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庵文录》序

道光二十有一载^①，礼部仪制司主事仁和龚君卒于丹阳^②。越明年夏，其孤橙^③抱其遗书来扬州，就正于其执友邵阳魏源。源既论定其中程者，校正其章句违合者， 凡得文若干篇， 为十有二卷，题曰《定庵文录》，又辑其考证、杂著、诗词十有二卷，题曰《定庵外录》，皆可杀青^④付缮写。

昔越女之论剑曰： “臣非有所受于人也，而忽然得之。”^⑤夫忽然得之者，地不能囿， 天不能嬗^⑥， 父兄师友不能佑。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 则所复愈大， 大者复于古，古者复于本。若君之学，谓能复于本乎？所不敢知。要其复于古也决矣。阴阳之道，偏胜者强。自孔门七十子之徒， 德行、言语、政事、文学^⑦， 已不能兼谊。其后分散诸国， 言语家流为宋玉、唐勒、景差^⑧，益与道分裂。荀况氏、扬雄氏亦皆从词赋入经术， 因文见道，或毗阳则驳于质， 或毗阴则愦于事^⑨。徒以去圣未远，为圣舌人^⑩， 故至今其言犹立。矧⁽¹¹⁾生百世之下， 能为百世以上之语者， 能骀宕⁽¹²⁾百世以下之魂魄， 春如古春， 秋如古秋， 与圣诏告王献酬⁽¹³⁾，躏勒、差而出入况、雄， 其所复讵不大哉！火日外景则内暗，金水内景则外暗⁽¹⁴⁾，外暗斯内照愈专。君愦于外事，而文字窔⁽¹⁵⁾奥洞辟， 自成宇宙， 其金水内景者欤？虽锢之深渊，缄以铁石，土花绣蚀，千百载后， 发硎出之， 相对犹如坐三代上。

君名自珍，更名鞏祚， 字璱人， 浙之仁和人。于经通《公羊春秋》^⒃，于史长西北舆地，其文以六书小学^⒄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药石为厓郭⁽¹⁸⁾，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晚犹好西方之书⁽¹⁹⁾，自谓造深微云。自其先世祖父至君三世，皆以进士官礼曹。君二子，长子橙，以文学世其家。

邵阳魏源叙。

(清宣统元年国学扶轮社刊本《古微堂外集》卷三)

注释 ①道光二十有一载——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②“礼部仪制”句——龚自珍是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官至内阁中书、礼部主事。后辞官南下，客死丹阳云阳书院。③其孤橙——龚自珍长子龚孝拱。橙，原作“”，孝拱涂改为“橙”。④杀青——《后汉书·吴祐传》：“恢(祐父)欲杀青简以写经书。”李贤注：“以火炙简令汗，取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谓汗简。”后泛指书籍写定。⑤“臣非有所受”句——出自《吴赵春秋》卷五。春秋越王勾践时，赵国处女善剑术，越王问曰： “夫剑之道如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长于无人之野， 无道不习，不达诸侯，窃好击之道，诵之不休，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 ⑥嬗——通“禅”。这里是传授的意思。⑦“自孔门”二句——《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说明“孔门七十之徒”各有专长。⑧宋玉、唐勒、景差——《史记·屈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⑨“或毗阳”二句——语本《庄子·在宥》：“人大喜邪毗于阳，大怒邪毗于阴。阴阳并毗，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和哉？”毗(pi)，偏附。⑩舌人——周代的翻译官名。见《国语·周语》。⑾矧(shen)——况且。⑿骀宕——放荡。⒀告王献酬——告王，《诗·大雅·江汉》：“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孔疏：“告其成功于宣王也。”献酬，主人敬酒于宾客。《诗·小雅·楚茨》：“为宾为客，献酬交错。” ⒁“火日外景” 二句——《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篇》：“参曾闻之夫子曰： ‘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明者，吐气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内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内景。’”⒂窔(yao)——幽深。⒃《公羊春秋》——《春秋》三传之一《公羊传》。⒄六书小学——六书，六种造字方法，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又指王莽时六种字体，即古文、奇字、篆书、左书、缪篆、鸟虫书。小学，汉代对文字学的称呼，因儿童入小学先学文字，故名。⒅厓郭——厓，边；郭，外框、外壳。⒆西方之书——这里指佛经。

赏析 这是一篇为朋友的遗作写的序文，对《定庵文录》的由来，对作者的生平、事迹、家世作了简要介绍，而其主体则是对龚自珍作品的评价。

清代后期文坛，派别林立，各有传承，然而以成就论，却无疑走着一条江河日下的道路。在中国古典文学走向终结之时，龚自珍的诗文却像一道灿烂的回光，照亮了清末文坛沉寂的原野。他的诗文有狂侠的豪宕之气，也有悱恻的怨抑之情；有对政治的热情，也有意欲逃禅的空寂。无论是作品的风格与内容，都很难看出他是直接受谁的传承，依傍谁人的门户。龚自珍就是龚自珍，他的一切作品都带有自己强烈、独特的个性色彩。在清末“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文坛上，他仿佛是横空出世。因此，魏源引用越女论剑语，说他是“忽然得之”，这就不仅是对龚自珍诗文成就的赞叹，同时也指出了龚自珍不同流俗的风格。

魏源认为：“夫忽然得之，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则所复越大。”也就是说，那种不依傍他人门户、卓然独立的作品，大多是对于谣俗、风土、乃至时代的反拨，其方向则是“复于古”， 乃至“复于本”，而龚自珍则“要其复于古也决矣”。魏源并不是个盲目崇古者，他曾说过： “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绳古，是为诬古。”他特别喜欢先秦时代的著作，但喜欢的原因，正是因为其能做到“文以载道”，用文字载记下对于时代的思考，里面跳动的是时代的脉搏，具有生生不息的时代精神。随着时代的推移，“言语家”也即文字之士“益与道分裂”，作品也就难以达到先秦那样的思想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统一了。因此，魏源对于“复于古”的肯定，是对先秦文道紧密契合及关注时代精神的肯定，而绝不是在文字上、风格上对古代的模拟效法。魏源对龚自珍所下的“要其复于古也决矣”的判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做出的，是对于龚自珍能够跨越千载而承接真正的文道，亦即既注重传统又注重时代精神的肯定。

魏源在龚自珍诗文诸特点中拈出“文”与“道”的完美结合，无疑是抓住了定庵其人其文的特质。龚自珍之成为龚自珍，绝不仅仅在于其诗文成就，在更重要的意义上，他是一位思想家，他有着对世事的敏锐洞察： “当嘉、道间，举国醉梦于承平，而定庵忧之，儳然若不可终日。”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他是首批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之一，是中国思想解放的先驱与向导。诚如梁启超所说：“晚清思想之解放， 自珍确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 (《清代学术概论》)他是一位诗文大家，更是一位思想大家。作为思想家，魏源敏锐地意识到了定庵诗文中所蕴含的深刻思考。抓住了这一点，也就把龚自珍与一般“雕虫篆刻”沉溺于诗文的文士区别开来。

序文还对龚自珍何以能创作出这样的不朽篇章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用“火日外景则内暗，金水内景则外暗，外暗斯内照愈专”的道理来说明，龚氏之所以有如此之高的文学成就，与其生平的不得意是分不开的。这种解释显然是有其合理性的：一方面，假如龚自珍官场得意，那么自然没有那么多的余暇为文，留下来的文章当多是奏疏一类的官样文章；另一方面，文学是心灵的载记，假若官场得志，没有爱国无力、报国无门的悲愤与忧怨， 与不得已留连情场、放浪形骸的诗酒生涯，写出那么多饱含激情的诗文也是不可能的。一部《定庵文录》就是一部定庵心路历程的载记，它与定庵的经历当然有割不断的联系。