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声

姬文著，初刊于《绣像小说》,陆续刊出25回，称“实业小说”。光绪三十四年(1908) 出版单行本，共36回，分上下两编，商务印书馆印行。1958年上海文化出版社点校出版。

这部小说写晚清上海工商界情状。先叙浙江宁波府鄞县人华兴，家道素封，在上海经商为业，有志“要和洋商争胜负”,终于被洋商斗败，九十多万资本亏折无几。豪商败落，回乡过年时感慨万端： “要和洋商斗胜负”,这是自己破产的 “病根”。小说开篇写民族资本家华兴破产的原因，这可以说是全书的 “引子”。
接叙棉纺厂领班钱伯廉做投机生意获利，与华发铁厂老板范慕蠡、申张洋行买办周仲和等合股收购蚕茧。由于洋商洋货入侵，丝价行情被洋商操纵，且又嫖妓误事，濒于破产。此时扬州大豪商李伯正，盐商之子，资本雄厚，“诚心合外国人做对”,到上海自开茧行，高价收购蚕茧，力图扭转洋商在中国压低茧价、再向中国倾销丝绸的局面，决心“替中国小商家吐气”。李伯正还买进西洋织机，筹建织绸南、北二厂。又有归国留学生刘浩三，自制织布机，经人向湖广总督樊云泉推荐，但这个官商不予支持，大失所望，只得从汉口到上海找李伯正等人。李伯正请刘浩三工程师改建织绸厂，并先后正式开工。鉴于中国工厂的工艺落后，难与洋货竞争，刘浩三等人筹办工艺学堂，进行实业教育，造就技工；开办“尚工学堂”,学生边做工、边学艺。又办劝业工所，销售尚工学堂的产品。为了“和欧美人抵敌”,范慕蠡等人发起组织“负贩团”,订立章程，联合厂、商两界，商界“生货”专供厂家，工厂产品供商界销售，振兴商业，阻止银钱“流入外洋”。广东、上海的茶商因茶叶出口锐减，要挽回利权，实行园户、商家联合，成立公司，使园户购买机器，采用科学方法焙制茶叶。李伯正不惜倾家荡产创办实业，又开设玻璃厂、造纸厂、制糖公司等，提倡国货，“杜塞漏卮”。这是全书的主干，也是作者的命意所在。可是小说最后一回，作者所企盼的中国工、商两界联合，使“外国来货，几至滞销”的梦想终成泡影，更没有使“做书人也略慰素心”。书中许多厂商，或经营失败，或破产倒闭，或亏损严重，最终都败在洋商手里。全书主要描写蚕丝、茶叶、纺织、房地产等方面的厂商，有志于抵制洋商、洋货的中国 “真商”无不倾家荡产，一事无成；“没志气”的投机者、奸商、滑头掮客，以及中饱私囊的工厂管理人员，则大发横财，挥金如土。书中描写了一些中国 “真商”如何设计与洋商抗衡的改革方略，与西方强国进行 “商战”,但是，这些 “真商” 的宏愿没有一个能得以实现。
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多侧面地揭示了民族工商业萧条的原因。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洋商贱价收购中国原料，制成产品再向中国倾销，这是最基本的原因。同时，作者还以敏锐的目光，扫瞄了十里洋场的民族工商界和上至清廷、下至地方官吏情状，指出了影响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不仅是洋商、洋货。小说的背景在十九世纪末、本世纪初，正是清廷口称实行“新政”、大兴官办工业之时。清政府压制商办工业，官办工业也随着“新政”的失败而收效甚微，作者通过湖广总督樊云泉口称重视工业、实则 “置之脑后”的丑恶表现，作了极为深刻的揭露。同时，“腐败官场”的官僚昏庸无知，以卖官鬻爵、聚敛钱财为能事，使民族工商业者动辄掣肘。洋行买办以其熟悉华、洋两边的有利条件，坑骗民族资本家，从中渔利。如春帆在苏州筹办水、电二厂，经奔走已有眉目，而“承办札子”竟被洋商抢先夺走。作者还用较多的篇幅，叙描中国工商界“没志气”,奸商作祟，工商业主之间勾心斗角，更有打着“振兴工商业”的幌子巧取豪夺，得手后挥霍无度，狂嫖滥赌，忽而暴富，忽而破产。如胡文生以 “止咳” 伪药骗人钱财，汪步青、黄赞臣之类“滑头掮客”敲诈厂商； 有英人莫尼斯这类“上等流氓”勾结买办，签订假合同，骗取巨款； 有外国洋行通过买办与官场勾结，倒卖军火；有专一贿赂朝廷大员的高级骗子，出售“假官照”,操纵诉讼。此外，工厂经营不善，管理人员贪贿偷盗，进货以贱报贵，甚至席卷工厂资金逃往国外。工厂技工奇缺，工艺落后，产品滞销，难与洋货竞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作者再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十里洋场的社会环境，在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机巧变诈可致暴富，经营工商业的“真商”却破产折本，揭示出清政府所谓“新政”的失败，“振兴工商业”、“堵塞漏卮”也是一句空话。所以，作者在小说开头的 《贺新凉》词下片中写道：

饮羊饰彘徒能鬼，又何堪欧商美贾，联镳方轨？土地英华销不尽，岁岁菁茅包匦。有外族持筹为宰，榷税征缗成底事？化金缯十道输如水。问肉食，能无愧？

这首词可以看作全书的 “纲”。《市声》为振兴民族工商业大声疾呼，痛斥官商和买办，反对洋商、洋货，揭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揭示出阻碍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主客观原因，主题是积极而有一定深度的。阿英在《晚清小说史》 中说： “历来写商人的小说是很少见的。在晚清，只有姬文的一部《市声》。”比起那些以描写工商业资本家为名、实为描写妓院生活的晚清小说来，《市声》可说是吉光片羽了。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作者有意识地采用对比写法，真可谓时时对比、处处对比。正因为此，全书头绪较多，作为贯穿第六回至三十六回的主干——李伯正创办一系列实业的失败经过，也是若断若续，中间穿插了与此无关的人物和情节。如归国留学生、工程师刘浩三能制造织机，找到湖广总督樊云泉，樊不仅置之不理，反说他是“无业游民”。刘浩三只得卖掉祖传老屋，到上海找李伯正。其间即插入淘粪工阿大利，被洋人委以“粪头”,开了粪厂，暴富后捐得同知衔侯选知县；花儿匠王香大，开设花厂，鲜花专供洋人，也捐得三品衔侯选道，官服灿然。一字不识的 “屎老爷”、“香老爷”夸富、比富，还捐官摆阔，相比之下，提倡实业的机器工程师不但受到官府的奚落嘲弄，而且生活困顿流离，可悲可叹。有的人物的前后经历又自成对比，如钱伯廉原为工厂小小的领班，以投机诈骗起家，成为暴发户，却以经营茧、茶亏折。这些对比揭示了十里洋场的情状：投机诈骗可发大财，立志振兴工商业则倾家荡产；“龟奴贼庇”可捐官荣耀，高级技术人材反成“无业游民”。更有意味的是，作者写湖广总督逢人必称 “注重制造”,而“提倡实业偏属乡愚”,自造割稻车、春米机的倒是农民余知化，这就是绝大的讽刺。再如广西常备军营务处小官陆襄生到上海采办军装，与洋行买办勾结，收受巨额回扣，军装价格奇贵，反受上司赏识； 二品衔、直隶侯补道鲁仲鱼同样到上海采办军装，“一片至诚”,想尽量节约军费，反被贪官侵吞官银五万余两，弄得走上绝路。这些对比，既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现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工商界内部情状，又深化了全书的主题。如工程师刘浩三在外国学习机器制造多年，学成回国后，先到北京找出路，“当道名公”不予置理； 听说湖广总督樊云泉“讲究制造”,又到汉口，将所著《汽机述略》一书呈上，并向樊总督的幕僚述说宏愿。小说写他在总督衙门碰壁之后，借了路费回到家乡的情形：

这天浩三回家，他妻子几乎不认得他了。浩三却还认得妻子，说明来历，自然夫妻总有感情。他妻杨氏见丈夫身上穿的那件茧丝绸的棉袍子，倒有了三五个补钉，知道他不得意，便道： “你出去的时节，我怎么劝过你来？你只不听，要去学会本事。如今呢，你本事学成没有？” 浩三道： “本事是学成了，只少几个知己的贵人扶助。” 杨氏道：“哟！ 有了本事，原也要贵人扶助的么？你忘记了从前的话，不是说不肯求人，自己要有本事吃饭吗？” 浩三道： “我千辛万苦，好容易到得家中，我们各事休提……”杨氏笑道：“我晓得你厌听我的话，七、八年不回家，自然该休息休息。咳！ 要不出洋，过过舒服日子，不更好么？” 浩三叹口气道： “中国人的意见都合你一般，所以没得振兴的日子。只图自己安逸，哪管世事艰难？弄到后来，不是同归于尽吗！”杨氏道：“你有多大本事，管得到世上的事？谁不是图自己安逸？你想半步衔的童伯伯，不是夏布庄上的伙计么？ 他趁着管帐先生糊涂，赚着一注钱，如今捐了什么从九品，到安徽去候补，听说分道到了芜湖，当什么洋务差使，一年倒有二、三千银子。他嫂子满头珠翠，身上穿的灰鼠皮袄，湖绉面子，我出门也没这样体面的衣服，她只把来家常穿着。童伯伯有什么本事？ 只不过夏布店里的伙计罢了，也会发财！ 前天来接家眷去，一只满江红的船，小火轮船拖着，挂着旗子，敲锣开船，好不威风！ 你呢？ 出门这几年，穿件破棉袍子回来，我只道你没本事。原来是已学成本事的，尚然如此，你要晓得中国人是不靠本事吃饭的吗？ 比不得外国人，你应该有些后悔了！”说得浩三气又不是，笑又不是，哭又无谓，只得长叹一声道： “我错了！ 我错了！人家的本事是在场面上的，我的本事是在肚子里的。他能赚东家的钱、能捐官、能巴结上司，就是他的本事；我这本事不同，却要实实在在的干去……没人用我，只好怨命，一文钱都赚不到的。带累了你受苦，罢了！ 罢了！ 好在家里还有几十亩田，料来够你一世吃着，你只算没有我这个丈夫，也要过日子哩！” 杨氏扑哧一声的笑了……

这段生动的描写，显然也是在对比映衬中表现刘浩三的遭遇。作者通过夏布店伙计与刘浩三的对比，相当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从结构上说，作者有意将李伯正兴办实业作为主线，罗列种种社会现状作对比，揭示出李伯正这个 “真商”失败的原因，但有些材料与“商战”缺乏联系 (如屎老爷、香老爷之事),显得枝蔓过多，结构松散，喧宾夺主。
全书人物众多，而钱伯廉、汪步青、李伯正等人物形象刻画得比较成功。李伯正是立志振兴民族工商业的 “豪商”,钱伯廉、汪步青则作为投机诈骗、损害厂商的管理人员、滑头掮客的典型。
钱伯廉原是一家棉纺厂总办的小舅子，由姐夫的关系当上了领班，在收购棉花时利用棉价涨落，从中渔利，使工厂受损巨万。他中饱私襄，即投机煤油买卖，坑害、排挤了合伙者。接着又合股收购蚕茧，因流连花酒，误了茧期，亏损严重。他又移用工厂棉花款三千金，终于被厂部查出他以贱报贵、移用公款等情，被驱逐出厂。钱伯廉走投无路之际，适值李伯正高价收购蚕茧，他见有机可乘，即以掮客身份收取九五回扣，“争得三万余家私”。他又与人合制 “止咳”伪药，得利后撕毁合同，并依靠洋人之力打赢官司，赚得五万，开了茶栈、茶叶店。孰料他的小舅子王小兴 (苏州席店小徒工) 到上海投靠他，当了管帐会计，豪赌嫖妓，投机倒帐，竟席卷全部资金逃往国外。象钱伯廉这样一个棉纺厂总办的小舅子，由侵吞工厂棉花收购款起家，在工商界翻斛斗的投机者，最后也败在他的小舅子，一个席店小徒工手里； 他因担任棉纺厂领班贪污盗窃发家，又因兴办实业，被管帐会计贪污盗窃而败家。这样的一个形象，确实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最后，钱伯廉穷得遭人白眼，找到李伯正，又故伎重演，排挤他人，当上了织造厂监工，尅扣工人工资。他得知李伯正改造织绸北厂厂房，包工五万两，他又到北厂钻营承包。小说叙钱伯廉至此，再无下文，但可以想见，李伯正的北厂连年折本，其中自然有钱伯廉的 “功劳” 了。
汪步青则是一个“专掮地皮生意” 的滑头掮客。当时上海地价飞涨，买卖地皮暴发者不乏其例，但象汪步青这样以“滑头”起家，确有一定的代表性。他的 “皮包公司”多时接不到生意，欠户日多，债台高筑。机会终于来了，李伯正要兴建织绸北厂，他用激将法，从中揽得地皮生意，然后狠狠敲诈，发了十五万一注大财。山东水灾，朝廷又开赈捐，他用七千金捐得二品衔道台的 “官照”,却又被人用一张“假官照”暗换了。原来“高级骗子”尚小棠等人专门勾结朝廷大员，假冒捐务委员出售 “假官照”,反而指控步青为 “奸商”,上告“新衙门” (帝国主义在上海设立的行政机关，即 “工部局”)。不料汪步青也贿赂朝廷大员，反告尚小棠“假冒讹诈”。双方都有大后台，由于“新衙门”操纵诉讼，汪步青终于胜诉。汪步青敲诈厂商，打赢官司，果然平步青云。他的成功秘诀只有两字： 滑头。小说写他悉心研读《滑头记》一书，终于成为上海滩上出名的“滑头掮客”。作者用了不少细节来刻画他的“滑头”伎俩，例如上海暴雨成灾，他开设的洋货铺被水淹没，被水浸过的湿货只得贱价抛售，此时范慕蠡来向他买地皮，他不仅抬高地价，还用湿货按原价相抵，使范吃了双重的大亏。汪步青这个工商界的蠹虫，以其“滑头”特征而跃然纸上。
李伯正则是一个为振兴民族工商业而决心“和欧洲强国商战”的资本家。他在第六回一出场，就显得雄心勃勃，深谋远虑。他见洋人操纵中国市场，低价收购蚕茧，织成丝绸再高价向中国倾销，就针锋相对：“特地放出价钱收买茧子，自己运了西洋机器来纺织……夺他们外洋进来的丝布买卖！”他把每担蚕茧按市价再加五两收购，声称：“我这吃本国人的亏，却叫本国人不吃外国人的亏，我就不算吃亏了。”应该说，李伯正是一个较具远见卓识的民族资本家，他说：“我们中国人……把这些生货贩出去，等他外国制造好了，再来取我们的重利，一年一年拖去，哪有活命？”他看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越来越严重，要“挽回利权”,必须兴办工厂，改“手工”为 “机器”,改进工艺，提高产品质量，夺取洋商在中国的市场。他还慧眼识才，当刘浩三工程师在湖广总督衙门碰壁、卖尽家产、生活陷于绝境之时，即聘用刘主持丝绸厂的技术工作，改造厂房。他还深知提倡国货的关键是提高产品质量，“做出好工艺”才能与洋商进行“商战”,于是设立专门机构，培训技工，自产自销。如果沿着这条主线写下去，李伯正的形象将更为丰满，《市声》也将成为晚清小说中更有价值的作品，按作者的文字工力也完全可以做到。可惜的是，作者将大量笔墨用在其他奸商和掮客的形形式式的坑、蒙、拐、骗，贪官污吏、洋行买办的巧取豪夺，以及打着“提倡国货”等美丽旗号的诈骗术。作者写这些方面，固然是为了对比、映衬李伯正的工厂连年折本、难以为继的，但两者缺乏有机联系，又写得过于铺张，这就削弱了李伯正这个形象的深度和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