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碣

尚书博陵公崔碣，任河南尹，惩奸剪暴，为天下吏师。先是，有估客王可久者，膏腴之室，岁鬻茗于江湖间，常获丰利而归。是年又笈贿适楚。始返楫于彭门。值庞勋作乱，阱于寇域，逾期不归。有妻美少，且无伯仲、息裔之属。妻常善价募人，访于贼境之四裔。竟无究其迹者。或曰：“已戕于盗，帑其货矣。”洛城有杨乾夫者，善卜称。妻晨持一缣，决疑于彼。杨生素熟其事，且利其财，思以计中之。乃为端著虔祝。六位既兆，则曰：“所忧岂非伉俪邪？是人绝气久矣。象见坟墓矣。遇劫杀，与身并矣。”妻号咷将去，即又勉之曰：“阳乌已晚，幸择良辰，清旭更问， 当为再祝。”妻诚信之。他日复往，布算宛得前卦，乃曰：“神也！异也！无复望也。”仍言号恸非所以成礼者。第择日举哀。绘佛饭僧，以资冥福。妻且悲且愧，以为诚言。无巨细事，一以托之。杨生主办，雅竭其志，则又谓曰：“妇人茕独而衷财贿，寇盗方炽，身之灾也，宜割爱以谋安适。”妻初不纳，夕则飞砾以惧之，昼则声寇以危之，次则役媒以饵之。妻多杨之义，遂许嫁焉。杨生既遂志，乃籍所有，雄据厚产。又逾月，皆货旧业，挈妻卜居乐渠之北。明年，徐州平，天下洗兵，招大憝就擒外，协从其间者，宥而不问，给篆为信，纵归田里。可久髡裸而返，瘠瘁疥秽，丐食于路。至则访其庐舍，已易主矣。曲讯妻室，不知其所。展转饥寒，循路哀叫。渐有人知者，因指其新居。见妻及杨肆目门首，欲为揖认，则诃杖诟辱，仅以身免。妻愕眙以异，复制于杨。可久不堪其冤，诉于公府。及法司按劾，杨生贿赂已行，取证于妻，遂诬其妄。时属尹正长厚，不能辨奸，以诬人之罪加之，痛绳其背，肩扶出疆。可久冤楚相萦，殆将溘尽。命丝未绝，洛尹改更，则衔血赍冤于新政，亦不能辨。前所鞫吏，得以肆其毒于簧言，且曰：“以狱讼旧政者，汉律在焉。”则又裂𦟘配邑之遐者。隶执重役，可久双眦流血，两目枯焉。时博陵公伊人，燕居备聆始卒。天启良便，再领三川，狱吏屏息，覆盆举矣。揽辔观风之三日，潜命就役所出可久以至。乃敕吏掩乾夫一家，兼索鞫吏，同梏其颈。且命可久暗籍家之服玩物，所存尚伙，而鞫吏贿赂丑迹昭焉。既捶其胁，复血其背，然后擢发折足，同瘗一坎。收录家产，手授可久，时离毕作冷，黳云复郁；断狱之日，阳轮洞开，通逵相庆，有出涕者，沉冤积愤大亨畅。于是曰：古之循吏，孰能拟诸。
本篇选自轶事小说集《阙史》。据高彦休在此书前自序云：“甲辰岁清和月编次”,可推知成书年代当在公元八八四年。它在《新唐书·艺文志》中作三卷，《四库全书总目》中作两卷。今本所存篇数虽与作者自序相合，但据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考证，认为本书并非完书，尚多缺佚，序中所言篇数当为后人追改。因作者撰书目的在于“补史之不足”,故取名《阙史》。
在《崔碣》这篇故事中，作者运用“秉笔直书”的史家笔法，着意揭露社会矛盾，鞭挞黑暗与邪恶，为百姓伸张正义，使所记之事不仅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且兼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可以《新唐书》对此案的记载相佐证。
故事记述富商王可久适楚地经商，恰逢战乱，逾期不归。乡里一时谣言纷攘，传他已被乱寇所杀。其妻请人遍访四裔，仍不知其下落，遂请神汉杨乾夫占卜“决疑”。狡诈的杨乾夫设下连环计，软硬兼施，诱使王妻确信其夫早已丧命，并改嫁于他。在侵夺可久妻及家产后，杨迁居乐渠之北。不料，可久大难不死，穷困潦倒返回乡里，经多方寻找，他探得其妻下落，上门寻访，竟遭杨乾夫诃杖诟辱。他忍无可忍，不顾杨生行贿，官尹昏庸，两次上诉公府，两次均遭败诉，被加酷刑，直到崔碣再任河南府尹，据实对此案重新审理后，可久的沉冤方得申雪。作者在文中歌颂了为民作主、锄恶扶弱的清官，深刻揭露了当时社会黑暗和官场风气的腐败，在艺术表现上也颇具特色。
作者在叙事中注意展示酿成这一冤案的社会原因，特别是善于以简约平实的笔触，工笔勾画出几位专一制造沉冤积愤的丑类嘴脸。其中“洛城神汉”杨乾夫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可久“阱于寇域，逾期不归”,其妻“善价募人，访于贼境之四裔，竟无究其迹者。或曰：‘已戕于盗，帑其货矣’”,因而心绪已乱，找上门让他“决疑”之际，他竟趁人之危，贪恋可久的家财和其妻的美色，“思以计中之”。他一面假惺惺为王可久的凶吉祝祷占卜，一面危言耸听，说已卜出可久“遇劫杀”,“人绝气久矣”。在王妻闻凶讯“号咷将去”时，为使骗局更具诱惑力，他又假意上前劝道：“或许是时辰不对，能再择良辰，于清早再行占卜，可得确切消息。”王妻“他日复往”,“布算宛得前卦”,至此对可久已死确信无疑。杨乾夫一步得手，更进一步，以人已死，“号恸非所以成礼”,只有“绘佛饭僧”,为死者超度，“以资冥福”才是正理来诱劝王妻。这种“攻心战”果然奏效，王妻“且悲且愧，以为诚言，无巨细事，一以托之。”杨乾夫见时机渐趋成熟，便以“寇盗方炽”,妇人守寡而多财，易招灾惹祸为由，迫其改嫁。看到王妻犹豫不决，杨又设圈套，“夕则飞砾以惧之，昼则声寇以危之，次则役媒以饵之”,搅得王妻坐卧不宁，只好嫁与杨乾夫。作者运笔如行云流水，将神汉杨乾夫先以占卜绝王妻之念，后以伪善言行骗取王妻信任，再以诸种干扰对王妻施加压力，最终达到侵业夺妻目的的“三部曲”,展现得脉络分明，清晰完整。在情节的展开中，作者并不对杨的种种恶行败德作任何评论，而只将其一言一行如实道来，便若勾勒出一幅维妙维肖的人物画象，内里透出一个居心险恶，诡计多端的卑鄙小人的卑劣灵魂。从这种不动声色的冷静描绘中，读者能从心底感受到作者那深藏的强烈而鲜明的爱憎。
对那位贪赃枉法的判官，作者也是重在记其言行。通过其“狱讼旧政，汉律在焉”的一片谎言，和对可久两番严刑拷打，收受杨乾夫贿赂的丑迹，写活了这一朝廷命官偏狭阴毒，与社会上为非作歹的小人沆瀣一气、作践百姓的罪恶。除这些不动声色的正面揭露外，作者还运用了不动声色的嘲讽笔法。如写可久还乡后第一次上告官府，因判官已收贿赂，其妻亦做伪证，他被加以“诬人之罪”,饱受酷刑。作者这时对官府的最高长官只说“尹正长厚，不能辨奸”,看似是为其错判辩白，实则是告诉世人：不辨奸伪的所谓“忠厚长官”,与民无补无益，他只能为恶人张目，使好人遭殃，个中的辛辣讥讽，耐人寻味。
本篇的细节描写相当出色。如前所述杨乾夫诓诱王妻的经过，一波三折，环环相接，其中杨某初萌歹计的心理活动，以假乱真的两次占卜、笑里藏刀的伪善劝慰，对王妻施以“飞砾、声寇、役媒”的种种压力，均描摹准确而精细。可久一次败诉遭庭刑，“痛绳其背，肩扶出疆”,“冤楚相萦，殆将溘尽”,“命丝未绝”;二次败诉后又被“裂𦟘(肩背上的肉)”、“配邑(发配到遥远之地)”,“双眦流血，两目枯焉”。这些细节，作者写来笔端含情，但绝不做任何夸饰，却让读者读之有一种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之感，这显然得力于作者那精细的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
本文以现实主义的描写为主，文末却也闪射出浪漫主义的光华。崔碣到任后，“揽辔观风之三日，潜命就役所出可久以至”。他在听取了可久的申诉，准确掌握案情后，“乃敕吏掩(突然逮捕)乾夫一家，兼索鞫吏(判官),同梏其颈”,“收录家产，手授可久”,并对这起冤案的泡制者杨乾夫和前任判官严正判决：“擢发折足，同瘗(埋)一坎。”这时，作者一反前文那种冷静客观的笔调，激奋地写到：结案之前，“黳云复郁”,“断狱之日，阳轮洞开，通逵(大道)相庆，有出涕者。”这种抒情的描写，使读者阅前文时叹恶人当道，官府昏庸，沉冤难申的压抑心情一扫而光，精神为之一振。而这里把清官断案，喻为“阳轮顿开”,则启了后人称誉清官为“青天”一说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