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风波二首》

攻书学剑能几何，争如沙塞骋偻啰？手执绿沉枪似铁，明月，龙泉三尺斩新磨。 堪羡昔时军伍，谩夸儒士德能多。四塞忽闻狼烟起，问儒士，谁人敢去定风波？

征战偻啰未足多，儒士偻啰转更加。三策张良非恶弱，谋略，汉兴楚灭本由他。 项羽翘据无路，酒后难消一曲歌。霸王虞姬皆自刎，当本，便知儒士定风波。

——任二北《敦煌曲校录》

这两首词，从文字表达的意义来看，当是两个人的对唱。其作者，是下层社会的一位儒士。因不满于当时社会重武轻文，“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的风尚，便借歌伶之口，在娱乐场上为书生正名，为文人吐气。写作年代，虽不可确考，但从那充满为国靖边戡乱，建功立业的自信心，从那豪迈雄健、明朗俊爽的格调看，可知其为初、盛唐之作。二词原抄件今藏于巴黎图书馆，舛讹颇多。此处所录，是依据任二北先生《敦煌曲校录》校订过的文字。

词中摹写人物口吻，惟妙惟肖，生动传神。第一首以武士的口气来写。一开头，便把儒士所推崇的生活贬得一钱不值：你们文人成天攻读诗书，挥舞两下子防身宝剑，能有多大的出息？怎能比得上我们这些驰骋沙场、在边塞大显身手的武士们呢！试看，我们手执如铁一般坚实的长枪，三尺宝剑磨得锃亮，如同明月，闪着寒光。在这里，武士贬低文人，正是为了炫耀自己。刻意去描写武器的精良，正是为了表现武士们的骁勇强悍，威风凛凛。这一侧笔曲写，比正面的描绘人物更见神采。武士得意非凡的神态跃然纸上。然而，武士仍觉未能尽兴。下阕又从世人的反映及于国的功德，进一步地贬抑儒生：过去立下了战功的军人们是多么令人羡慕，不要再瞎吹嘘什么文人的德行与才能了。如今如果突然边疆四面燃起了烽火，问你们这些文人，哪个有勇气去平息战乱？其言外之意是：国家的安危还是要靠我们，你们这些文人，简直就是一群无用的废物。

武士的最后一问，问题不仅牵扯着文武地位的高低荣辱，更关系到国家的戡乱和儒士的人格与尊严，儒士再不能含笑不答以示雅量了。而武士那咄咄逼人的语气，简直就把儒士赶到了绝路。炫耀武功，非自己所长；硬充好汉，以文弱之躯厮杀疆场？那无异于羔羊自投虎狼。自认怯懦无能，低头退缩，甘于作对国家无用的废人？又断然不能。武士的问题如何回答，真是令他进退两难。可是民歌作者精心结撰，在第二首中以儒士的身份作了巧妙的回答：

“你们武士的那点能耐有什么值得夸耀，我们文人的本领要远远超出你们之上！”针锋相对， “儒士”一上来，也抛出两句大话，对“武士”反唇相讥。紧接着他旁征博引，侧重剖析武士之勇是匹夫之勇，儒士之谋才是大智大勇；借用历史史实，说明着文人用谋可使力能扛鼎的勇者死无用武之地！请看：汉高祖手下的谋士张良，他虽然体弱多病，从不曾率兵冲锋陷阵，但因着他有“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史记·留侯世家》)的才能，在楚汉相争中，在楚强汉弱的局面下，他能以弱胜强，兴汉灭楚，一举夺得天下。这一切，全都多亏了他的谋略。事实胜于雄辩，“儒士”用妇孺尽知的史实，只轻轻地一驳，便以“四两拨千斤”之力击退了“武士”的猛烈进攻，占据了上风。下阕就势进行反击：楚霸王“力拔山兮气盖世”(《史记·项羽本记》载《垓下歌》)可谓勇武无比，无敌于天下。然而，面对张良的谋略，他还不是落得个四面楚歌、走投无路么？爱姬虞美人，为了激励他与汉争战，自刎于军帐之前；楚霸王本人也落得个自刎于乌江的可怜下场！引古正是为了论今。 “儒士”的弦外之音异常明确：像楚霸王那样的武功，你们哪个能赶得上？他的结局尚且如此，你们就更不值得一提了。匹夫之勇，何足挂齿！至此，正反两方面的论证皆已完成， “便知儒士定风波”的结论已昭然若揭。从而揭示出儒士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题旨。

这两首词，充满了喜剧式的争执气氛，神情活现地表现出“武士”争强好胜的性格，也表现了“儒士”机智睿敏的个性。语言生动传神，人物质朴可爱，洋溢着蓬勃奋发，昂扬向上的进取精神，带着浓重的“盛唐气象”和民歌色彩。而艺术构思则异常精巧，一波三折，起伏跌宕，生动活泼，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