负伤力战，后与徐满凌等一起被捕。其他人由于被火网封住，大部牺牲。另一队徐维扬自率，在司后街与清军奋战。敌退保水师行台，徐维扬等绕路环攻。眼看即将胜利，敌部援军开到，不得已突围退却。其后，与李文甫等相遇。计划会攻飞来庙，夺取弹库，没有成功。徐维扬越山至三元里，后在高唐火车站被捕。
黄兴所率一路行至双门底后，与温带雄所率计划进攻水师行台的巡防营相遇。为入城行动方便，温部当时没有缠白巾做记号。方声洞见无记号，又举械相向，便首发一枪，温带雄应声倒下。对方立即发枪丛射，方声洞牺牲。黄兴且战且前，用肩撞开一家洋货店的门板，从门隙内出双枪，左右射击，中七八人，防营退去。在混乱中，黄兴周围的人也都冲散。靠了店中伙计的帮助，黄兴易服改装，走出大南门，进入女同志徐宗汉所在的河南机关。第二天早晨，指血不断，派人出去购买止血药，路上遇到赵声，急忙引到徐处。黄、赵二人相见，抱头大哭，黄兴要渡河去与清吏拼命，被赵、徐等力劝而止。当夜，赵声发病，由人护送返港。4月30日，黄兴也在徐宗汉陪伴下易服返港。
起义前夕，曾通知惠州及附省各路会党于4月28日响应。届期，顺德会党数百人竖旗起事，夺占乐从团练分局。4月30日，攻入佛山。次日，李准率军进逼，会党不敌，退散。
这次起义，除黄兴一部及顺德会党按计划发难外，其他各部均未行动。新军子弹被收，没有作战能力；胡毅生、陈炯明事前逃出了广州城；姚雨平因胡毅生刁难，未能及时领到枪械，起义爆发后藏匿未出；赵声、宋教仁、胡汉民、吴永珊等乘轮赶到广州时，起义已经失败。
起义失败后，清吏大肆搜索。李准并照会各国领事，以所部水师巡警搜检港澳各轮。同时，下令捉拿无辫者。沿江一带，行人有穿西装或无辫者，即遭逮捕。在审讯和被害过程中，革命党人大义凛然，表现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
林觉民：被捕后，张鸣岐、李准亲自审讯。林坐地侃侃而谈，纵论世界大势，劝清吏洗心革面，献身为国。为了套取口供，张、李命人去掉他的镣铐，延坐堂上，送上笔墨。林提笔就写。写毕，又在堂上捶胸顿足地演说。在被囚系的数日中，一勺水也不喝。就义时，举动自如，神色不变。
陈可钧：审讯时，清吏问他，你是白面书生，何苦为逆自残？陈愤然叱责说：“尔以此举为壮士辱耶！事之不成，天也。然以唤醒同胞，继志而起，愿足矣。尔等利禄薰心，血液已冷，乌能知此！”
李雁南：就义时，自赴营内空地，对警兵说：“请弹从口下！”张口饮弹而死。
喻培伦：审讯时，自称为王光明。四川话的意思是“无是公”。他对问官说：“学术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
陈更新：清吏对他说：“子年尚少，何故倡乱，自贻伊戚！”陈厉声说：“同胞梦梦，起义所以醒之也，奚谓倡乱！杀身成仁，古有明训，尔曹鼠耳，奚知大义！”
程良：审讯时，李准诱他招供。程骂道：“余与满奴，无可言者。”问他事情不答。问他姓氏里居，也不答。
总计此次起义，被捕后就义者二十九人。其他战死者无法知道确数。检收遗骸，得七十二具，由党人潘达微营葬于白云山麓。因其地原名红花岗，潘为之易名黄花岗，所以后来人们把这次起义称为黄花岗之役。又因为起义那天是夏历三月二十九日，所以也叫“三二九”之役。民国建立后，孙中山为七十二烈士墓亲题“浩气长存”四字，镌于石上。黄兴也写了一副挽联道：“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四百兆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对烈士们表示无限的敬仰和深切的怀念。
七十二烈士是：喻培伦、林文、宋玉琳、方声洞、饶国樑、林觉民、李文甫、林尹民、陈文褒、李德山、陈与燊、罗仲霍、庞雄、陈可钧、饶辅廷、陈更新、冯超骧、李雁南、刘元栋、刘六符、李炳辉、李文楷、李晚、郭继枚、余东雄、黄鹤鸣、杜凤书、徐培添、徐进炲、徐广滔、徐临端、徐礼明、曾日全、江继复、徐熠成、徐日培、徐容九、徐满凌、徐茂燎、徐佩旒、徐廉辉、徐松根、徐保生、徐昭良、徐应安、韦统铃，韦统淮、韦树模、韦荣初、林盛初、秦炳、周华、陈春、马侣、劳培、游寿、石德宽、程良、林修明、周增、罗坤、陈潮、黄忠炳、王灿登、卓秋元、胡应升、魏金龙、陈清畴、陈发炎、罗乃琳、林西惠、张学龄。
其后，经陆续调查，发现牺牲于此役的尚有：徐国泰、华金元、阮德三、陈甫仁、严确廷、韦云卿、罗进、罗干、罗联、罗遇坤、张潮、陈才、陈福、李祖恩等十四人。
赵声回港后，感愤丛集，病势日益加重，经常狂歌大呼。一日，胡汉民招饮。食后，忽然腹中剧痛。赵怀疑中毒，延医诊治后知为盲肠炎，但他急于远行，不愿割治。拖延了一段时候，炎症加剧。再开刀时，流血过多，在同志的痛哭声中张目说：“吾负死难诸友矣，雪耻唯君等。”于5月18日逝世。
赵声先参加光复会，后又在南京参加同盟会，是在两会群众中都有威望的革命家。赵死后，陶成章仍疑为毒毙，加深了对同盟会的猜忌。本已出现转机的两会关系，又笼罩上重重的阴云。
自1895年兴中会的广州起义起，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已经进行了十七年的武装斗争。他们屡仆屡起，历经多次失败而志不衰，屡受攻击、责难而信心不摇，一直坚持以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的正确道路，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一个突出的优点。但是，这些起义也一次比一次更清楚地暴露了它的弱点，这就是脱离群众的单纯军事观点和冒险主义。
还在从事武装起义活动的初期，孙中山就曾说过：“盖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已。”他并正确地指出：“万端仍以聚人为第一着。”^[16]但是，在实际上，他把筹饷、筹械放到了第一位。认为有了钱，有了枪，就可以稳操胜算。而且，他长期居留国外，钱，依靠向华侨募捐；枪，依靠向帝国主义国家购买。这样，起义地点只能选择在边境或近海一带。广州地区的起义虽屡遭失败而仍然不肯作战略改变，其原因即在此。
二十世纪初年，各地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继续发展，其中资产阶级的收回利权运动更是方兴未艾。但是，很可惜，这些斗争大都未能引起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充分注意。他们一心一意地抓起义，不懂得军事斗争要和政治斗争特别是群众斗争结合的道理；更不懂得要去发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他们从依靠会党转而依靠新军，又从依靠新军转而依靠少数“选锋”,脱离群众的倾向不是克服了，而是发展了。这样，他们虽然勇敢地到处点起了革命之火，却不能和广大群众的斗争之火连成一片燎原的烈焰。
“三二九”之役对同盟会说来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如孙中山所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但它激发了各地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17]。清政府虽然还能镇压局部起义，但在全国性的革命高潮面前，它就技穷力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